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唐诗与诗人代群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它的疆域非常广阔，政治相对开明，物质、文化也非常发达、丰富。所以，人们常常把唐朝和汉朝并称为“汉唐”。前人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夏雨春云秋夜月，唐诗晋字汉文章。”把唐朝的诗和晋朝的字、汉朝的文章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它就像春天的云、夏天的雨和秋天的月色一样是恒久的，是光辉灿烂的。由此可见唐诗的魅力。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将唐诗与楚骚、汉赋、六朝的骈文、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可见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唐代自公元618年立国，到公元907年亡国，历时289年。当然，这289年只是从唐高祖立国算起，到唐哀帝亡国截止。实际上其实存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因为有些晚唐的诗人到了五代还在生活，还在创作，如果算上五代的几十年，则为342年。人们习惯上把这样一个时间段称为“唐五代”。

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历史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我们从唐代历朝帝王的更替，可以概括地了解这些变化，也可以简略地了解各时期诗人的存在情况。

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是唐高祖，下来是太宗，再下来是高宗、中宗、睿宗，当时中宗、睿宗主政的时间比较短，各不足一年，很快就过渡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之后，中宗复辟。所以中宗、睿宗又各做了一段时间的君主。再下来就过渡到了唐玄宗时期。玄宗之后就是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如果把中宗和睿宗两次登基的时间各并为一次，那么整个唐朝是21位皇帝。如果把这21位皇帝按先后次序编成一个口诀，就比较方便记忆了。

这个口诀有三句话：

祖太高中睿武玄

肃代德顺宪穆敬

文武宣懿僖昭哀

这三句话反映了唐朝帝王的一个基本情形。我们要了解某个诗人在什么时期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了什么样的创作，首先要了解他在哪几个帝王的时期生活，而不至于发生朝代的错误。

那么，唐五代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总共有多少诗人呢？传统看法认为有两千四五百位诗人，他们创作了四万六七千首诗作。这个数字的统计不是很准确。据我制作的唐诗数据库的统计，目前了解到的存世诗人和诗作是这样一个情况：诗人3228人，诗作50454首。应该说，这个数字虽不能完全反映唐朝诗人和诗作的准确情况，但作为一般了解，却是较为可靠的。

同时，以上这三句话，也可以基本概括唐诗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第一句话，“祖太高中睿武玄”，大体属于初、盛唐时期。其中玄宗之前都算初唐，历时九十多年。玄宗朝为盛唐的核心期，至于肃宗朝，虽早已不算盛世，但因不少盛唐诗人如杜甫、岑参等人还在世，所以文学史上一般也把它列入盛唐一段。二者相加，约五十年。第二句话，“肃代德顺宪穆敬”，大抵进入了中唐时期。其中除去肃宗一朝，历时六十多年。第三句话，“文武宣懿僖昭哀”，则已属于晚唐时期，历时七十余年。唐代的诗人们，主要就在这四个时间段中生活和创作。而五代，虽然仍有一些诗人在活动，但已是尾声了。

在唐诗发展的初、盛、中、晚各阶段，按诗人的生活年代、创作量及后世推许程度，可以将之大致分为若干代群。其中初唐九十多年间存在两个诗人代群，盛唐一个诗人代群，中唐和晚唐也分别存在两个诗人代群，这样算下来，整个唐朝的诗人就有七个代群了。

第一代群：指活动在太宗贞观到高宗龙朔年间（627—663）的一批诗人，其代表有王绩、李世民、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

第二代群：高宗乾封到中宗景龙年间（666—710）的一批诗人，其中骆宾王、卢照邻、杜审言、李峤、王勃、杨炯、崔融、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是其代表。

第三代群：主要活动在玄宗先天到代宗永泰年间（712—766），主要诗人有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储光羲、杜甫、岑参等。

第四代群：以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为标志，向前向后延展，其中不少诗人在德宗时期还在世。代表诗人有刘长卿、顾况、戴叔伦、韦应物、钱起、朗士元、严维、李益、司空曙、李嘉祐等。

第五代群：德宗贞元到穆宗长庆年间（785—824）的一批诗人，代表人物有孟郊、韩愈、张籍、王建、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等。

第六代群：敬宗宝历到宣宗大中年间（825—859）的一批诗人，姚合、许浑、张祜、温庭筠、陈陶、杜牧、赵嘏、方干、李群玉、李商隐为其代表。

第七代群：主要活动在懿宗大中到哀帝天祐年间（859—907），代表诗人有贯休、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司空图、韩偓、马戴、杜荀鹤、郑谷。

这七个诗人群及其代表主要是根据什么划分出来的呢？有三个标准：第一，诗人生活的年代；第二，诗人的创作量；第三，诗人被后代人们推许的程度。通过这三点，我们选择了若干重要诗人作为这七个代群的代表。下面我再稍微详细地解说一下这七个代群的创作情形。

经过第一代群的过渡和第二代群“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努力，唐诗发展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第一个诗人群主要是太宗旧臣，活动在贞观年间，到了高宗龙朔年间，他们仍然在诗坛创作。在这个代群里，除了王绩为在野诗人之外，其他的大都是宫廷诗人。宫廷诗人在宫廷里面主要的创作活动就是进行君臣之间的唱和，进行文酒欢会，他们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南朝的一些遗风。又由于宫廷创作圈子比较狭小，他们的视野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南朝的遗风又比较重视对华丽辞藻的追求，所以整个的诗歌风格就显得骨力不振，而只是在形式上展示才华，讲求辞藻。这样一种宫体诗风到了上官仪，形成了非常有名的“上官体”，其主要特点就是这样四个字——“绮、错、婉、媚”。总的说来，这一代群知名的诗人不是很多，同时因为跨越了两朝，使得它内部的结合比较松散，所以只能算过渡性的一个群体。

初唐时期的第二代群，由初唐中后期的“四杰”和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构成。这样一个代群比第一代群势力扩大了不少，而且出现了一些创作倾向的冲突和矛盾。“初唐四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王杨卢骆”。这四位诗人非常不满意第一代群那样一种宫廷诗的作法，也不满意于那样一种绮错婉媚、华丽柔弱的诗风，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上诗歌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建安诗歌。而建安诗歌的代表性特征就是风骨刚健，所以“初唐四杰”热切地呼唤建安风骨，他们希望用建安的风骨来充实自己作品的内在力度，给它们增加一些刚健之气。在创作上，他们的视野也比宫廷诗人开阔了很多：不仅描写市井生活，而且把眼光放到了大漠边关，以前诗人们不写或者很少写的一些题材，都进入了他们的笔下。比如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都是描写长安各色人等的生活场景的，真实、形象、鲜活。闻一多曾对《长安古意》给予了极高的赞赏，认为它宛如一声霹雳，在痛苦中夹杂着战栗，给人一种警醒。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诗人，他在创作方向上的要求和“初唐四杰”方向一致，而且影响更大，这就是著名的陈子昂。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呼唤建安风骨，二是要求诗歌有“兴寄”。所谓兴寄，就是有比兴，有寄托，要将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真实的思想感情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若作一比较，前一代群注重形式、辞藻，后一代群注重真情实感；前者的诗风是绮错婉媚，后者的诗风是骨力刚健。这样一来，唐诗就从浮泛走向了充实，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狭小走向了阔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还有一批诗人，其代表人物是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是坚守着原有的宫廷阵地，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没有多少可取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这批诗人在诗歌形式、格律方面却有着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知道，初唐诗歌已经进入了格律化的时期，这种格律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齐代的永明年间，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永明体”。“永明体”经过了长时段的发展，到了初唐，特别是到了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就实现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四声开始二元化，二是黏式律已经形成，三是属对方面也出现了更细密的分类。

四声二元化反映了格律诗创作从繁到简的一种趋势。以前作诗“平、上、去、入”各自分开，上声、去声、入声彼此独立，互不统属，现在到了沈、宋这里，作诗只分“平”和“仄”两个部类，“上、去、入”全部归于“仄”声。这样一来，作诗就大大简便了。

黏式律是唐人发明的一种格律诗创作法则。以前作诗，一联之内的两句虽是平仄相对的，但联与联之间却往往出现问题，下一联只是上一联的简单重复。黏式律的发现，使得下联出句的平仄与上联对句的平仄大体相同，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属对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人们在上官仪《笔札华梁》、元競《诗髓脑》等专门探讨格律诗创作专书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属对实践，除以前的双声对、叠韵对、的名对、异类对、回文对外，还添加了流水对、隔句对等属对技巧，并使得律诗中间两联的对仗形成一种规律。

如果说，在诗歌格律化方面，上官仪、元競等人更多地从理论方面加以探讨，那么，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便主要将这些理论进行了创作上的实践，并使五言律、七言律得到了大体的定型。所以，文学史上一提起格律诗的定型，习惯上把它归功于沈、宋，应该是有道理的。

以上两个创作倾向不同的诗人群体，也就是陈子昂等与沈、宋，虽然有矛盾，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交游，其中有些人之间还有着比较好的关系。应该说，是这两个群体的合力推动了初唐诗的发展。更何况，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篇非常有名的作品。一篇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诗情之畅达、意境之优美、意义之精警，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这首诗一开始就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描写了一个明月初升、江潮涌动、江海相连、月光千里的阔大景象，令人于静穆中感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伟大。接着发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样一种疑问，带有少年人的童真，夹杂着些许神秘，既是对外在自然观察后的疑惑，又是对人生、生命饱含哲理的叩问。它将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相比照，表现出不无伤感的心灵颤动，给读者以强烈的触发。闻一多把这首诗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认为这样的诗作内涵着深刻的宇宙意识。

与张若虚同时的刘希夷，写了一篇《代悲白头翁》。诗写得也非常好，其中有几句尤其动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些诗句，杜绝了外在色相的描绘，直接由物到人，由观察到思考，展示了人的生命在自然外物的比照下，变化是何等迅捷；它借助“落花”这美好物象的陨落，深刻表现了时间对生命的销蚀力和破坏性。由于这些诗句流转畅达，含意惊警，所以极具影响力，也预示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向。

这是几种不同类型的诗人，在这样一些诗人的合力之下，初唐诗的第二代群形成了一个创作上的小高潮。而正是这个小高潮的积聚，为盛唐大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