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考据的新机制
希罗多德虽然主要收集古代波斯帝国的史事，向希腊人转述古代东方国家的悠久历史，但是因为受到雅典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雅典喜剧的影响，他将庞杂的地方传说整合进一部歌颂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大陆城邦的喜剧。通过讲述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冲突，他证明自由的希腊城邦成功抵抗了波斯帝国的侵略，从而迎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雅典帝国和斯巴达霸权的需求。希罗多德以庞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希腊和波斯两军实力的对比，故意夸大波斯的军队数量。但是他提供的舰队总数与喜剧家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5）所创作的《波斯人》中的数据一致，“希腊人约只有三百只军舰，此外还有十只精选的；至于国王呢，我清清楚楚知道他有一千只战舰和二百零七只快船”。[32]
希罗多德也为雅典知识界提供了大量的学习对象和知识，迎合了当时所需。希腊大陆知识分子渴望了解东方历史，积极学习东方文化。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5—前385）专门写作《云》以讽刺雅典革新派哲学家苏格拉底，但是也间接说明了当时流行的学习热情。“可是人老了，记性太差，理解力也迟钝了，我怎么学得会逻辑的精微奥妙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得去！”[33]在歌颂苏格拉底的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东方文化，学习来自小亚希腊城邦的自然哲学，如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等。“年轻的时候，我对自然哲学有着极大的热情。……我听某人说，他读阿那克萨戈拉的一本书，书上断言产生秩序的是心灵，它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这种解释使我高兴，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是正确的，心灵应当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我一刻也不耽误地搞来了那些书，开始尽快地阅读，以便尽可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和较好的。”[34]
在学习东方文化的同时，希腊大陆学者们结合实际，大胆创新。柏拉图接着说，在狂热地阅读阿那克萨戈拉的书之后，苏格拉底发现“这个希望是多么美妙啊，但它马上就破灭了”。鉴于小亚城邦的学者“不能区别事物的原因和条件”，苏格拉底想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即抛弃各种具象，假定存在“绝对类型”这种终极原因。美人之所以美，是因为她分享了绝对的美。对于人来说，这种绝对类型就是“灵魂”，为了免于对其“将来命运的担忧”，必须“生前抛弃肉体的快乐和装饰”，“献身于获得知识的快乐，以此使他的灵魂不是拥有借来的美，而是拥有他自身的美，使他的灵魂拥有自制、良善、勇敢、自由、真理，使他自己适宜旅行去另外一个世界”。
对于史学来说，这种文化探索打开了一扇大门。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史学虽然繁复，但是总体来讲，视野局限于现实世界，以世俗成败论英雄，历史多半是“成功者”的赞歌。希罗多德试图超越这种局限性，《历史》开卷就说：“不管人间的城邦是大是小，我是要同样地加以叙述的。”其原因在于：“我相信，人间的幸福是绝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但是，他主要以喜剧的程式描述人类的功业。他描写波斯的失败，也还是来彰显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捍卫自由的丰功伟业。而真正超越“世俗成败论英雄”的教条，浓墨重彩地描述历史灾难的人，则是他的后辈修昔底德（Thucydies，约公元前465—前405）。
修昔底德身为帝王之苗裔，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智者的门徒，通过在法庭担任辩护而成名。他后来担任雅典将军，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为贻误军机而被流放20年。不仅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从此由盛转衰，而且似乎他的祖国雅典也与他一道在经历着这种变化。为了描写这一历史活剧，他创作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如其开篇第一句话所言：“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大战，比过去曾经发生的任何战争都更有叙述的价值。”
现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没有写完，第一卷算是理论卷，讲述写作理由和方法，分析战争起因乃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七章，每卷讲述约三年的战事。第六、七卷讲述雅典的西西里远征。第八卷为草稿。
在希罗多德描写的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开始发展为帝国，不仅实力强大，而且还自诩为希腊各邦政治的学校和灯塔。雅典的强大导致了前后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帝国和斯巴达联盟为争夺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而战。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修昔底德的命运，也改变了雅典的国运。“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是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的党争所致；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他们有些是在战争中，有些是在党争中被杀死的。流传下来的某些怪诞的古老的故事但并未得到经验证实的，突然间不能不使人相信了。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是空前的；日食发生的频繁程度超过历史记载；各地普遍发生过严重的旱灾，继而是饥馑；惨绝人寰的瘟疫发生了，它所伤害的生命最多。所有这一切灾难都和战争一起降临到希腊。”[35]
描写灾难在雅典文化生活中非常流行，悲剧就是最集中的表现体裁。雅典悲剧家相互竞争，争夺桂冠、名次的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甚至在《蛙》剧中嘲讽三大悲剧家死后在地下世界的竞逐，称之为“艺术的伟大的竞赛开始了”。
修昔底德似乎从悲剧中吸取了不少写作元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悲剧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人们对战争结局的推测与战争实际结局之间截然相反；历史人物的品德与命运之间极不对称。在作品的开篇，修昔底德通过伯里克利的嘴，通过斯巴达人的顾虑，充分说明人们相信战争的胜利属于雅典帝国。随着叙事的展开，他逐渐引导读者认识到战争的实际结局却与之相反。在描述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大悲剧的第七卷中，他着重刻画了胜利预期逐渐向战争失利的征兆、远征初期的顺利向失败的转变。在其中，他更加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雅典统帅尼基阿斯个人的悲剧命运，“在与我同时代的所有希腊人中，尼基阿斯这样的人是最不应当遭逢这种厄运的人，因为他一生都专注于道德修养，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具体的行文中，修昔底德充分借鉴悲剧的写作手法，依靠突然的变化来推进叙事，恰如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对悲剧手法的总结：“只要有布局，即情节有安排，一定更能产生悲剧的效果。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意外的转变’。”作为雅典统领军队、坐镇一方的将领，修昔底德在叙事中充分展示了“兵者，诡道也”这条原则，他一般先铺叙失利一方的预期，然后突然引入最终胜利一方与对方预期相反的计划，引导读者认同于悲剧的发生。在描写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两卷中，这一手法运用得最为娴熟。让读者不能掩卷，掩卷之后也复长太息。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大量的演说辞，反映了当时口述流行的文化局面。贴近现实、反映日常生活的喜剧家们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在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中，雅典的文化中心正在由“乐府”转向市场和澡堂，从追求身体健美、节制欲望的阳光生活转向脸色苍白、口若悬河、放荡轻薄的夜生活。而“逞口舌之利”，讼师横行，似乎是导致人心不古的罪魁祸首。无论其效果是积极抑或消极，希腊公共文化与演说似乎互为表里。在希腊语中，政治家的本义就是“演说”，意指靠说服才能成为政治家。
据亚里士多德总结，古代希腊的演说包括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议事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其目的在于阐明议事提案的利或弊，包括赋税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法庭演说意在控告或辩护，目的在于说明公正或不公正；展示性演说意在赞颂或谴责，目的在于指出高尚或丑恶。它们都得通过使用例证或推理论证来进行说服。演说成功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演说者的品格，引导听众处于某种心境和借助于论证。演说旨在通过陈述和证明打动听众，使得他们赞同演说者的主张。[36]
希罗多德收集各地的故事，故事中的当事人也有讲话。这些讲话中也有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如大流士上台之前波斯贵族关于未来波斯政体的讨论，但这些讲话并不具备希腊演说那样的程式和内涵。真正体现雅典演说文化对于历史学的深刻影响的例子，来自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历史作品包括叙事和演说两个部分。演说几乎全部用来表达行为者对于政治、军事、外交的谋划，如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演说一样。历史人物运用它们为自己的政治策略和谋划进行劝说，对读者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在写作过程中，修昔底德大体先进行叙事，在需要演说的地方插入演说的大意以及演说效果。在叙事完结之后，作者再编撰演说，取代原来概括演说大意的叙述性文字。第八卷缺乏演说，正好反映了这一写作原则。
在撰写演说的时候，修昔底德恪守演说的规则。他在第一卷中说：“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说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就是按照演说规则来构思演说。而保持所讲的话的大意，则是历史写作中的求真。修昔底德将历史与修辞紧密结合，利用历史说服读者。他的许多演说辞广为传诵，他也被公认为大演说家，是西塞罗修辞学作品中经常会提到的人物。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说明“言”与“事”共同组成了历史叙述这辆大车的两个车轮。事为经，言属纬，言依附于事，也深化史家对事的描述。“言”作为史家思想的直接产物，与事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历史大事作为实际发生，众所周知，历史学家不能胡编乱造；但是“言”则难于记忆，不易被听众记住，使得作者的处理可以更加自由。而且作为演说的言，其功能本身就是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说服听众，史书中的“言”在历史记忆之外，还兼备两个功能：一方面使得作品与日常政治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强化史学的实用性；另一方面，“言”也可以有相当的哲学思辨性，依据某些逻辑推理的原则，针对人性进行说服推理，进行带有普遍性的思考。“事”则主要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在特定人物参与之下发生的特定史事，指向个别性。“言”与“事”的结合，最能体现史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也就是通过具体史事的讲述，思考历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乃至规律。如同修昔底德所言的：“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
修昔底德能够如此借鉴演说入史作，体现了其背后由雅典哲学提供的新的真实观。这种真实观使得“如实”，即“实际发生的真实”之外，还有一种“逻辑的真实”，即“可能发生的真实”或者“真理”。
当希腊智者们追求知识、说服他人的时候，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真实脱离了存在的束缚，进入到思想的殿堂。在演说中，“如实”的真实并不受到特别尊重，“逻辑的真实”即自圆其说更有吸引力。各种“智慧的赝品”在流行。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他提出智慧是为了探索“本性”，为获得“至善”和真理，从而了解世界的奥秘。在他看来，真实源自于“神启”，爱智者通过辩证法而近神，从而获得真理和永恒性。
苏格拉底一方面解放了现实幻象对真实的束缚，将真实从朴素的“如实”变成一个可以思辨，不断进行新认识的抽象范畴。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他为真实提供的判断标准却是“可能性”，而非“实际上”。因此，在他看来，史诗似乎要比历史叙事更加真实一些。“诗人们吟诵的时候也要有神灵的激励才有灵感，凭着神灵的恩典和缪斯们的帮助，他们往往也会道出真实的历史事实。”[37]
修昔底德无疑受到了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他对如何获得历史真实做了深入的探索。希罗多德相信所见，探寻历史纪念物背后的历史发生。修昔底德则更进一步，他的“所见”不再局限于历史遗留物，而是更多地指向“目击者”。他在第一卷开篇说道：“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证人向我提供的材料。”
但是，“亲眼目睹”并非等同于真实，相反，修昔底德认为记忆本身并不可靠，目击者的叙事又包含主观的成分，因此，真实需要“费尽心力”去考核。他在上述著名的关于其撰史方法的段落中还说道：“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因此，修昔底德的真实，并不限于“如实”，还包括经过主观评判、经过思想检验之后的“真实”，即足以说服读者，引起读者共鸣的真实叙述，或者说真理性表述。其根本前提和最终目的是对“人性”的研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他既不像哲学家们那样迷恋主观的“可能的真实性”或“绝对的真实性”，即“逻辑真实性”，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如实”，而是折中于二者之间，调和了“历史发生”与“人性”，通过记述具体的历史事件，引导读者思考抽象的道理。
这种真实观的优势在于，它既通向过去的历史发生，又通过“人性”而服务于现实。历史与现实，因为人性而密切相关。因此，修昔底德在上述关于撰史方法的段落中自豪地宣布：“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尚未完成，第八卷还是草稿，只写到公元前411年，作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作品据说是由色诺芬予以发表的。但是，这部作品却具有非凡的竞争力，成为后世史家模仿的对象和典范之作。其他写作类似题材的作品，逐渐为时间所淘汰。时至今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权威性依然无与伦比。“不应该怀疑修昔底德对真实的追求及其高超的能力，与其他史料相比，我们可以更多地信任它，问题在于我们过分依赖于他。这些材料为数不少，但经过他的整理，很好地被掩饰了整理过程……修昔底德所没有报道的，不能被视为没有发生过，如果我们有兴趣，我们有义务去填补这些空白。但是一旦他报道了某事，试图进行重新解释则并非好的方式，这样做只可能适得其反。”[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