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希腊化时期的史学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斯巴达人“感到高兴的是英雄和人的谱系，古代城邦建立的故事，简单说来也就是那些古代传说”。[41]斯巴达人的霸权使得这种历史文化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但是，斯巴达的霸权并没有维系多久，就被底比斯所摧毁，而底比斯也是旋起旋灭。在城邦混战中，“蛮族”帝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先是波斯帝国，然后是马其顿帝国。公元前396年的“大王条约”，正式确立了波斯大王干预大陆希腊政局的时代格局。半个世纪之后，马其顿帝国崛起，菲利普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雄霸希腊大陆。在他被刺身亡之后，其子亚历山大即位（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先镇压了希腊城邦的叛乱，然后率兵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始其征服天下的行程。兵锋所至，无不称臣。但他本人很快病故，在他死后，部将拥兵自重，各自为王，建立起几个希腊王国。它们之间互相攻战，互有胜负。

在古典时代被视为蛮族的波斯和马其顿先后主宰大陆希腊世界，使得传统的野蛮与文明的区分开始发生变化。相当一部分希腊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这种蛮族与希腊人文化混同的趋势。亚里士多德试图以理性程度为标准来强化野蛮与文明的区别，他的外甥卡利斯提尼作为御用史家反对亚历山大的“胡服骑射”政策，与亚历山大发生冲突，不惜叛乱，最终被杀。希腊化或者蛮族化成为相互竞逐的时代潮流。在争霸的政治局势中，希腊将军们和雇佣军们为了竞争，一方面发扬希腊文化，一方面也充分吸收当地文化，为“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写作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希腊化时期为史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机遇，以致作者蜂起，出现了大量的史学家和史学作品。后人推崇的希腊史学十大名家中，除了古典时期三大师和海拉尼库（Hellanicus，莱斯博斯人，与希罗多德同时代）之外，其余全部属于希腊化时期。他们是：菲利斯图斯（Philistus，约公元前430—前356），西西里人，写作《西西里史》，备受西塞罗的称誉，认为他是最重要的作家，写作深刻，简要动人，几乎就是修息底德的翻版。瑟奥朋普（Theopompus，生于约公元前378年），写作《希腊史》，讲述斯巴达的霸权至公元前394年；写作《菲利普史》，叙述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历史，对其人有所讥评。艾夫鲁（Ephorus，约公元前405—前330），丘米人（Cyme），写作《库马史》和《世界史》，重视目击者的叙述。阿纳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380—前320），兰萨古斯人（Lampsacus），写作《希腊史》《菲利普史》。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约与亚历山大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外甥，亚历山大的官方史家，327年因为涉嫌谋反被杀。最后是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以上史家之中还未包括创造了奥林匹亚纪年法的西西里的提麦乌（Timaeus of Sicily，约公元前345—前250）。提麦乌虽然出身于西西里，但是客居雅典。由于其独特的出身，他试图介绍地中海西部的历史和文化，并借此挑战东部的文化霸权，对雅典诸位前辈作家多有批评。从现存残篇来看，其作品颇类似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对西西里文化名人的言行进行了细致描述，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物。他虽然不被波里比乌看好，但是，西塞罗在前引《论演说家》中对他褒奖有加：“他使用的材料和思想最丰富，他的文风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修饰，他的文章已经具有雄辩的权威性。”结合后学广泛征引他的作品来看，在当时，他应该是位非常成功的史家。虽然这些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通过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们的引用或者说抄录，我们对于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写作风格多少可以有些了解。

希腊化时期的史学以“人种志”或“民族志”为其最主要的写作题材。通过旅行、实地调查收集见闻，讲述各地的人种和风俗。这早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在希腊化时期，此风更炙，各种地域文化占据着希腊化时期史家的笔端。埃及、波斯、亚美尼亚、马其顿和西西里等传统描述对象不断被重新书写，被视为世界“边缘之地”的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都被反复调查。其中有名的，如塞琉古王国的大使麦伽斯提尼出使孔雀王朝后写作的外交报告，以及其他随亚历山大东征的随军人员所写作的见闻，后来被罗马帝国时期的将军史家阿里安整理综合，作为其历史作品《亚历山大远征记》的附录流传下来。

这些人种志作品，内容广泛，重视亲身经历，具有有闻必录的倾向，但关注点较为分散，过于轻信，叙述过于繁琐，难免夸诞之辞。在波斯御前效力、任宫廷医生的希腊人克特西阿（Ctesias of Cnidus，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初）指责希罗多德所述不实，但他提供的故事，更加神奇。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述可知，提麦乌不仅详细复述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而且对各种风向、独特的器皿也大谈不已。阿布德拉的贺卡特乌（Hecataeus of Abdera，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描述埃及的时候，对各种大型建筑物，尤其是金字塔和神庙的内部结构，进行准确描述，毫无遗漏，但也显得非常琐碎。他转述当地人的介绍，更具东方神秘色彩。巴比伦人贝洛索斯（Berossus，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初）用希腊语转述当地流传的关于世界起源的传说，并介绍巴比伦的各种名胜古迹，委婉动人。赫里城的埃及祭司曼涅托应希腊人国王托勒密之请，抄录神庙记录，草拟埃及历史，也提供了不少传说故事。此类作品旨在以广见闻，有些俚而不俗。因此，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评价说，行文之处，今不如昔。“早期作家注重行文，而后来者则有所忽略，从而留下的作品难以卒读，如弗拉尔库（Phylarchus）、杜里斯（Duris）、波利比乌斯、德米提乌（Demetrius of Callatis）、杰罗尼姆（Hieronymus）、安提戈努（Antigonus）、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赫格齐亚纳克斯（Hegesianax）以及其他许多人，即便用一整天的时间都说不完。”[42]

或许，既夸诞又琐细的文风，是这些作品没有直接传承下来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们的写作内容或多或少通过后人的引用得以保留，我们似乎可以推断，缺乏符合时代潮流的重大主题，是导致其不传的更为关键性的根源。私家修史蜂起的背景之下，争取读者的竞争必然相当激烈，史家们往往开篇就得强调自己的写作主题非常重要，以便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希腊化时期的战争多为小规模的战争，对世界历史影响不大，围绕这些小型战争而撰写的战争史，自然难以吸引读者的眼球。更何况，波利比乌斯成功地写作了《通史》（或称《史记》《罗马史》），用罗马兴起这样宏大的命题将多场战争结合起来叙述，从而改变了古代战争史的主题。他在《通史》开篇即说：“我的主题本身太重要了，大家要关心我的研究。”由于作为人质作客罗马，他有机会观察到当时所稀缺的新的宏大历史主题：罗马兴起给地中海世界所带来的巨变。他运用希腊化时期史家的细腻笔触，与这一宏大历史题材结合，创作出传世名篇《通史》。

波利比乌斯出身外交世家，随着希腊诸邦被罗马征服，作为人质来到罗马。随后，他被延聘为罗马贵族西皮阿家族的家庭教师，从此与学生小西皮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icanus）的政治军事生涯密切相联，也见证了罗马共和国的扩张，尤其是控制整个地中海的关键性时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他敏锐地发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罗马统治了整个“人类世界”，并决心对此加以记录。他在《通史》开篇说：“波斯人一旦走出亚洲，是否还是一个帝国，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斯巴达称霸不过12年，马其顿也只占有人类世界的一小部分……而罗马人征服了整个人类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波利比乌斯继承希腊传统，对作品的“断限”即记录的历史时间进行了具体说明。自色诺芬之后，续写历史成为历史写作中的一项传统，这使得历史断限问题成为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视之为第二重要的历史写作要素，加以讨论。波利比乌斯虽然批评了他的前辈——西西里的提麦乌，但还是决定续写他的作品，以罗马人跨海冲出意大利、远征西西里为起点。“这是提麦乌的《历史》的终结点，发生于第129届奥林匹亚期间”。波利比乌斯对他的选择的合理性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因为“如果开篇的事件不为人知，或者存有争议，随后的事件就无法令人信服。如果对于开篇的事件存有定论，那么此后的叙事就会清晰多了”。[43]

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的主题：以何种方式，凭借哪种政策，罗马使整个人类世界臣服于它。全书以历史叙事为脉络，以分析和评论为辅翼，彰显这一核心主题，从罗马的混合政体、罗马将士的品格、命运的眷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从而将罗马史置于人类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也为罗马控制的人类世界的出现进行了历史必然性论证。通过对近百年罗马征服史的系统回顾，波利比乌斯有力地回应了当时希腊知识界争论热烈的话题：罗马统治地中海是受命运女神青睐的偶然性事件，还是历史必然的结果。用当时的话语来说，是凭借武力还是基于德行？波利比乌斯也开创了一个此后两千余年不息的历史话题：罗马的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