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之用与色诺芬的教导

古典希腊史学三大师中的最后一位是色诺芬。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雅典贵族，苏格拉底的学生，参加雇佣军去小亚服役，回来后被判处流放。他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回忆苏格拉底》《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长征记》《希腊史》《论雅典的收入》等。色诺芬是西塞罗笔下的典范作家，公元3世纪的古希腊学者拉尔修在编订《希腊名哲言行录》时，还称誉色诺芬：“他的教导闪耀着多么明亮的光芒！苏格拉底的智慧在他身上体现得多么清晰。”

但是，19世纪以后，史家对于色诺芬的评价偏低。著名的大学者伯里在其《希腊史学家》中说：“他是少数留下了大量作品的古典希腊史家，但他名不副实。无论在史学还是在哲学方面，他都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他根本无法理解修昔底德的方法，一如他无法明白苏格拉底的说教。他有很好的文学天分，多种多样的作品，使他在希腊文学史上算个人物。但是他的理解力平平，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他生活在今天，最多不过一名高级记者和宣传干事，可能会发表战地通讯，写作普通英雄人物的传记。作为历史学家，也就能写写回忆录。”

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于色诺芬的关注又重新多了起来，色诺芬甚至成为政治思想史上的热门人物之一。对色诺芬的接受史，为何如此起伏不定呢？人物的声誉是与当时流行的评价标准密切相关的，因此有必要先考察古代希腊史学评论的标准为何。

修昔底德之后，历史写作都得追求历史真实，以便传之久远。但是，这种历史真实并不仅仅要与事实相符，而且还要让读者相信，使之成为符合人性的“逻辑真实”。为此，历史学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第一，为了与事实相符，历史学家必须要亲眼目睹。希罗多德为了收集史料，依靠所见，控制史源，由所见到所闻，收集历史故事。修昔底德则不仅全面依赖于亲眼目睹，而且还费心地对这些见证进行考证，提供真相。为了收集到史料，在缺乏图书馆的古代，他们都得到处行走，收集见闻。许多史家因为被流放也不得不“旅行”。因此，旅行成为古代希腊史家修史必备的准备工作。文论家琉善总结说：“收集资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学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为此，学习历史写作的人应该“在军营里呆过，观看过军士们，见识过他们被操练、被指导，了解武器和装备，知道集合，知道行进，知道阵势，知道骑兵，也要知道冲锋和包围的意思。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说，他不应该在家里蹲着，主要靠别人转述。”[39]为了获得第一手的史料，历史学家有意无意之间要走出去。如同发光体一样，行踪所至，照亮所经行的世界。

第二，为了能够理解所收集到的史料，透过纷繁错综的历史现象，发现其中的历史实质，历史学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尤其是要对政治、道德有所研究。否则缺乏足够的折中、取舍史料的能力，难以在众多私家记载的竞争中胜出。琉善在上述《论撰史》中说得好：“必须有洞察力，有从政才能——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且具有一些武人气质（当然这并不排斥文人气质）和一些军事经验。”如果能够进一步对于根本性问题有所了解，知道人生的目的、成功的素质、失败的原因等等，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使得自己的写作更加具有符合人性的逻辑真实，就能够传之久远。为此，也需要一定的哲学修养，至少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了解人性。

第三，为了表述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和理解的历史现象，历史学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这种修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能够写作演说。演说不仅体现处理军国大事的奇策良谋，需要作者具备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而且其表现手法关乎文辞，需要长期的修辞练习。此外，“其文则史”，史学撰述需要一定的文采，至少要用平白晓畅的文笔进行叙事。诚如琉善在《论撰史》中所言：“应该有沉着的态度，材料应该均匀而细密，词汇应该妇孺皆知，叙述应该尽可能地清楚。”

如果从这三个素质来看，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似乎是最佳人选。他早年追随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作了一些对话体的苏格拉底派哲学作品，还参加过雇佣兵，在率领雇佣兵归来之后，又在斯巴达统帅阿格西劳斯麾下与波斯人和雅典人作战，具备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写作了《论骑术》《论骑兵统领》等。归国之后即被流放，长期定居于城邦之外，到晚年才归国定居。行踪所至，见闻日多，见多识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从那时（被流放）起他四处结交并款待朋友，还不停地写作他的历史著作。”[40]

《长征记》取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讲述自己当年如何参加波斯雇佣军，如何在王位争夺战失败后，率领约一万希腊将士归国的传奇经历。文笔平易晓畅，词汇妇孺皆知，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学习古希腊语语法之后晋阶的必读作品，影响极其深远。他本人也被称誉为“阿提卡的缪斯”。他仿效史诗，从事情的中间开始叙述，“大流士和帕莉萨蒂斯生有二子，长名……”这一写法也在《希腊史》中得到了贯彻，“一些日子之后，希摩卡里率领一支小舰队从雅典赶来，随后……”这种写法，还得到了许多人的模仿，如琉善在《论撰史》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自称效法色诺芬。”

如果结合《希腊史》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色诺芬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成功地借鉴了史诗，而且还创造了一种私家修史的接力模式。在《希腊史》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双方都似乎胜利了，但谁都没有多得一寸土地，从而比战前更好。不确定性和混乱占了上风，且十倍于战前。我至此搁笔，有待贤哲续写。”色诺芬呼唤其他史家续写《希腊史》，如同他自己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

在今人的眼中，色诺芬的《希腊史》不仅主要依靠个人见闻，内容散漫，而且还有严重的偏见，歪曲历史真相。但是，如果从当时人的标准来看，他提供了非常富有教导价值的真实的历史叙述，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所有写作中。《希腊史》提供了对当时国际局势、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等多种政治体制的分析；《长征记》提供了将军的培养模式；而《居鲁士的教育》则提供了理想政治领袖的成长模式；等等。

为此，色诺芬的写作也需要充分利用“言说”。他不仅发展了修昔底德对“演说”的偏好和充分利用，而且迎合了当时希腊读者的预期。正是通过大量的言说，色诺芬得以塑造一个个理想人物的形象。与其说这些理想人物属于历史真实，还不如说他们属于读者预期的模仿对象，是他们追求的“逻辑上的真实”。

古代史学并没有从哲学和文学分离，而是紧密相连。古代学术也没有专业的历史学家群体，评论者更多的是学者和文人，他们衡量历史作品的标准，除了“如实的真实”之外，还有更加多元化的标准。只要是讲述发生过的史事，其所言之“大义”和叙事之“文笔”都十分重要，不仅可以扩大读者群，而且还能传之久远。色诺芬的作品几乎都保留了下来，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称为三大师，绝非偶然。但是，世易时移，随着19世纪专业史学的发展，现代历史学家用专业化的眼光，从比较单一的标准——是否有丰富的原始史料，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现象——去评判古人。在这种标准之下，色诺芬所擅长的“个人成长”型历史故事，不再能满足收集原始资料、探索时代特征的现代史家的需求。其名声随即陡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