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代群变化及其特点
到了盛唐时期，便进入了第三代群。这一代群，大家非常熟悉，多是一些超一流的大家，是当时诗歌领地的巨星。像“李杜”“王孟”“高岑”等等这样一些在后世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第三代群诗人，在创作中声律、风骨兼备，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玄宗年间，政治比较开明，国力空前强盛，国家的疆域也非常广阔。受时代风潮的浸染，盛唐诗人大多都走出了家门，踏上了漫游的旅途。他们仗剑去国、纵横干谒，或者寄情于大漠，或者优游于田园，挥洒出了一份空前的自信和自傲。在诗歌创作上，则主要体现为两种主导性的风格，或雄浑悲壮，或闲逸自然，兼得于风骨声韵之美。在这样一个代群里，他们的创作数量非常丰盛，而且创作质量一流。
代群中最为著名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李白以浪漫、自信、豪放的情怀创作出了大量容纳自由心灵，或飘逸洒脱或大气磅礴的歌行体诗作，而杜甫则倾注全力于格律诗的创作，特别是在七言律诗的创作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律诗在杜甫手里运用自如，营造出一个个高妙的境界，以至于盛唐的诗歌评论家殷璠在他的《河岳英灵集》的序里这样说道：“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也就是说，以开元十五年（727）为时间断限，盛唐诗人的创作在格律和风骨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比较谐美的境地。至于他们在诗歌史上的贡献，用美学家李泽厚《美的历程》中的话来说就是：李、杜二人分别代表了两种盛唐，“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依的天才抒发；那末，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这就是说，李白的创作更多地表现为破旧，是对旧有规范的一种突破；而杜甫的创作则主要在于立新，是对诗歌新形式的一种建立和确定。
图4 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以李、杜为代表的第三代群也就是盛唐诗人群的出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为唐诗增加了夺目的光彩，一方面展示出作为个体创作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则以群体的力量，合鸣出为后人所艳称的“盛唐之音”，形成了唐诗创作的一大高潮。在这个高潮之后，经过第四代群“大历十才子”的过渡，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为代表的第五代群，便接着掀起了唐诗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后人论诗有所谓“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这“三元”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为辉煌、最令人瞩目的时期的标志。其中的开元和元和，便都在唐代。
从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看，盛唐之后紧接着进入中唐。其所以由盛入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场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了整个北中国的大地，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一种衰败、一种转折，而且刺激了一批有志之士的奋起，由此带来了唐宪宗元和年间短暂的“中兴”。伴随着社会政治的这种变化，也导致诗人创作方向的几度改变，并形成两个前后衔接但风格很不相同的诗歌代群。
一个是活跃在代宗大历年间，直到德宗贞元中前期仍在创作的诗人群体，即第四代群。此一代群以韦应物、刘长卿和人称“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为代表，在创作中，他们已明显改变了盛唐诗人的创作方向，远远失去了那样一种阔大不羁、刚健有力的风格，他们多与青山白云为伴，面对衰微的国运，表现出沉郁、悲凉的个人感情，缺少骨力，也缺乏新变，创作成就整体上不够突出。与此前的盛唐诗人群和此后的元和诗人群相比，这一代群就好比夹峙在两座高峰间的一个低谷，是继第一代群之后的又一个过渡性群体。
另一个诗人群体，便是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已步入诗坛，直到唐敬宗甚至唐文宗时期仍有成员在世，而以唐宪宗元和年间为最活跃创作期的第五代群。这一代群，主要有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贺、贾岛、柳宗元、刘禹锡等诗人。从知识结构看，这批诗人比盛唐诗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拓进。盛唐诗人更多地是注重诗歌创作，较少学术和政治上的建树，而到了中唐时期，这些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有着骄人的成就，而且在学术、政治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这批诗人又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形成了彼此差别很大的创作倾向：一个群体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另一个群体就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韩孟诗派”走的是一条奇险、怪僻的创作道路，“元白诗派”走的是一条平易、通俗的创作道路。而无论奇险还是平易的创作倾向，早在盛唐时期的杜甫诗里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杜甫没有把它们作为自己主要的用力方向。孟郊、韩愈、元稹、白居易继承了杜诗中偶然一露的特色，并把它用全力推向了极端。推向极端之后，就使得他们的创作风格和盛唐时期非常不同了。盛唐诗歌讲究阔大、圆融、自然、飘逸，而这个时期的诗歌或者讲究通俗，俗得连一般老百姓都能读。比如后人就记载，说白居易作诗，常常读给老太太听，老太太能够听懂，他才把这些诗句写进诗里。韩、孟写诗则以奇险著称，有些非常奇特、险怪的诗句，都被他们写进了诗中。这样的一些走向，充分展示出元和诗歌创作上的新变，并形成开元、天宝诗歌高潮后的另一个创作高潮。
图5 元鲜于枢草书韩愈《进学解》
需要注意的是，元和诗歌这种新变是来之不易的。清朝有一位叫蒋士铨的诗人，曾经写了一首《辩诗》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为什么说宋人生于唐后就很难再开辟了呢？因为它前面有唐朝诗歌创作的这样一个高峰。如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显现不出你的独特面目；如果要超越它，你就要花费加倍的力气。中唐诗人就好比生在唐人之后的宋人一样，他们生在盛唐诗人之后，想要开辟出一个新的诗歌创作领地，创建一种新的诗风，那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评价韩愈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又在《百家唐诗序》里评价中唐诗说：“贞元元和时……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这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唐，是古今百代的“中”，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只是有唐一代的“中”。从诗歌史来看，这个“中”，向上改变了盛唐的创作方向，向下开启了宋诗的创作路径，由此展示出它在诗歌史上的突出意义。
与元白、韩孟两个诗派相并行，这一时期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诗坛大家。刘、柳等人创作特色也非常突出，只是因为政治斗争的结果，他们被贬到了荒远、僻陋的南方，在贬所一待就是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其创作影响在当时不像韩孟、元白诗派那么大。但作为被贬的“孤臣”，他们创作的贬谪诗文更具生命的力度和悲剧的色彩，是有别于韩孟、元白的另一种风格，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唐人生活时再具体讲述。
元和诗群之后，就进入了晚唐时期。第六、第七两个诗人代群分属晚唐的前后期，他们的创作在成就上虽然比不上元和诗群，但在风格上也别具特色，有些甚至异军突起，戛戛独造，由此支撑起了晚唐诗坛的一爿天空。
第六代群以敬宗宝历、宣宗大中年间的一批诗人为代表，其中特别以号称“小李杜”的杜牧、李商隐最为翘楚，他们或言志，或咏史，或写情爱，或抒幽情，将诗歌创作导入了心灵探幽和纯艺术的一路，可以说获得了绝不亚于盛、中唐一流诗人的高度成就。其他一些诗人，如姚合、许浑、温庭筠、赵嘏这样一些诗人也是四面出击，各具特色。
第七代群主要活跃在懿宗大中、哀帝天祐年间，就总体的成就来说，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司空图、杜荀鹤这样一些诗人，虽然比起前期的诗人稍逊一筹，但是作为一个代群，却有其充分的存在依据。他们常常借狭小的境界，表现细密的情思，借独具的意象，展示末世的怀抱。而在纯艺术的追求上，也投入了更多的心力。清人叶燮针对前人批评晚唐诗“衰飒”的意见，在《原诗》中为之辩解说：“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在他看来，盛唐之诗如同春花，固然是非常的美；而晚唐之诗犹如秋花，“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可以说，第七代群以其“秋花”之“幽艳晚香”，为唐诗发展画上了一个虽纤弱却醒目的句号。
以上，我们粗略地勾勒了唐代七个诗人代群的大致风貌。在这七个代群里，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就可发现其内部构成和前后更迭方面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首先，创作量与诗歌高潮间存在一种正比例的关系。前面说过，两次大的唐诗创作高潮集中于盛唐诗人群和中唐的元和诗人群。我这里有一个创作数量的统计，由这个数量可以看出他们创作量之大、之丰盛。盛唐诗人群，现存诗作为7651首；中唐诗人群，现存诗作为18384首。将这两组数字相加，已达26000余首。这个数量在总共50400余首的唐诗中，已占一半以上。所以我们说，盛唐诗人群和中唐诗人群的创作高峰，主要是由丰富的创作量来支撑的。
其次，从内部构成看，在每一个代群中，知名诗人的年龄间隔一般在20岁左右。一般来说，一个代群内的年龄间隔越大，它的内部联系就越分散；年龄间隔越小，它的内部联系就越紧密。如果这个推断没有大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七个代群中，第三代群，也就是盛唐诗人群，年龄间隔从最长的孟浩然到最小的杜甫，仅为13岁；第五代群，也就是元和诗人群，如果从出生年较早，并且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韩愈算起，到最小的李贺，年龄间隔仅为11岁。这样一个年龄构成，利于诗人间的相互交往和切磋，利于增强代群内部的集约性和凝聚力。而从文学史的实际来看，作为第三、第五代群的开元、天宝诗人群和元和诗人群确实比其他代群更为集中，更多联系，也更具活力。
其三，代群与代群的间隔，无论是按诗人生卒年的起点或终点计，还是按创作年代的上限或下限计，上一代群到下一代群的发展时间大体上都是四十到五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间隔基本反映了文学史上知名诗人的成长历程。也就是说，在唐诗史上，每隔四十到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代群的变化更迭，就会出现一批知名诗人。
其四，在七个代群中，有两个强势代群，就是精英作者最多、创作量最高的第三、第五代群；有两个次强势代群，也就是具有少量精英作者、较多活跃作者和创作量的第二、第六代群；还有三个弱势代群，也就是活跃作者比较少，创作量比较低，并且具有过渡性质的第一、第四、第七代群。这就构成了唐诗发展史两头低、中间两度突起的一种格局，就像骆驼的驼峰一样。而就总的情形来看，这种驼峰形状说明，在每次诗歌创作高潮出现之前，都有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为它铺垫、准备，而在高潮之后，必然形成明显的落潮。
不过细加分析还可以发现，两次高潮的出现规律又是有所不同的。比如第三代群，也就是唐诗第一创作高潮出现之前，经过了从第一代群的弱势期到第二代群的次强期，大约九十余年的准备，呈一步一步走高的趋势。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唐诗的创作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极大的长进和提高。这样，到了盛唐诗人群那里才得以借助伟大的时代播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剧目，而其曲终部分，因为政治上的剧烈变化，似乎是戛然中断，一个辉煌的时代，十分完整地宣告了结束。接踵而来的便是第四代群，也就是大历诗人群的整体沉沦。到了第二个高潮期，也就是元和诗人群，他们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就相应短了很多。这恐怕主要是有盛唐诗人群创作经验作为铺垫，所以第二个唐诗创作的高潮就在不是太长的时间里形成了。从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唐代的诗歌在创作上有起有伏，而且每次大的起伏都呈现出其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明朝有一位诗评家叫胡应麟，他在《诗薮》里就盛、中、晚唐几个时期诗人创作的风格做了一个精当的总结：
图6 清华《杂画》之十一（“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诗歌创作，是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走向紧相关合的，而不是人力所可以挽回的。盛唐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个非常阔大、广远、积极进取的意象。到了中唐，就成了“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其中的残雪、断冰，象征着衰败和零乱，但尽管如此，仍有风起云涌、冰流急下之势，有一种内力在支撑着。它与盛唐的最大不同，在于从进取走向了坚守，从扩张回到了内敛。而到了晚唐，一变而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多地流于对外在景物的精细描画和勾勒，景物写得非常好，但是诗的境界却表现得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精致，其中所展示的诗人之心胸、格局，都远不能与盛唐甚至中唐相比了。
如此说来，从海日初升，到风舞残雪，再到晨霜足迹，就大体构成了唐诗发展的三部曲，也概略地反映了唐诗从初、盛唐到中、晚唐这样一种风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