三

上面説到，韓愈所撰墓誌有4方見於出土石刻墓誌，除前述3方外，還有一方是裴復墓誌，見《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59-360頁：墓誌拓片見《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二册28頁；録文見《唐代墓誌彙編》元和〇二三。

此方墓誌我們將石刻墓誌全文録出，文集所收墓誌的不同處標在括弧内，即：

唐故（《集》没有“唐故”）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集》作“二”）遷至待（《集》作“侍”）御史，入朝曆（《集》作“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形（《集》作“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克（《集》作“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吊，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别而有恩，曆（《集》作“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色（《集》作“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禄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對照前3方墓誌，感覺這方出土的石刻墓誌很可疑，因爲以上我們所説文集墓誌與石刻墓誌的幾點不同，這裏都看不到，兩相比較，兩種墓誌只有“三”“二”、“克”“充”、“色”“私”3個字的不同，而這3個字均可能是手誤造成的，其他如撰寫者韓愈的姓名官銜，石刻墓誌中没有；家人情况的增加，石刻墓誌中也没有[749]，此外，歷某某任官的“歷”都錯寫作“曆”；侍御史錯寫成“待御史”；刑部錯寫成“形部”（這些屬當時人很少寫錯的字）；平闕方面，雖然有“代宗”“上”“詔”等字樣，但石刻墓誌没有一處闕字[750]，因此，由以上3方墓誌得出來的文集墓誌與石刻墓誌異同比較結論看，此方墓誌很可疑，很可能是依據韓愈文集中的文字刻出來的，並非真正出土的石刻文字，當然，也可能當時就是依據原稿刊刻，未作任何增改，但是，即使真的只是依據原稿刻的，起碼也應刻上撰者韓愈的大名以利傳世，之所以不刻，或許是因爲刻石者（或作僞者，總之非當時人）不知道韓愈當時的官銜，又怕刻錯，只好寧可不刻，所以我以爲，這方墓誌作僞的可能還是很大的。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袪僞》接受吴式芬等人意見，對“曆（歷）”“形（刑）”等訛字深表疑惑，故而認爲這方墓誌是僞作，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硏究》在轉述了他們的看法後，認爲這些文字的錯訛應該是書手刻工疏陋的結果，“不能據此證僞”[751]，我以爲這些文字錯訛確實可能是書或刻之誤，但若依本文上面的分析，這方墓誌没有作者韓愈官銜姓名，没有平闕，與文集中的誌文幾乎完全一致，還是比較可疑，僞作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