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阿特伍德的人文和社会关怀
豪威尔斯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剑桥指南》中称阿特伍德是一名“媒体明星、公共表演者、文学批评家、社会历史学家、环境主义者、人权代言人、政治讽刺家、神话创造者和漫画师”（Howell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1）。这样的评价毫不为过，因为阿特伍德并不只是一个小说家和诗人。作为一名文人，她对文化有着神圣的使命感。她对社会现实、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等表现出炽烈的文化关怀，并对人类现状及未来表示担忧。凯尔曼称阿特伍德为“加拿大的文化女皇”（Kelman）。的确，阿特伍德不愧是一名人文关怀者（humanist）[1]，她通过文学想象积极参与社会和人文构建，把文学的虚构世界转变成现实世界的镜像缩影，并通过这个浓缩了社会、历史、政治、伦理的微观世界表达出对人类状况的探询和对未来文明的求索。
作为一名文化关怀者和人文主义者，阿特伍德对社会和现实世界有着浓烈的兴趣，这在她不同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关于写作和社会的关系，阿特伍德并不认同“写作即自我表达”这样的观点。她认为，许多人把写作当成一个非常轻松的个体行为，他们把作家比作蜘蛛，认为“写作就是从里往外织网”（Second Words 342），或者把自己想象成“自成一体的单细胞生物，一切分为体内和体外世界，而外面的世界一律无法进入体内”（Second Words 342）。阿特伍德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写作当成一项自私的事业，而是应该把小说创作视为“人类道德和伦理的守护者”（Second Words 342）。小说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承载了道德的文本裁判。她这样阐释二者的关系：
通过这段评论，阿特伍德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和社会都是紧密相连的，对自我的审视就是对社会的审视，反之亦然。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有序发展，避免信仰混乱、权力泛滥、社会动荡，甚至不可预见的社会灾难，防止出现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所描绘的那种暗淡凄惨的未来混沌社会。
阿特伍德的社会和文化关怀首先始于加拿大的现实和历史。阿特伍德出生在渥太华，在渥太华和魁北克北部的森林地区度过童年，从小就对加拿大独特的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并在文学上致力于展现加拿大风貌，用文学的声音表达加拿大文化。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一无所知的国家，许多加拿大作家的处女作几乎都在美国出版，作品的背景也不约而同地设置在纽约、旧金山等加拿大之外的城市。加拿大国内的读者群似乎被完全遗忘和冷落，因而对普通人来说加拿大文学几乎是不存在的。更令阿特伍德不安的是，加拿大高中课程中竟然“没有一丁点加拿大诗歌”，小学前四年的学习内容几乎“是清一色的希腊、罗马、古埃及和英国国王，到了五年级才开始学习一本薄薄的小蓝皮书，里面几乎全部是关于小麦产量的内容，无聊透顶”（“Travels Back”31）。在多伦多大学学习期间，她广泛阅读，并接触到了许多加拿大人的作品，为此，她感到“无比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也在写作，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也在出版……我从头读到尾，到我21岁时，我真的已经找到了我的传统”（Gibson, Eleven Caradian Novetists 11-12）。然而，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阿特伍德不得不学习美国历史和文学，这令她陷入深思：“这个地方让我开始认真思索加拿大，我开始把她视作一个有形的国家，一个有自己文化的国家”（Oates 9）。1972年，阿特伍德在她的文学评论《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中从文学主题、意象和象征的角度总结了加拿大文学主题和意象，希冀从中发现加拿大文学相对于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独特性，“揭示我们作为加拿大人的存在方式”（Sullivan 9）。她认为，个人和集体息息相关，个人的存在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状况。她“从来不把作家看作完全孤立的个体，而是把他们视作相互关联的社会的一部分”（Second Words 148）。正因为作家和社会的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小说因此具有救赎的社会价值。它不仅可以使人看清别人，也可以看清自身。作为加拿大作家，“如果你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那样写作，你就不是一名作家，你的作品只是毫无生气的废品”，因此加拿大作家“不应当尝试写作别人家的社会神话”（Gibson，“Dissecting the Way a Writer Works”7）。对阿特伍德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仍然没有摆脱前英国殖民地的“前哨心态”。另一方面，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相似性，加拿大受到来自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致使加拿大人在文化上丧失了自我，沦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阿特伍德把这种心态称为“伟大的加拿大牺牲者情结”，这种情结“不仅是加拿大对世界的心态，也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心态”（Gibson，“Dissecting the Way a Writer Works”11）。在她看来，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实质上反映了政治的冲突。当“每个人都把美国当作光明之地……赞美棒球的光辉，歌颂伟大的美国梦”的时候（Sandler 35），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被同化，丧失了自我。
阿特伍德的这种民族意识深刻地反映在她的几乎所有作品中。作者常常通过女性角色暗示加拿大身份的缺失，她的作品常常结合了民族叙事和女性叙事，小说中女主角通过构建自我，寻找自我的完整来实现自我定义和民族身份探索。《可以吃的女人》《浮现》《盲刺客》《神谕女士》《使女的故事》等都是加拿大人寻求自我定义的文学寓言。在这些小说中，女性的自我定义和加拿大人摆脱殖民主义和受害者心态的斗争相互结合，凸显了加拿大人的自主性：“我们存在着，我们不需要你来定义我们。”（Hammond 67）这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是加拿大民族和国家身份构建的真实映射。豪威尔斯指出，阿特伍德的小说（如《强盗新娘》）主要关注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点人们对加拿大国家和身份的想象和理解，她的作品“尤其描述了英裔加拿大人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焦虑”（Howells，“The Robber Bride or, Who Is a True Canadian？”89）。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小说中，阿特伍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英裔加拿大人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本真性”。
对阿特伍德来说，民族性和国家身份诉求都说明了文学和社会的密切联系。文学既传达了一个人的民族性和国家想象，又是政治社会现实的集中映射。正如作者所说，小说“是对社会和大千世界的观察，是一个道德工具，而道德就是政治的”（Second Words 353）。小说家“必须能够看到政治和道德之间的联系，然而就连政治家们都早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含义”（Second Words 353）。阿特伍德的《肉体伤害》《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小说。以前两者为例，在《肉体伤害》中，女主人公雷妮卷入了加勒比海岛国圣安托瓦的政治动荡之中，她身陷囹圄，目睹了种种暴行和丑恶。小说描写了社会专制独裁的局面，这里司法混乱，暴力肆虐，总统大选渗透着各种凶险的政治运作，各派势力妖言惑众，选举背后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而作为外国记者身份到此采访的雷妮却不幸成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如果说《肉体伤害》反映了政治的无所不在，那么《使女的故事》则把社会变成了宗教极权世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于政治的压制之下，全社会遍布着阴森森的权力统治，普通大众从出生到死亡，无不被政治所决定。在阿特伍德的政治观中，人的社会存在被权力和政治所定义，因而个体自我也无法摆脱政治。政治不仅对个体具有束缚力，而且是现实世界等级和秩序的结构力量。在加拿大，人的身份和归属在政治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后殖民社会的身份混杂性和民族认同问题。《肉体伤害》和《使女的故事》实际上就是通过讲述女性身体的表层叙事探讨了加拿大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地位和身份认同危机。而后者更是把神权社会的背景设置在哈佛校园，这隐晦地表达了加拿大人寻求不同于美国政治现实与身份的愿望。
阿特伍德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并非总是体现为关于国家和民族等政治现实的宏大叙事，而是将之寄于对日常生活现实的微观观察和思索之中。例如，她认为政治不仅是一种社会机制，也存在于家庭和两性关系之中，表现两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几乎她的所有小说都可以被归为性别政治的范畴。性别政治把本属于社会阶级范畴的矛盾冲突转移到了两性冲突之上，这既暗示了政治的社会和文化层面，同时又在政治和生物生理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把社会两极化，并凸显由此引起的各种二元对立，如男性/女性、自然/文明等。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中，政治的性别化或者性别的政治化使身体不再仅仅是自然和生物的存在，而是被深深地印上文化和政治权力的印记，自我自然也就成为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的俘虏。
阿特伍德不仅是一个社会观察家，也对个体的精神状况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正如高尔嘉普所指出的，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空间，对世界的描绘以及对精神的描绘都占据着最为关键的地位”（Gorjup 130）。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危机，对自我的生存和与他者的关系感到困惑与迷茫，而作者往往用疯癫来表现主人公的这种精神状况。例如，在《浮现》中，女主人公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在寻找父亲踪迹的途中几近精神失控，将同行的伴侣视作敌人。她常常在梦中和自己的无意识斗争，产生非理性的幻觉。在和荒野斗争的过程中，她的记忆逐渐模糊，开始对现实进行不可靠的判断和构建，面对同伴无法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在小说结尾，她脱掉衣服，在土地中觅食并留下自己的粪便，并宣称自己“既非动物也非人类”（Surfacing 178）。在《别名格雷斯》中，女主人公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谋杀罪被终身监禁，并因失忆症被关在精神病院。小说情节就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交替前进，而格雷斯总是通过他人的声音言说，表现出疯癫和歇斯底里的症状。在《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也行为失常，在和彼得的交往中常常莫名其妙地逃跑，躲藏。她有强烈的妄想症，总是把自己想象为受害者，并发展为歇斯底里和厌食症等。在《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和《洪灾之年》中，疯狂主导了所有人的心灵，成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前者表现了宗教狂热导致的社会极度分化和权力的泛滥，而后两者则表现了失去理性和道德的疯狂科学家给整个人类未来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女性主义批评家常常把阿特伍德小说中的疯狂同女性的边缘地位和男性话语排斥等联系起来，但事实上，通览阿特伍德的作品不难发现，不仅女性存在精神危机，她笔下的男性也往往堕入精神危机的泥淖，并最终彻底疯癫，行为失常，失去理智（如《羚羊与秧鸡》中的“秧鸡”和《洪灾之年》中代表生态生存对立面的性变态狂布朗科）。在她的作品中，个人的疯狂有时发展为宗教的疯狂、社会的疯狂、科技的疯狂，乃至人类理性的完全丧失。阿特伍德通过观察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提醒我们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社会精神的统一和谐。
显然，人的精神状况和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自我的内在世界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被印上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标记，如性别、意识形态等，而阿特伍德的人文关怀自然也延伸到了对自我也即主体状况的关注。女性主义解读往往将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两性对立，认为女性自我的构建前提是推翻父权统治，颠覆自我和他者的秩序。事实上，随着男性气概（masculinity）研究的深入，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限制了阿特伍德小说的解读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她作品中男性气概的构建也是服从于文化需求和意识形态的。无论男性气概还是女性气质，事实上都取决于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要求，这样，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就不再像女性主义所解读的主仆关系的隐喻了。阿特伍德在短篇小说《蓝胡子的蛋》中表达了自我/他者的双向性：
饶依指出了“现实构建”中的这种自我/他者的“相对论”（Rao 41），她认为：“人类主体的概念都是异质、变动和不可预测的。”（Rao 41）印度学者艾尔莎德（Shaista Irshad）对《羚羊与秧鸡》中的男性气概进行了解读，她认为这部小说“对性别本质主义提出了挑战”（1811），并“揭露了社会、文化和家庭的多重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1812）。事实上，艾尔莎德的结论可以同样推及阿特伍德的其他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推翻了造成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Nischik 33），将男性和女性放置到相同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审视他们的存在和精神状况。因此，阿特伍德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并非仅限于女性，而是涵盖了两性和对整个人类状况的关怀。
在阿特伍德的近期作品中，作者不仅关注人的内在世界和社会联系，还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对人性本质做出了深刻思索。这种对人类状况的忧虑可从她的生态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洪灾之年》和其他作品中得见一斑。借用这些未来猜想小说，作者对未来的生态灾难和社会灾难进行了大胆预测，并向人类提出警诫：如果人类不改善或者摒弃自身发展中的固有缺陷和问题，不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文明必将走向灭亡，人性也将在生态灾难带来的种种恶果中消失殆尽。
阿特伍德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危机、生态灾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思索。例如，她注意到人类生存空间的恶化无情地讽刺和揭露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消费扩张的本性。阿特伍德认为，人类消费和扩张本性破坏了人与生存环境和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在《浮现》中，到处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掠夺和破坏的景象。大自然满目疮痍：炸开的花岗岩碎片遍地都是，大量树木被推土机挖断，湖畔的白桦树正在枯萎，还有随处可见的商业广告。小说通过对美国商业化和文化/自然二元对立的描写无情揭露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状况恶化的忧虑。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作者将矛头指向人类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广告引诱人们去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例如，玛丽安看到一个麋鹿啤酒广告，画面中猎人“摆出姿势，温文尔雅……手里没有丝毫血迹”（The Edible Woman 151）。尽管广告中“不可能出现丑恶而令人不快的画面”（The Edible Woman 151），但事实上人类对自然掠夺和屠戮的过程被美化，用以勾起人类更强烈的消费欲望。消费文化和工业生产造成了恶性循环，大规模工业生产导致产品过剩。要保持生产的持续进程，就必须进一步刺激人类的消费欲望。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则描绘了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杀虫剂、化学废物、辐射性物质和核废料污染了整个世界，河水里充斥着有毒成分，奶牛进食喷过杀虫剂的草并把粪便排入江河，造成了环境的循环污染。小说中一切都以人类繁殖和发展为目的，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作者讽刺了人类以发展科技为借口，为追求生活的最大便利而不惜破坏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此外，阿特伍德的人类生存忧虑还体现为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借助《羚羊与秧鸡》中的疯狂科学家“秧鸡”的形象，作者揭露了人性发展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对理性的顶礼膜拜。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获得崇高地位，使人们能够揭示自然进程的部分规律，从此科技被奉为现代文明进程的内在原动力。科技占据了理性的制高点，甚至取代了宗教和其他信仰形式。小说中“秧鸡”是人类这一理性动物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精英社会弥漫着对数字、科学和技术的崇拜，理性被奉为人类的最高原则，社会的一切运作都围绕在如何体现理性之上。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导致科学凌驾于公民之上，人性中的一切非理性部分被彻底从人类的记忆中驱除出去，文艺、语言、情感等不得不拜倒在理性的脚下。在《羚羊与秧鸡》中，社会结构按照对技术的熟练程度和对科技的掌握分为两大等级，而对科技资源的拥有使上层技术人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物质经济利益和膨胀的自尊双重驱动下，“秧鸡”一意孤行地进行基因改造实验，最终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使人性随着人类的最后消亡成为历史地平线的最后一点。
阿特伍德对理性的批判可谓尖锐、深刻而且具有革命性。不过，她对人性和社会的关怀并没有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将目光转向了人性未来和动物性的交界地带。阿特伍德对于动物的关注由来已久。她的父亲是个昆虫学家，在她小的时候经常带她到森林中观察鸟类、动物和昆虫。阿特伍德还写过以动物为视角的诗歌，如《那个国家的动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动物的梦》（The Dreams of the Animals）等。在她的诗歌中，动物都拥有和人一样的面庞，它们和人一样具备意识和智慧。在阿特伍德看来，人性和动物性是连贯一致的，因为人性的根本首先是动物性。因此，阿特伍德对那种试图割裂人性/动物性的二元对立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浮现》中，无名女主人公看到树上倒挂的秃鹫尸体时这样想：
这段话充分揭示了人性和动物性的矛盾。在阿特伍德看来，人性的自私体现在把动物确定为他者之上。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性作为意义的起点与核心，而动物性是服从于人性的，这是人类自我/他者逻辑在和动物关系中的唯一体现。以人性为出发点的观念否认了动物的智慧、灵魂和动物的主体性（animal subjectivity）。这样，人类中心主义建构的自然伦理观事实上剥夺了动物性的空间，否认了动物性和人性的自然联系，建立了人性—动物性的等级秩序结构。在《羚羊与秧鸡》中，作者描写了吉米和“秧鸡人”的半人半动物的中间状态，探讨了动物性和人性的连续性和差异，并通过分析“秧鸡人”对语言和艺术的复活进一步对后人类未来与人性的延续提出了质疑。人类究竟何去何从，转基因的“秧鸡人”是否能够取代人类，或者他们继承了多大程度的人性，这些都是阿特伍德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思索。
从阿特伍德的写作生涯来看，进入21世纪，她的写作焦点和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00年出版的《盲刺客》中，阿特伍德的女主人公之一爱瑞斯在小说结尾死去，这似乎是一个重要暗示。而在三年后发表的《羚羊与秧鸡》中，故事的主人公成为男性。正如托伦所说，这部小说“标志着女性声音的消失”（Tolan 273），小说描写的情景“对女性主义丧失了意义……她的主人公所处的未来不仅是后女性主义的世界，更是后人类的世界”（Tolan 274）。阿特伍德似乎正在“远离女性主义和以女性为中心的情感表达，在她的关注对象上发生了模式的转变”（Tolan 274）。女性主义的解读也开始遭到学界批评。例如，因格斯洛尔指出，肖尔特（Elaine Showalter）对《羚羊与秧鸡》的解读就是“把她个人的女性主义观点投射到了作品之上”（Ingersroll, Survival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 Oryx and Crake 125）。肖尔特对吉米的“男性歇斯底里”的阐释“没有认识到……作品的细微之处”（Ingersroll, Survival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 Oryx and Crake 125）。的确，对阿特伍德小说的女性主义的解读在反抗男女二元对立的过程中实质上占领了阵地，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文本的单极话语批评体系，造成了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解读模式。
实际上，自从1969年出版《可以吃的女人》一直到21世纪“疯狂亚当三部曲”，阿特伍德本人一直反对批评界给她贴的“女性主义者”和“科幻小说家”这两个标签。针对《人类以前的生活》，阿特伍德指出，这部小说“是一个社会传声筒，它反映了社会”（Twigg 126），她奇怪“为什么人们没有看到它里面的社会和政治内涵”（Twigg 127）。针对《可以吃的女人》，阿特伍德指出：“我不把它看作女性主义，我认为它只是社会现实主义而已。那一部分只是对社会的报道。它写于1965年，而1965年的现状就是那样”（Conversations 27）。针对批评界对《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和《洪灾之年》三部小说体现的所谓反乌托邦和反现实主义特点，阿特伍德则声称：“迄今我已经写了三整本小说，但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归为社会现实主义。”（“Road”）在阿特伍德看来，这些小说完全属于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世界“既到处存在着又不存在，既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地方又是我们的心态所指”（“Road”），是正反乌托邦的结合（Ustopia）。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阿特伍德孜孜不倦地强调自己作品中的现实人文主义关怀，并试图摆脱“女性主义”和“科幻作家”这样的标签。凭着阿特伍德的“疯狂亚当三部曲”，她的这种努力应该得到认可。正如托伦指出的，通过这些小说，“阿特伍德追问人性何在。这种做法是对先前女性主义和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拓展”（Tolan 296）。既然人类不仅仅是生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关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和价值。
文学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它是对社会的模仿，也塑造了文学想象的空间。阿特伍德在她的小说世界中不仅反映了社会问题和人类的困境，而且直指这些困境的根源，并告诫人们要防止小说中的世界变成现实。基于阿特伍德反复强调的“社会现实主义”属性，本书通过文本细读着眼于作品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和人性思想，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阐释阿特伍德的人文和社会关怀。由于阿特伍德的作品数量多，本书主要选取作家三个不同时期的几部代表作《可以吃的女人》（1969）、《神谕女士》（1976）、《人类之前的生活》（1979）、《肉体伤害》（1981）、《使女的故事》（1985）、《强盗新娘》（1993）和《羚羊与秧鸡》（2003）。其中《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这三部小说分别标志着阿特伍德创作生涯的三个不同阶段：《可以吃的女人》（1969）是最早发表的作品，《使女的故事》发表于1985年，和首部小说问世间隔16年；而《羚羊与秧鸡》则发表于2003年，和《使女的故事》相隔18年。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这三部小说都呈现出一种连续的系列结构，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如果说《可以吃的女人》表现出了明显的女性主义特征的话（女性主义主题一直延续到《神谕女士》和《人类之前的生活》），那么在《使女的故事》中，作者一转视角，在暗示神权社会的反女性主义态度的同时，描写了男女两性在极权统治下的共同险境，并开始关注政治集权下的人类生存状态。而在《肉体伤害》中，阿特伍德的政治主题则更加明显，把女性叙事和政治主题相互结合，因而使这部小说被视作一部政治小说。在《羚羊与秧鸡》中，主人公和叙事者首次成为男性，其女性主义特征已经非常微弱。可见，《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过渡作品——作为一部阿特伍德自称的“社会猜想小说”（“Road”），它和《羚羊与秧鸡》都表达了作者对未来社会的猜想，所不同的是，后者则把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后人类社会，而从叙事视角上看，《使女的故事》则和《可以吃的女人》一样属于女性视角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