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读书于山林、寺院

山林寺庙的清幽景致与师从得道高僧的诱惑，使得寺庙与俗家的读书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唐代文人多读书于山林。唐人读书的山林，主要是指建在山林中的佛寺和道观，当然也兼指山中的别墅或者是居住在山水之间的人家。关于唐代文人在山林里的读书生活，较早做出论述的是台湾学者严耕望，他的《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概述了唐代文人在山林读书的基本情形，又对读书山林的一些诗人、文学家进行了基本统计。大概有近百人，比如陈子昂、李白、岑参、李华、刘长卿、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等这样一批诗人，都曾经在山林读过书、习过业。

唐朝的寺院很多，这些寺院，多是在南朝盛极一时的崇佛之风的熏染下逐步地发展而来的。南朝的梁武帝，非常崇奉佛教，曾经数度舍身入佛，就是剃度了准备出家去，后来是他的臣子几次三番地把他给请了回来。杜牧有一首《江南春》绝句，其中有两句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480寺只是概略而言，到了唐代，就远不止这480之数了。唐武宗会昌法难，开始大规模地毁佛，据说当时天下寺庙、招提、兰若多达44000余所。

除了佛教之外，还有道教，道教把各大名山，分别列为神仙所居的“十大洞天”“七十二洞府”或者“七十二福地”，许多道观也就与佛寺为邻了。

唐代士子把寺观视为一个读书的好去处，恐怕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寺院有可供师从的大德高僧，这些高僧饱读诗书，不仅勤习佛法，而且对儒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对前来求学的士子，是可以答疑解难的。《因话录》里就记载了一个名叫刘彦范的和尚，说他“虽为沙门，早究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刘彦范被人呼为“刘九经”，那就是博览九经了。身为沙门，又对儒学这么熟悉，这样的人自然可以教授一般的学子。而且刘九经和同时的一些著名的文人颜真卿、独孤及等相互游从，跟他学习的就有数十人。由此可知，当时的一些寺院确实具有学校的性质。

有的寺院为了提高本寺的知名度，还有意识地网罗一些水平高、才识出众的士子，包括有培养前途的儿童。比如晚唐的一个诗人名叫齐己，是长沙人。当时他们家乡旁边有一个同庆寺，这个寺比较大，齐己小的时候在寺周边放牛，放牛时不忘读书吟诵，一有所得，就在牛背上写出来。僧人们发现齐己非常聪明，就劝他出家，把他给招到了寺院里，借以“壮其山门”。这个故事记载在北宋陶岳编写的《五代史补》中。

除了招募学生，寺院还有一些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就是招聘那些有通才的、知名度比较高的人士，让他们来寺院居住，或者做寺院的住持。颜真卿写过一篇文章叫《泛爱寺重修记》，其中明白地表示：我不信佛法，但是“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虽然他不是佛教中人，但是和佛教的关系很密切。中唐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诗僧叫皎然，颜真卿和皎然的关系就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举行文酒诗会。

寺院吸引士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白吃白住。家境贫寒的士子在寺院读书，可以免费随斋寄食。我们知道，佛教是以普度众生为它的基本目标的，对那些贫寒家庭的孩子免费提供食宿，还是颇有吸引力的。所以，不少贫寒子弟为了改变自己拮据的经济状况，便来到寺院，通过这样一条途径来读书，增长知识。这些在寺院里苦读的贫家子弟，有的后来还真的成了大器。据《鉴诫录》记载，有一个叫罗向的人，原籍庐州，因家里贫困，到福泉寺僧房寄足，每天随僧一食，其他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这样学了几年，出去之后很快就当上了朝廷的命官。后来他“持节归郡”，“专游福泉寺”，在寺中住了两夜，并且题诗于寺院的墙壁上。诗中有这样两句：“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鸣西上虎符归。”回想二十年前在此读书时还只是一介布衣，现如今手握虎符、威风八面地回到了当年的寺院，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应该说，这样的故地重游，既表现了罗使君的得意，也会使寺院的僧人们感到荣耀的。

另一位从寺院走出的名人叫王播，王播这个人更有特点。《唐摭言》对王播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述，说他少时孤贫，便来到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里住了下来。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倒也罢了，但是他一住就是多年，白吃白住。这样一来，僧人们就有点厌烦了。寺院的常例是先钟后食，就是先敲了钟，然后大家去吃饭。因为和尚们厌烦王播，于是就改变了一下办法，先食后钟，先把饭吃了，然后再敲钟。结果听到钟响，王播就跑到饭堂去，却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见不到了。试想一下，面对此情此景，王播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在寺院读书的这些学子除了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到学习上去，有时还要尝受“饿其体肤”的痛苦体验。后来王播也当了大官，当了大官之后，也是持节归返旧地，等到他回到寺院的时候，寺里的和尚已经把他当年题写在墙壁上的诗用碧纱蒙了起来。为什么蒙起来呢？因为现在王播的地位高了，把他的诗用碧纱给罩起来，表明对他的尊敬。王播于是在墙上又题写了两首绝句，第一首说：“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第二首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两首诗都抒发了旧地重游、不堪回首的感慨，其中第二首第二句就写了遭遇“饭后钟”的痛苦和不满。当然，这则故事虽然包含一些曲折，但其主旨在于告诉我们：王播也是通过在寺院的苦读而最后出人头地的。

寺院吸引读书人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寺庙的环境清新优雅，是读书的好场所。“天下名山僧占多”，大凡寺院所在，都是好山好水、优雅清静、与尘世几乎隔绝的地方。这样幽静的环境，自然是读书学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佛教、禅宗都重视“空”“寂”，这里的“空”和“寂”，说的既是内心，也是外界。唐代著名诗人常建有诗描写寺院的“空寂”之状，其《题破山寺后禅院》说道：“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唯余钟磬音。”这首诗，写了“空人心”的潭影，写了除钟磬音之外的万籁俱寂，特别是“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两句，深得后人赞赏，它将寺院里那种寂寥、空寂的环境刻画、渲染得十分形象。在这样幽独的环境里，不要说读书了，即使不读书，偶尔来此体验一下、品味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当然，除了环境好，山寺里的藏书一定要能够满足这些士子才行。不少寺院的藏书都是很丰富的，而士子们在寺院所读书籍也多与科举考试有直接关系。这些书籍包括经书、史书，以及历代的文章诗赋，同时还有相应的创作活动。中晚唐诗人李骘在他的《题惠山寺诗序》里就记载了在山寺读书的范围和所作诗歌数量：“肄业于惠山寺，居三岁，其所讽念：《左氏春秋》《诗》《易》及司马迁、班固史，屈原《离骚》、庄周、韩非、书记，及著歌诗数百篇。”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寺院藏书还是相当丰富的，包括经史子集等各个门类，而这样的寺院俨然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了。在寺院里除了读书，做文章、课诗赋也是士子们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要写诗作赋呢？一方面唐代有作诗的风尚，另一方面就是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规定要考试诗和赋。据载，唐代科举考试最迟到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就有考试诗歌这样一项内容了。那一年的进士考试的题目叫《终南望余雪》，按照规定，应考的诗要写成五言排律，也就是12句60个字。当年祖咏参加考试，只写了4句20个字，就是流传下来的这首：“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诗写得很好。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再写下去了，祖咏回答“意尽”，就是意思已经表达完了。虽然这首诗的篇幅比正规的要求少了2/3，但是因为写得出色，所以祖咏被特放进士及第。从那以后，进士试诗就成了定例。正是有了这些规定，所以作诗成为唐代士子在山中读书的一项必要内容。

士子们读书山林的内容还包括练习书法丹青、谙熟音律乐器等内容，这种文化熏陶提高了唐代文人的综合技艺。唐代科举考试也是要考书法的，如果你卷面写得非常潦草，那么考官首先就没有一个好的印象了，所以书法也很重要。而且在山里写字写得好，也有得到皇帝赏识的。《南部新书》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的一个文人叫柳公权，柳公权在后世的名声非常大，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在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晓。他在佛寺里看朱审画山水，朱审是一个著名的画家，画得非常好。柳公权看完画之后，就在画边题写了一首诗，诗这么写：“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诗写得不错，字写得更好，所以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吟咏和传诵。后来柳公权到一个幕府去做掌书记，因为给朝廷奏事，得到了穆宗的召见，穆宗就对他说，我曾经在佛寺看到你写的字，想你想了很长时间了，于是就给了他一个官。什么官呢？侍书学士，就是专门在朝廷里教皇亲国戚练习书法的官。

除了练习书法，士子在寺院读书时的另一项文化活动，就是观画，或者谓之为读画。因为在唐代寺院的墙壁上，往往画有很多与佛教故事相关联的图画，比如像地狱、天堂的一些变相、一些金碧山水。像《历代名画记》《图书见闻志》等等这些当时和后来的书籍里，都记载有这样一些图画的情形。观画是士子们在寺院读书之余的一个消闲的，也是增长知识的活动，在看了这样一些地狱天堂变相的图画以后，能够大大地开拓他们的想象空间。原来你在俗世之间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在这些图画中都有表现。刘禹锡有诗说起在寺院看画的情形：“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韩愈也到佛寺里看过画，他在贞元十七年（801）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曾经到洛阳北边的惠林寺出游。等到爬到山上寺院的时候，天已经黄昏了，这时候就有僧人领着他去看寺院的佛画。韩愈写了一首《山石》诗记载其事：“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僧人说那个古画画得非常好，于是拿了火把来照，看了之后，果然是天下稀有。

看画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听赏音乐。在寺院里的这些僧人，往往都精通乐理，也娴熟于弹奏，有很高的音乐水平。李白写了一首《听蜀僧濬弹琴》的诗，开篇就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首诗写得非常好，说有一个叫濬的蜀地僧人，从峨眉峰上飘然东来，来了之后，就给我弹琴。他不写弹琴，而用“一挥手”的动作大笔写意，表现了这个蜀僧弹琴的高超技巧。弹的效果怎么样呢？“一挥手”之后，就像万壑松涛在激荡鸣响一样。可以说，这首诗对蜀僧濬的弹琴技艺作了非常形象的一个表现。写在寺院听乐的还有一些人，如杨巨源写了《僧院听琴》，吴仁壁写了《秋日听僧弹琴》，而比较著名的就是中唐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中写自己在听颖师弹琴之前，那简直就是白长了两只耳朵，听到颖师弹琴之后，自己的泪水就哗哗地流下来了，以至于把衣襟都给打湿了：“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能使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动，足可见出弹奏者高超的技艺。既然僧人在寺院里修习了高超的琴技、乐理，那么，在寺院读书的士子耳濡目染，也必然会在乐理和弹奏技艺方面有所升进。这是一种文化熏陶，这种熏陶对唐代文人综合技艺的提高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以上我们粗略介绍了唐代文人读书山林的生活状况，从中起码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士人在山林读书，确实丰富了自己的学识，为日后科举考试做好了前期准备。

第二，通过这种读书和修习，养成了热爱自然的心性。试想一下，整日在青山绿水之间，看白云飘拂，听流水潺湲，其心理性情就自然化了、诗化了，远非待在城巿、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所能比。我们现在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是在学校里、在课堂里听老师讲，然后自己背、记，特别是眼下这种应试考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压抑了学生们的天性，也拘束了他们的自由，拉开了他们与自然的距离。而唐人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他们热爱自然的心性就比其他朝代，特别是比现代人要来得浓烈得多。

第三，养成了洒脱、豪迈的自由品格。这个问题和上个问题是紧密关联的。在广阔的自然界，没有长官意志，没有尘俗的干扰，独立人格、自由心性就容易得到滋养、得到勃发。在以后我们要讲的内容里，可以看到在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这种自由的心性和品格常常表露出来，从而构成了唐代文人有异于其他时代文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