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读书人与读书概况
了解了唐诗创作和诗人代群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对唐代诗人生活、创作背景有一个总体的认知。从这一讲开始，我们重点来谈一下唐代诗人的生活。
唐代诗人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境遇，其间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不妨碍我们从大多数诗人的生活方式中，总结出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样式。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经和广西师范大学的李乃龙教授，合作了三本小书，分别对唐代文人的精神风貌、仕宦生涯、生活样态作了些介绍。现在我就在这几部小书的基础上，根据我们这门课的特点，先来谈一下唐代文人读书的情况。
说起读书人，有必要从他们的社会文化序列说起。从政治角度看，封建政治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小农基础之上。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而商业尽管便利民生，但它是以盈利为终极目的的。商人的眼光围绕的是一个“钱”字、一个“利”字，这样就有悖于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了。同时，商人的流动性大，不太容易管理，所以，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一向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顺理成章的社会序列，就形成了“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也就是说士居于“四民”之首，而工、商则居于“四民”之末。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早就把人给分成了两类，或劳心，或劳力，用《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通俗点说，这里的“劳心者”，就是有知识的读书人，这里的“劳力者”，就是下苦力的农工百姓。由于要治人，这些“劳心者”就肩负着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修齐治平”。“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做官掌权，只有有了权位，你才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自己的政治才能。然而官位却是有限的，而读书人又是众多的，什么样的读书人才能够走上仕进之途，才能够做官？答案非常明确，就是孔夫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一句话，叫作“学而优则仕”，学习只有达到优异的程度，你才能够做官。这样一来，就给天下的士子指出了一条必须通过苦读，才有希望达到自己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成为中国人歆羡“书香门第”的深层心理机制。
到了唐代，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读书人更被抬到一个新的高度，政府的官员乃至宰相都是由读书人来担任的，特别是由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了的这些人来担任的，所以科举考试就非常重要了。关于科举考试，我们下面还要详谈，这里只指出一点。根据史书记载，如《新唐书·选举志》《大唐六典》，我们可以知道科举考试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有一条指出：“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也就是说，做工的、经商的人家的子弟，是不能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不仅不能够入仕，而且连士人的边都挨不上。由此可见唐代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之低下，尽管这些人在经济上比较富足。
由于做工经商不能入仕，所以对青年人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家子弟来说，读书就成了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既然在读书人的面前摆着一条可以通过读书而飞黄腾达的大道，那么普通人家的家长自然非常歆羡这样一条道路，“望子成龙”，督责孩子刻苦勤读，悬梁刺股，不敢稍有懈怠。中唐的文学大家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诗题叫《符读书城南》。符，是他的儿子。当时，韩愈在自己的城南别业，为了劝导儿子刻苦读书，便借此诗讲了一番只有苦读才能做人上人的道理：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人，就在于你肚子里边有诗书。诗书是通过什么才得到的呢？是通过勤奋、勤勉。如果你不勤奋、不刻苦，那么你的肚子里面就会空空如也。空空如也之后会出现什么结局呢？就会出现尊卑高下的极大分化。所以他后边接着又说：
到了30岁的时候，也就是而立之年，学养就基本上成就了，这个时候，高下优劣，马上就分判出来。学习好的人，可以像龙一样飞腾在天，学习差的人，就像爬行在地上的猪或蛤蟆一样，无人顾视。换句话说，学习差者就好比任人拿鞭子敲打的马前卒，而学习优者则可以在高堂华屋享受富贵，享受公相之类的待遇。韩愈的这样一种说法，在今人看来显得比较庸俗——不仅是今人，宋朝的人就指出过这一点，认为韩愈以功名富贵来诱导子弟，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不过，这只是后人的看法，在唐代，人们发言论事往往非常直率，不像后来的宋儒那样善于遮掩。他们宁可在浅俗的议论中表现出一种对人生真正的看法。韩愈这首诗是写给儿子的，自然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所以从他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唐代的士子们是怎么看待读书的；另一方面，唐代的这些做家长的人，是怎样去督责自己孩子读书的。而且，韩愈的这首诗，我们把它总括一下的话，实际上还是那五个字，就是“学而优则仕”，只不过韩愈把它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诗化的转述而已。
图7 清任薰《窦燕山教子图》
关于唐人读书，可以说的事情很多。我们先来谈一下唐人的书主要是在哪里读的。
一般来说，唐人第一个读书的地点是在家中，这主要是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在家读书就要求家中须有读书的条件，这对于那些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子弟来说，应该不成为大的问题。比如武则天时，官至宰相的狄仁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狄仁杰就是在家读书的。《旧唐书·狄仁杰传》载：“仁杰儿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说的是仁杰少年之时，有一个门人被害，县吏就跑到他们家里去查访。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孩子们，都跑去应对县吏的责问去了，只有狄仁杰一个人在那儿端坐不动，还在读书。县吏责备他为何不去，狄仁杰回答道：在我读的这个古书里，圣贤的那些道理都读不过来，我哪儿还有时间来应对你们这些俗吏的责问和盘查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家读书的狄仁杰，是何等的专注！
当然，也有不少人家境并不宽裕，但是他们却特别舍得掏钱来买书，在家庭的文化建设上投资，购置了非常多的书籍。实际上，这既是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出路进行投资，同时，也是为孩子的未来进行投资。《旧唐书》里记载柳公绰“家甚贫”，但是“有书千卷”。比较典型的是河南人杜兼常，杜兼常把自己并不丰裕的俸禄拿出来，购置了非常多的书籍。《南部新书》里说他聚书至万卷，而且他在每一卷后边都要题写几句话，这几句话很有意思，是这么写的：“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意思是说：我拿清廉的俸禄把书购买到家，买到家之后我还要亲自来校勘，你们这些孩子们读了这些书，就应该知道圣贤的道理，凡是把这些书卖出去或者是借给别人的，都属于不孝。这些书可是他拿从嘴巴里省出来的钱买的，所以他非常珍视，爱之如命。只有这样爱书的人，才会对孩子这样叮咛。而且他在每一卷的末尾，都要写上这三句话，三句话二十一个字，一笔一画要写上一万遍，即使打些折扣，所写的字数也非常惊人了。
杜氏能对买来的书籍进行校勘，说明他本身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和杜兼常一样，藏书很丰厚，并且自己进行校雠的，还有韦处厚、柳仲郢。柳仲郢对书的嗜爱，应该说，比他父亲，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柳公绰还要严重。他每本书都有三个藏本，一本收在书库里，一本供自己阅读，一本供孩子阅读。当时没有复印的技术，这样多的本子，每一本书都分三本，都是通过抄写而形成的。一笔一画地抄下来，而且要用楷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蝇头小楷，写起来还是非常费劲的。由此可见他对书的爱惜程度，以及对下一代读书的关爱和重视。
图8 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藏书人家的孩子可以说是坐拥书城，受到的教育就非一般的家庭所可比，如果有良好的教育条件，这些孩子以后学能成才，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唐代还有一些少年丧父的文人是由知书达理的母亲抚育成人的。父亲早亡之后，教育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这样的家庭就相当地艰难了。但是，这些文人中有相当一批通过苦读，最后成了栋梁之材。比如，《旧唐书·薛播传》就记载：薛播的伯父叫薛元暧，他娶的妻子姓林。这个林氏非同一般，她是书香门第的闺秀，自幼精通群书，特别是博涉“五经”，善写文章。元暧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以及他的侄子薛播和薛播的兄长，总共七八个人，都是林氏一手教成的。这些孩子最后都中了进士，一家出了七八位进士，这在当时非常惹人羡慕，林氏之名也就传播远近。一个妇道人家照顾这么多的孩子，最后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应该说是非常不易的，母爱、母亲教育的力量，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像中唐时期的元稹、柳宗元等，或是幼年丧父，或是父亲在外地为官，全凭母亲对他们进行早期启蒙，最后才成了著名的文学家。白居易小的时候也受过母亲的教育，而且读书特别地刻苦，他后来在《与元九书》这篇文章里，说自己“二十已来”读书的经历，白天学赋，夜里学书，抽出一些间隙又来学诗，有的时候来不及休息，以至于口舌生疮，手上、肘部都磨出了茧子，没有到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斑白如霜，牙齿也动摇了。与他的情况类似，韩愈在他的《祭十二郎文》里写自己“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头发斑白，眼睛近视，看不清书上所写的字迹，牙齿都已经活动了。韩愈还写过一首《落齿诗》，说自己“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牙齿不断地往下落，使他感觉到命不久长了。诗写得很有趣，但内里包含着一种悲哀。为什么还是中年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早衰的情况呢？当然和后天的生活境遇、个人的体质有一定关系，但是和他们早年非常辛苦读书的这段经历，恐怕也有必然的关联。
在家读书自然有说不尽的好处，但是在家读书又必须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家里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藏书以供阅读，二是家中必须有知识水平足够高且有时间施教的长辈。这两个条件恐怕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在家里读书是不是就一定可行呢？怕也未必，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不见得就能够教好自己的子弟。要么是对孩子过分溺爱，要么就是督责过严，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恨铁不成钢。这样一来，反而适得其反，就形成了欲速则不达的情况。所以，历来的家学恐怕都代替不了正规的学校。既然如此，唐代文人读书的第二个地点，就不能不是学校了。
图9 隋展子虔《授经图》
唐代学校根据等级分为几种，读书人在各等级学校的读书机会是不平等的，这受到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控制。关于学校，历史应该比较久远，从孔子兴办私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之后，中国的学校就日益繁盛起来。到了唐代，学校教育可以说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唐代的学校分几种，有中央一级的学校，有州学，有乡学，还有村学。就中央一级的学校来看，隶属于国子监的有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玄宗开元后期设置广文馆，也隶属于国子监。在这几种学里，书学、算学、律学是属于讲究各科专业知识的教育机构，类似于今天的专科学校。其余的主要以讲儒家经书为内容，类似于今天的综合性学校，它的培养目标主要是进士、明经等等一些从政人才。中央级学校的入学资格规定得很严格，一般按照父亲或者祖父官职的品阶来进行录取。比如二品以上、三品以上的学生能进哪个学校，四品、五品以上的能进哪个学校，都有严格的规定。国子学只收300人，一般是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才能够进入。太学收500人，一般是五品以上的子孙才能够进入。四门学收1300人，其中500个名额，专门留给勋官三品以上和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弟；另800个名额，留给“庶人之俊异者”，即庶人中间特别优秀的人。至于专科学校录取的人数，那就非常少了，律学只招生50人，书学和算学各招30人。
国立的教学机构就这几种，招生的人数又如此之少，一般的子弟是很难进去的。为了补充这种缺憾，就有了州学和乡学。州学和乡学的数量就非常多了，各州都有州学，各乡都有乡学。州学、乡学之下还有村学，这种村学估计就是村民们自发设置的了。在唐高宗、唐玄宗下的诏令里，就有若干兴办州学、乡学的内容，每一乡之内都要谨慎地选择师资进行教授。《太平广记》里有一篇《窦易直》，就是记载一个名叫窦易直的学生在村学学习的情况。这段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说窦易直年少的时候家境很贫寒，只能入村学就读。校舍很破陋，难以遮蔽风雨。有一天到了黄昏时分，风雪骤至，学生们都回不了家，只能挤在一起围着火堆烤火来取暖。这是一则典型的唐代偏远农村的村学生活图景。恐怕那个时候的学校，还远远没有普及到一村就有一个学校的地步，所以不少的家长只能把学生送到邻村，或者是很远的村子里的学校去读书，那么遇到这样的风雪之夜，这些孩子们就回不了家了，家长们的担心也就可想而知。
在这些村学里，学生都学些什么东西呢？相关记载不多，但是就可以找到的资料看，他们也学习当代一些著名诗人所作的诗歌。比如中唐时期，元稹在浙东任职，在平水市中亲眼看到村学的孩童们学习歌咏，一问，孩子们一起回答说：“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乐天是白居易，微之就是元稹自己。这是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里说的一段话，由此我们也就大致了解了唐代那些村学的一个基本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