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我与民族想象

阿特伍德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文坛，对加拿大民族文化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在文学领域，阿特伍德可谓是加拿大民族主义文学的领头军，她始终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国际身份构建，称之为CanLit.事业。作为一名小说家和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家，阿特伍德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们被作者“直言不讳的风格……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打动（Grosskurth 254）。毫不夸张地说，阿特伍德不愧为加拿大文学的象征人物。她对加拿大文化、民族和政治的关怀强烈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作者借用自己的小说和诗歌不遗余力地对加拿大的文化和民族身份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特伍德就已经崭露头角，加拿大另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政治家乔治·伍德考科就对阿特伍德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阿特伍德“对加拿大的土地和过去有着强烈的意识，而这在50年代的加拿大……是几乎看不到的”（Woodcock，“Margaret Atwood：Poet as Novelist”314）。正如布利吉所说，阿特伍德“为自己的身份意识和普通加拿大人的身份意识绘制了一幅加拿大想象的地形图”（Broege 117）。

阿特伍德在她的作品中对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尤其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和国家形象构建表示极大的关怀。她的许多小说都聚焦于加拿大的后殖民主义状况，提醒人们抵制来自美国的商业侵蚀和文化帝国主义影响。她长期致力于利用文学形式弘扬加拿大的民族和国家身份。她编纂了多部加拿大文学作品集，积极投身弘扬加拿大民族文学的事业，努力塑造和美国文学不同的鲜明的加拿大文学形象。在文学创作上，她常常使用加拿大城市为小说背景，把普通加拿大人作为人物角色，展现加拿大的现实和日常生活。比如，《神谕女士》中的女叙事者就是一名多伦多女孩；《浮现》中的魁北克森林和湖泊、《人类之前的生活》《可以吃的女人》《猫眼》和《强盗新娘》中的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城市中心的河谷、酒吧等都成为小说的背景地点，甚至成为重要的象征性空间。这些显示出作者对加拿大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极大关怀，成为阿特伍德塑造的鲜明的加拿大特性的重要元素。她笔下的女性主角往往浓缩了加拿大的民族身份，这使她的小说形成一种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相互交织的独特叙事形式。例如，《使女的故事》看似一部想象作品，和加拿大的现实没有丝毫关系，但阿特伍德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废弃的哈佛大学校园中，把美国描写成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极权社会，这实际上是对作者早年在哈佛就读期间必须填补的“美国知识匮乏”的一种文化反击，代表了加拿大人对美国政治和文化霸权的一种担忧。正如作者在《第二言》（Second Words）中指出的：“美国的奠基者是一批清教徒，他们意欲把社会变成一个神权统治的乌托邦、一个建立在山丘上的城市，并使之成为天下所有国家的楷模和光辉榜样”（383），而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却不存在这样的分裂症状”（383）。阿特伍德认为，美国是由一帮“理想主义者”建立的国家，因此极易滑向理想的反面，堕入暴力、极权、文化强权的深渊，而加拿大人则是“被从其他地方踢出来的一帮人”（Second Words 383），应当从美国的例子中引以为戒。故事结尾，使女们通过一条“地下女性通道”的组织逃到基列共和国北方的加拿大境内以获取自由。可见，《使女的故事》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霸权的一种现实警示和暗示。借助这种夸张的想象，阿特伍德表达了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抵制，也讽刺了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强权文化机制对个性的泯灭。而通过小说的女叙事者奥弗雷德的讲述，阿特伍德呈现了一个关于存活的加拿大故事。

阿特伍德认为，就像“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身份一样”（Second Words 385），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象、主题和象征，“文学和艺术的功能就是对它们加以改编和凸显并作出深层探索，发挥文学和艺术的想象力……或者把它们里外颠倒。总之，艺术不能做的就是完全忽视它们的存在”（Strange Things 10）。文学写作应当充分展示国家和民族的身份，使个体的写作和集体的身份表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化社会现实的强调使她成为加拿大文坛最具影响的文化标志人物和公众知识分子。正如克莱瑞所说：“作为加拿大最富盛誉的文学家之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Clery 45）科尔茨这样盛赞阿特伍德：“在她出生的加拿大这片土地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名文学英雄；用这样的词描述她毫不过分：她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更是一名出色的诗人，和其他加拿大人相比，她更懂得加拿大的民族性格。”（Koltz 506）阿特伍德的《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不仅是加拿大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加拿大的文学宣言。同样，在她的小说《浮现》中，阿特伍德“对美国精神作出了深入剖析”，并展示出“强烈的加拿大自我意识”（Broege 127），通过文学的描绘凸现了加拿大民族性格和精神状况，展现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国家想象和民族性格上的差异。事实上，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化状况和民族身份的关注体现在所有作品中，其主题涵盖政治、后殖民主义等。客观地说，她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加拿大民众的文化身份意识，并掀起了加拿大民族主义文学构建的高潮。

阿特伍德对加拿大现实的关注和她的民族主义情结不无联系。她认为，文学创作与“加拿大身份”的构建和塑造息息相关，文学不能脱离现实，作家要把塑造民族和国家的形象当作神圣的使命，一个作家首先应当关注自己所生活的地方：

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阅读这个国家的文学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它属于我，包括它所涵盖的全部地域意识。拒绝承认你的归属在那里……就无异于切掉你肢体的一部分。或许你可以成为一个四处飘荡的世界公民……可是代价是你必须砍掉你的臂膀、你的双腿或摘掉你的心脏。只有去发现你生活的地方，你才能发现你自己。（Second Words 113）

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广阔的国家，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解释，通过文化的努力，消除来自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影响，抵制美国商业与文化的侵蚀。在《第二言》中，她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关系，并提醒人们，加拿大的殖民主义阴影并未消失，加拿大已经“从英国的文化殖民地身份悄然转变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Second Words 377）。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被连环画、好莱坞电影、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统治。在文学上，加拿大更是默默无闻，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到处是岩石、沼泽和残断的树根”（Strange Things 2）。阿特伍德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思想独立的符号，因此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学。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中小学课堂上“讲的依然是英国传统：莎士比亚、艾略特、奥斯登、托马斯·哈代、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所有的文学都是由死去的英国人所书写”（Second Words 377-378）。因此，她发出呼吁，号召加拿大人寻求自己的文学表达，树立与英国和美国人不同的文化身份形象：“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或许看起来彼此相似，但他们脑子里装着的东西却是截然不同的。”（Second Words 380）阿特伍德拿自己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就读期间的经历举例，指出作家有意识参与民族身份叙事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就学期间，她时时感到，在美国人眼里加拿大仿佛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她和其他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流亡团体，努力寻求自己那令人不悦的身份”（Second Words 86）。在文学课堂上，她不得不阅读大量的清教布道文节选、美国革命政论文以及19世纪早期的论说文。这让阿特伍德感到，她正在“世界上一所顶尖的大学里学习三流的诗歌、枯燥乏味的日志和科顿·马瑟的日记”（Second Words 383）。让阿特伍德感到尤其不解的是，“如果美国的那些陈旧不堪的书目清单能引起哈佛的兴趣，那为什么同样的加拿大书目清单不能引起多伦多大学的兴趣？……凡是在多伦多待过的人都把加拿大文学看成是二流文学，因此也不值得研究，但此刻摆在我眼前的却是大量的二流文学，而我却还要为此准备考试以弥补我的空缺”（Second Words 384）。这一系列原因促使阿特伍德对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形象做出了深刻的思索，她认为文学与政治、历史、民族意识紧密相关，因此，文学不应当排斥政治远见、民族理想和社会现实，文学应当表达民族身份诉求，作家应当通过写作定义加拿大人的身份。

对阿特伍德来说，文学的首要功能就是它的社会角色，当一名作家就意味着“扮演社会所赋予的某种角色”，就好像“给自己的身体披上一件特殊的衣服，而自己的身体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和其他身体有着广泛的联系”（Second Words 343）。阿特伍德同时指出，写作并“不是‘表达你自己’，而是开放你自己，抛弃掉你的自我，通过你的身体来召唤语言和世界”（Second Words 348）。因此，写作的使命是“揭示真相，是命名世界……也是见证”（Second Words 348）。文学是传达公共意识和思想的载体，而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想象产物，因此文学作品对于塑造现实和身份有着重要的意义。阿特伍德认为，文学的社会意义表现在人们对共同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等条件的认知和认同，尤其是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感知。她曾经尖锐地指出：“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就是，加拿大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学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拥有文学和历史，许多人甚至拒绝谈论这样的话题。”（Second Words 384）她认为，加拿大人把自己想象成国际身份是幼稚的，因为拥有国际关系的前提是必须拥有民族身份。不过，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缺失并不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民族身份是一件不证自明的事情，就像“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身份一样，只不过它没有自己的声音而已”（Second Words 385）。阿特伍德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忘记自己是谁的人只不过是得了失忆症，这就是加拿大人的情况。”（Second Words 385）

民族和国家身份在本质上是政治和社会话题，但在加拿大，它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社会和文化议题，不仅发生在政治领域，也与文艺界和知识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加拿大民族想象和身份构建已经成为加拿大文艺领域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哲学等跨学科的交叉知识地带。另一方面，阿特伍德从来不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她本人就是加拿大公众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具有广泛影响。例如，20世纪90年代她曾经广泛参与关于加拿大联邦制和承认魁北克的大辩论，还在她的《写给美国的信》中公开批评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特伍德积极倡导并参与国际人权行动，她甚至把诗歌和小说作为公开批判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宣传话筒。她认为，政治和人权问题“从来都不能和写作相互分离”，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那些认为艺术在此处，政治在彼处的美国人来说，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两个不同的框框。对其他国家的作家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在这里，人们害怕的是，如果他们写政治诗，就会有评论者说那肯定不是诗，所以你就得承担这个风险。可是，如果没有了风险，生活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认为政治的就不是艺术的，那么，这就是大错特错。投身政治会赋予一个作家无比的能量。（Gillen 234）

尽管阿特伍德的作品常常被解读为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本，但是她的作品的多元性又是牢牢地建立在加拿大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基础之上的。在《巴黎书评》的一次采访中，她强调，小说“并不是一个表达自我的工具，也不是对个人生活的叙述”，作家应当“把小说当作审视社会的工具，它是介于语言和我们所谓的现实之间的一种交界之物”（“The Art of Fiction”）。文学艺术并非自给自足的独立体系，“见证”就代表本真，而本真性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在某一特定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有其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个人、民族和社会身份也因而成为文学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