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念

我们可以把从上古时代一直到18世纪的中国哲学，叫做“中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古典哲学里，是否有人格观念？如果有，其价值如何？对这些问题都应有明确的认识。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的反思。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有人的自觉吗？或是根本没有达到人的自我认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民族的振兴、发展，那么，民族的精神生活传统中是否具有向前发展的内在基础，还是毫无内在基础、毫无发展进步的内在源泉？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谈得上突破传统、改造传统。所以应从人格的角度来反省一下中国传统文化。

一　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

“人格”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它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古代中国没有“人格”这个词，但有“人品”、“为人”、“品格”这些词。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虽然没有这个名词）。什么叫独立人格？就是指人自己有一个独立意志，它不受外界势力的压制。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里承认平民也有独立的不可改变的意志。孔子还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实际上，在孔子时代，有很多隐士即有一定文化而不肯出来做官、不与当权派合作的人，这种人也可以说是有独立意志的。孔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独立意志，但是否每一个人都能保持其独立意志就不一定。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君主和贤士都应该“乐道忘势”，这里，“忘势”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战国时代，特别强调独立人格的是陈仲子，此人出身贵族，但他认为贵族的势力、地位都是不道德的，所以他摆脱了贵族地位，靠织草鞋维持自己艰苦的生活。他主张“不恃人而食”，强调自食其力。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武王灭商以后，姜太公被封到齐国。当时齐国有两个人，一个叫狂矞，一个叫华士，对姜太公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说：“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不事仕而事力。”结果，太公认为“望不得而臣也……是以诛之”。周公责备姜太公不该杀这两个好人，姜太公回答说，这种不听命令的人不能留下来。这个故事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周初也有特别强调独立意志的人物，不肯向国君、贵族称臣，表现出不合作态度。另一层意思是，当时的执政者对这种人有两种态度，其中周公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儒学对陈仲子、狂矞等人持既赞扬又批评的态度。孟子认为陈仲子很了不起，但指责陈仲子不管“亲戚君臣上下”，认为这种人虽有独立意志，但实际上不算伟大。孟子认为伟大人物既有独立人格，又承认君臣父子关系。所谓“大丈夫”，一方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具有强烈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和当权派合作，这与陈仲子的完全不合作态度是不一样的。孟子把人分为三种：事君人，即侍奉、服务于国君的人。这种人没有什么价值。安社稷人，即把安定国家、社稷作为自己职责的人。这种人并不完全听君主的命令，有一定的独立人格，但其价值也不很高。天民，是最高的一种人。这种人认为，在天地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有自己的原则，我可能事君，也可能不事君，这取决于君主对我的态度：如果他听我的话，我就帮他的忙；不听，就不帮。

早期儒家试图把人伦关系和独立人格统一起来，叫人在人伦关系中保持独立人格。但在汉朝以后，至唐、宋、元、明、清，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不承认人民的独立人格。在专制时代，一般人民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要争取独立人格。我认为，在汉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存在王权和士权的斗争。有的人作文章，认为中国专制时代只有王权主义，我认为这不全面。尽管当时的专制君主力图使王权高于一切，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甘完全屈服于皇帝，要保持自尊，因而起来与王权抗争。如汉朝末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代表皇帝的宦官势力，导致“党锢之祸”。又如明末的东林党人也起来反对当权派。东林党人认为，“是非”不应由朝廷来决定，而应由知识分子来决定，知识分子认为是对的，才是对的，而朝廷是不能评判“是非”的。后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是非不应由皇帝来决定，而应由学校来决定，皇帝认为是者不一定是，非者不一定非，只有学校认为是者才是，非者才非。这里已表现出一种初步的民主观念。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态度：1．士为知己者用。看重我、利用我，我就帮你的忙。这是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2．以天下为己任，把天下的事情作为自己的责任，移风易俗，改变社会，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自觉性，根据自己的原则来发挥作用。这种态度可以说是独立人格的表现。3．苟合取容，不顾廉耻，没有原则，没有独立人格，为一碗饭甘为奴婢。这是一种最下贱的态度。

以天下为己任者总是少数，但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就是这种人，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此外还有许多隐士，不肯向当权派屈服。在清初，满族入主中原，康熙皇帝为拉拢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个政策，以“博学宏词”的头衔招纳人才。但顾炎武坚决不应考，说非要我考，我就自杀。另一位思想家傅山也坚不应试。从秦汉一直到明末，一直有这种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二　“人之所以为人”

人与禽兽有何不同？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很早就关心的一个问题，到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战国时期，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见解。

（一）墨子提出人的特点是“非力不生”

飞禽走兽靠天然物品维持生存，而人靠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靠种田而获食物，靠种植桑麻织成衣服而遮蔽身体。墨子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种态度，其中多数人的态度是：士为知己者用。看重我、利用我，我就帮你的忙。图为明朝唐寅《西园雅集图》中的读书人。

（二）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有道德意识

小孩知道爱父母，父母也爱小孩，这是人之为人者。道德意识的突出表现是“恻隐之心”，即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很难过，要加以帮助，如看到一个小孩要爬到井里去，任何人看到了都要制止小孩。这是先验道德论，影响很大。

（三）荀子认为人之为人的特点在于智慧，能总结经验

荀子不承认先验的道德意识，他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意识从何而来呢？是总结生活经验的结果。经验告诉人们，为生活得好些，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于是道德原则就被发明出来了。后来清朝的戴震综合了孟荀两家，指出，人用智慧总结经验，发明道德，这刚好是性善而不是性恶的证明。

中国古典哲学很注重研究人的特点、研究怎样做人的道理，并认为这是做学问的主要宗旨。儒家特别强调“人之为人者”，认为人与禽兽不同，人比一般牛马有更高的价值。先秦时法家把人当做牛马看待，如《管子》说：“用人如用牛马。”商鞅特别强调人民只是牛马，只配做奴隶。到了汉朝，扬雄对法家提出批评：“奈何牛马之用人也！”儒家认为应当承认人高于牛马的价值，并且发挥这种价值。

在历史上也有人认为人不如牛马，如晋朝仲长敖认为人是最坏的东西：“裸虫三百，人为最劣。”人不如老虎有锐利的爪牙，但人心眼特坏，会害人。不过，从古到今，大部分人还是承认人比禽兽有价值，但人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应当从仲长敖指责的“坏心眼”提高到康德赞美的“善良意志”。发挥了善良意志，人就有价值。关于人的特点，直到马克思，才有一个科学的解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特点讲得特别深刻，我认为这是关于人的特点的最高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儒学所讲的道德是自律的道德还是他律的道德？有的人认为中国儒家所讲的道德只是他律，我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我认为在孔子那里，有自律的方面，后来情况复杂化了。孔子、孟子都认为，我实行道德，是我内心的要求、内在的需要，不是受别人强迫的。孔子讲仁，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自己要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并帮助别人完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我自己要提高，也要帮助别人提高，这就是道德。这种道德完全是一种内在的要求，这就表现出道德的主动性。孟子讲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良知良能”等也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他认为实行道德没有别的期望，不是想达到别的目的，而就是为了道德本身。这应该说是自律的道德，不是他律的道德。孔子把实现道德分为二种境界：“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前者乃为仁而仁，只有为仁才心安理得，这是自律的道德，是较高的境界。质者则指实行仁对我有利，我对别人好，别人也对我好，这是为达到一个外在目的而实行仁，是一种他律，是较低的境界。到了汉朝，开始确立起“三纲”这种强制性的道德。到南宋时，这种他律的道德变成绝对性，以至提出“天下无不是之君，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口号。在封建时代，这种他律的道德是一般人民实行的道德，少数哲学家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则反对这种道德，主张自律的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他律的道德，也有自律的道德，情况复杂，应加以具体分析。

三　关于人格类型的思想

“人格类型”这一概念是现在西方理论家提出的，但在中国古代也有比较接近人格类型观念的思想。孔子提出人可分为三种：“狂”、“狷”、“中行”。狂者进取，有较高的理想和抱负、自信，但不一定能言行一致；狷者有所不为，谦虚谨慎，但没有很高的理想。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兼有“狂”、“狷”之优点而无其缺点。孔子认为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做到中行，他大概认为自己就是这种类型。西方人格论讲外向、内向，“狂”接近外向型人格，“狷”接近内向型人格。至于“中行”则是内、外结合，但这很难做到，一般人要么外向，要么内向。东汉末年刘劭写了《人物志》，我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人才学著作。他认为人才有两种：“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意思是说，“明白之士”聪明敏锐，了解很多事情，但缺乏深刻的思想；“玄虑之人”有深刻的智慧，但办事和处理问题很慢。前者是外向型人格，后者是内向型人格。刘劭又讲英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英”，很聪明、很有智慧，能办事；一种是“雄”，有力气、有毅力。前者如刘邦，后者如项羽。“英雄”则兼有两者。刘劭还详细地把人分为十二种，其中每种皆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

四　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

我认为，所谓自我实现，就是把人的潜能发挥、发展出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无自我实现一词，但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提出一个口号：“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是最高的人格，是圣人，但每个人都有做尧、舜的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实现出来，人就成了圣人。孟子又说：“圣人与我同类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圣人也是人，我也是人，因此我也可以做圣人，而且只有成为圣人，才实现了自己的可能性。那么，如何才能做圣人呢？“尽心、知性、践形。”所谓尽心，就是了解自己心中到底有什么内容；所谓知性，就是了解自己的本性、自己的道德要求，即“善端”；所谓践形，就是实现身体里面的可能性，使之表现为现实的存在。孟子认为自己就能尽心、知性、践形，养成“浩然之气”。我把自己内在的“气”发挥出来，就充满了天地之间，我就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这样一方面我超越了有限的小我；另一方面“万物皆备于我”，形成了与宇宙合为一体的大我。这既是自我实现又是自我超越，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我认为孟子的尽心、知性、践形，有自我实现的意义。

宋明理学发挥了孟子这一思想。程颢讲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张载主张“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一方面人实现了自我，另一方面人又超越了自我。

到了王夫之、颜元这里，“践形”的思想得到特别的强调。

王夫之提出“尽性在于践形”。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其要是在于实现身体各部分的机能。人身上有耳、目、手足，眼睛要明，耳朵要聪，看见一切事物，听见一切声音，做各种活动，才算是践形。老、庄讲静，理学家也讲静，王船山反对守静，他强调活动。所谓“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显唯其形”，就是强调人的本性和形体、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活动就无所谓道德，就不能实现道德，所以讲仁义、道德，就要活动。人做到耳聪目明、手足活动，做许多事情，才算是圣人。

颜习斋提出“践形以尽性”，与王夫之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必须发挥身体各器官的机能，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颜元激烈反对静坐和死读书。

王夫之和颜元的自我实现思想，固然与我们讲的不一样，但也有相似之处。在16世纪，西方已进入近代，有许多进步思想，王、颜的思想与之有相当的差距，但在中国，毕竟是一种进步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自我实现思想。

五　理想人格的设计

儒家认为最高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聖”字从耳。商朝时把能听见上帝声音的人称为“圣人”。到了周朝，周公把圣字的意思改变了，他认为，人不是通过耳朵了解上帝的意志，而是通过行为。有道德，就是了解了上帝，上帝就对你好；没有道德，就不了解上帝，上帝就抛弃你。孔子对“圣”字又有新的解释：圣是最高的人格，是为人民解决问题的人，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有弟子问孔子，你算是圣人吗？孔答道，我怎能算圣人呢？我只能做到两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弟子认为，“学而不厌”就是智，“诲人不倦”就是仁，既仁且智，就是圣人了。

道家认为儒家的仁、爱人是有相对性和欺骗性的。儒家讲的智是相对的知识。因此既仁且智并非最高的人格和价值。只有“至人”才是最髙的人格，才能“体道”、“体无”。“至人”不是通过感觉、思维来认识道，而是通过神秘的直觉。道家讲的“至人”太玄虚，不如儒家讲的“圣人”较为实际。

儒家倡导“三达德”：智、仁、勇。“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提得比较全面，但具体解释有些片面，比如用知耻来解释勇。知耻是精神的勇，而不是身体的勇，儒家忽视了后一方面。勇敢必须有健康的身体，所以西方很注重力量。一个人有很强的生命力，身体健壮，才有价值。

宋明理学常讲“孔颜乐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3]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赞美颜回安贫乐道，但他是否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如此而不必求财富，他是否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努力达到的最高境界？我看未必。孔子有一次到卫国去，见到人口很多。学生问人口多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学生又问他们富了怎么办？孔子说“教之”，即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富”是很重要的。安贫乐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取的，即当生活条件不好时，不要勉强求富，不要被贫困所摧垮，而是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问“克伐怨欲”算不算仁，即克制自己的怨气、欲望算不算有道德？孔子认为做到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但够不上仁。仁者，一方面，自己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另一方面，还能有所作为，帮助别人。颜回虽已达到了很好的境界，但未达到最高境界。颜回只活了三十二岁，我想这与他的营养不好很有关系。现在有的知识分子四五十岁就死了，就是因为营养不够。一个人要有精神境界，但也要有物质基础。

六　传统人格观念的得失

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念既有价值又有严重的缺点。

（一）哲学思想与社会心理的区别和联系

哲学思想是哲学家的思想，社会心理是社会的思想，前者是少数人的，后者是多数人的，多数人不懂哲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与一般人的思想有很大的距离。一般人并不理解孔、孟、老、庄那一套。自秦汉以来，一般人追求荣华富贵，追求饮食男女的满足，甚至读书人也是如此。庄子说过，一般人做了一个官就沾沾自喜，高尚的人就不这样，比如宋荣子（宋钘），整个社会赞美他时，他付之一笑；整个社会毁谤他时，他也不以为然，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原则、体系，世人赞同不赞同都无关紧要。这种人才算是哲学家。看风使舵、随风倒就不算哲学家。在50年代，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就有自己独立的主张——我就是这个主张，你们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我都这样。随风倒是很容易的，但随风倒就丧失了一个哲学家的人格。理论是需要改进的，但自己认为对的就应坚持。真理虽然只有一个，但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思想家的风格。

在中国历史上，能坚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哲学家如孔、孟、老、庄，是少数。秦汉以来，封建专制统治极力压制独立人格，但也有少数所谓“特立独行”的人。刘秀做了皇帝，他的同学严光躲了起来。刘秀请他出来做官，严光拒绝了，他认为一旦做了官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封建社会是压抑独立人格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应有独立人格。

（二）群己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忽视个性，这是应该承认的，但也不是完全抹杀个体，这也是事实。孟子认为国本在家，家本在身。庄子认为身重于国。秦汉以后，王权与士权斗争，王权是要压迫一切人，否认一切人的独立人格，而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要争取独立人格。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存在。一部分思想家并没有否认个性的重要。在宋、明，在哲学上个性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但在文学上比较重视，这里情况比较复杂。

（三）德、智、力三者的关系问题

一个健全的人格，三方面都是有高度发展的。道德境界高、智慧高、有充实的生命力，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平衡发展，构成健全的人格。儒家讲智、仁、勇，但儒家只讲精神的勇，就片面了。人是生物，生物就有生命力。人以生命力来克服环境、改变环境，来达到自己的要求。人要有充实的生命力，才是健全的人格。儒家特别强调道德方面，比较忽视智，对力量不太讲。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其中不讲力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西方人就特别讲力量，这是西方的长处。圆满的人格应是德、智、力三者的结合

董仲舒有文章讲“必仁且智”，这个思想很好。人要爱人，但如没有知识，反而会害人；如只有智慧，而没有爱人之心，也没有价值。这与罗素的思想是相通的。

汉朝王充提出“德力俱足”，认为社会、国家、人，一方面要有道德，一方面要有力量，才是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宋时理学主要强调道德，对智慧力量讲得比较少。

（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格观念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是自然经济、专制条件下的人格观。总的来说，先秦哲学中有比较丰富的人格思想，理学偏于一端，强调对于君权、父权和夫权的服从，明清之际的王船山等人有一些重要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提出科学的高一级的人格观，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格观。在我看来，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来建立健全的人格，一方面要提高生命力、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有很高的智慧和精神境界；一方面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要承认别人的尊严和价值；一方面要肯定理性，另一方面要肯定生命力、意志的重要性。过去理性主义在东西方一直是正统，对感情、意志比较忽视。19、20世纪，非理性主义强调生命力，有其价值，但片面地夸大了。买际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圆满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