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内容览要

概括地说，阿特伍德对人性与社会的关怀涵盖了四个重要方面，即人作为社会存在、人作为精神存在、人作为自然存在和人作为动物存在。在阿特伍德的想象世界中，人的各种存在状况相互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结构和互动关系网络，并影响到人类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构建以及人类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结构。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两性世界，还是由政治、社会、历史、环境、自然、科技、伦理等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丰富的文学想象世界。通过文学的方式探索人类的生存状态，阿特伍德表达了对人性和人文乃至文明走向的深切关怀。

本书第一章论述了阿特伍德的女性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的结合，阐释了作品中女性身份和加拿大民族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浮现》《神谕女士》《人类之前的生活》《强盗新娘》以及她的许多诗作中，阿特伍德把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故事扩展到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上，以性别政治折射出在旧殖民主义体系和新的身份构建语境之间的文化困惑。阿特伍德的早期诗歌和小说《浮现》集中反映出对美国文化威胁的担忧、鲜明的反美主义情绪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这些作品中，阿特伍德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叙述加拿大民族身份构建的必要性。在《神谕女士》《人类之前的生活》和《强盗新娘》中，阿特伍德把他者引入到自我的内部，但依然借助女性主体的故事影射加拿大社会构成的他者性和想象构建。例如，在《神谕女士》中，作者描写了少年女主人公琼的精神分裂式的身份认同，她的母女关系和婚姻都表现出自我的内在分裂和矛盾心理。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阿特伍德把自我的内在他者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背景相联系，并借助三个女主人公的故事描绘了加拿大多元的民族渊源和历史认同。在《强盗新娘》中，西尼亚变幻莫测的身份和三位女主人公的身份困惑则折射出加拿大人在后殖民时代对想象身份的构建。小说叙事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使三位主角的身份笼罩在真实和不可靠叙事的交界地带，而读者一起参与对西尼亚身份的共同猜想和构建。通过把西尼亚的民族“本真”模糊化，阿特伍德暗示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下现实身份的想象虚构，这呼应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共同体”，因而突出了加拿大人身份的动态和多元特征。

第二章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以《可以吃的女人》为基础，针对小说中玛丽安的精神危机做出了分析。笔者认为，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观点不同，造成玛丽安精神危机的根源并非她的自我分裂，而是对自我分裂的恐惧以及对完整自我的幻想。这是因为，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自我在进入想象界之后就是分裂的。《可以吃的女人》就是一部关于主体分裂的写作，是一个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寓言型的故事。在小说中，玛丽安无法把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能放弃自我完整的原始镜像幻想，因而表现出种种精神症状。小说中的彼得和邓肯具有非常重要的原型形象作用——彼得是代表社会大他者或者象征秩序的一个隐喻，而邓肯则是玛丽安的小他者，也就是镜像中的那个自我/他者，他代表玛丽安回归想象界并与母体融合的无意识幻想。另一方面，彼得的大他者和超我的角色是一致的，代表对玛丽安的社会调制力量。而邓肯在小说中则不断带领玛丽安进行象征旅行，回归自我分裂前的想象界。本章还讨论了自我和实在界的关系，指出邓肯对死亡的崇拜表现了他和实在界的种种联系。本章还对玛丽安的妄想症和歇斯底里等精神症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自我的精神分析，本章揭示了小说中女人形蛋糕的象征意义，指出小说反映的并不只是女性的自我构建，事实上，自我从来就不是统一、稳定的存在，而是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涌动之中。通过玛丽安的精神危机，阿特伍德揭示了一般意义上的主体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的异化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主体之中。

第三章从阿特伍德的社会和政治关怀出发，以《使女的故事》为蓝本论述了权力在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章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了权力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空间的分割和渗透，权力对人口的管理和对社会等级结构的控制。权力还表现在对身体的规驯和生命政治的操控之上。在权力的操控下，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使得小说中的神权统治社会能够有效控制人类的性活动和繁殖。权力不仅控制死，还决定生，这样就实现了对每个社会个体的全面控制。权力更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相互渗透，对生活的各个细节进行渗透，从文化上俘虏每一个社会成员，并通过对“全景敞式监狱”的变通运用，把监视遍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权力实现隐形的运作。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尤其表现在对话语权的控制上。在小说中，宗教、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都渗透了话语的信条原则。这种钳制性话语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使权力在无形中得以完美执行。值得强调的是，权力并非单向的，而是在各个节点之间运作，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将自我牢牢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下。阿特伍德对权力社会的描写印证了她关于权力无所不在的观点，而人的主体实质就是权力的运作。

第四章以《羚羊与秧鸡》为基础，通过细读文本，探讨了阿特伍德对人性、科技伦理、人文没落以及动物伦理的深刻思考。阿特伍德通过吉米这个“疯狂科学家”的形象表达了科技工具立场。她认为科技本来是中立的，但由于人类理性至上原则造成了科技的泛滥，给人类带来不可逆的灾难。小说中对科技理性的崇拜造成了“工具人”的大行其道，对自然进行暴力破坏而不顾生态后果。工具理性造成了社会等级结构的畸形发展，导致了人伦价值的颠覆和社会伦理的混乱，将人类奉为宇宙中心的同时贬低了动物的价值和存在意义。此外，科技理性的统治还颠覆了现实和非现实、自然与人工的差异，使得本真和现实这两个概念不再具有意义。技术从对自然的模仿演变为对自然的改变，并导致了超现实和拟真时代的出现。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和非人类的界限逐渐模糊，这对人性的核心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对理性的崇拜使人类离自然的动物性渐行渐远，排斥和拒绝动物性的本质就是排斥人的自然性，因此为人类作为自然主宰和万物之首的地位提供了借口。小说还通过对新兴的未来生物——“秧鸡人”的文化和语言符号的习得过程的描写阐释了人性与动物性的模糊界限，指出人性中非人性成分的重要作用。“秧鸡人”会不会最终继承人性和人类文化？后人类的社会状况将走向何方？阿特伍德通过《羚羊与秧鸡》令我们不得不对人类文明的走向进行深刻的思考。

通观国内外的阿特伍德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每年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述和专著问世。这些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阿特伍德的小说和诗歌进行深入阐述，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生态主义，近年来还兴起了文化研究，如媒体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阿特伍德研究领域依然有广阔而崭新的天地等待人们去探索。随着作者写作兴趣从女性主题转向科技与生态想象主题，阿特伍德研究亟须和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语境相联系，以拓展阐释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对阿特伍德的人文和社会思想进行一次深度盘点，并以人、社会、动物等为主线，考察作者写作生涯中的思想轨迹，阐述她对社会和人文的关注，并揭示阿特伍德对人性本质的哲思，这一课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本着这一目的，本书对阿特伍德的几部代表性作品进行解读，试图阐述作者对写作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思索，阐释作品中体现的伦理和社会责任。阿特伍德不仅对人性的本质表示极大关怀，而且对加拿大的民族/国家身份、人类的精神状况，乃至环境伦理、生态危机以及后人类未来社会表示深切关注。通过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危机的揭露，阿特伍德展望了未来的乌托邦理想，对人性和文化做出深刻的思索。这或许正是文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本书采取文本细读的基本策略，以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结合文化和社会理论，对阿特伍德的几部重要作品展开研究，主要涉及文学、政治学、民族学、哲学、生态研究、动物伦理、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科技哲学、后人类主义等领域。本书以阿特伍德的人文和社会批判思想为主线，对作品进行文化解读，希冀在继承当前批评传统的基础之上做到文学文本研究的多元化，既兼顾阿特伍德研究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又争取在新的研究维度上进行拓展。例如，阿特伍德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是传统加拿大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衰落，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超民族主义等成为加拿大社会想象的主导思潮。因此，本书首先观照了阿特伍德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继而转向发掘她小说中所蕴涵的当代社会思潮，如民族的混杂性、超越性、想象构建，以及民族性与后现代叙事的有机结合。又如，对阿特伍德的福柯式解读层出不穷，但本书重在考察权力政治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试图发掘现有研究中尚未深入关注的关于权力政治的细微运作模式，尤其是生命政治、权力的空间建筑学结构、意识形态分析、媒体批判和话语批评等。此外，第四章对阿特伍德后人类主义思想的批判则是对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相渗透的新领域的尝试，对仿真、超现实、虚拟现实等主题的探讨尝试对阿特伍德的后现代主义科技思想进行解读。通过对她的不同时期的几部重要作品的解读，本书希望对阿特伍德的人文和社会思想做出跨学科、多视角的文化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