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很重视人生价值的问题。价值这个名词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在古代，与今日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名词是“贵”。《论语》所谓“和为贵”，《老子》所谓“道之尊，德之贵”，这个“贵”即“有价值”之意。中国古代哲学以“人”为中心议题。人是否可贵？人如何生活才可贵？这是古代思想家经常注意的问题。
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人类价值的问题，即人类在宇宙之中有无价值？第二是人格价值的问题，即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否具有价值？第三是如何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即一个人怎样生活才算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人类价值的问题亦即人在天地间的位置的问题。天地之间，物类纷繁，古代人称之为万物。人在万物之中居于何种地位呢？古代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最贵的。《孝经》引述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不一定是孔子之言，但可以说是儒家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天地之间人是最有价值的。《易传》以天、地、人为“三才”，人是三才之一。荀子论人之所以贵，最为明确。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4]人之所以最贵，在于有道德意识。汉、宋诸儒亦都有类似的观点。宋儒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35]邵雍说：“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得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36]周敦颐、邵雍主要是从人的智能超过万物来肯定人的价值。
道家崇尚“自然”，但也承认人在天地之间有重要地位。老子以人为四大之一，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强调“齐物”，表现了否认贵贱区别的倾向。《庄子•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这是认为，人类自以为贵，不过是主观的偏见而已。庄子学派的这种观点是对于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否定。但是多数思想家没有接受庄子的这种观点，仍然肯定人在天地之间的优异地位。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关于人格价值的思想。所谓人类价值，是讲人类作为一个总体具有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所谓人格价值，是从每一个人来讲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人格这个名词也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在古代则称为“人品”。人格或人品，可以说是指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别人不同的特点的综合，亦即指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具体存在。
孔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7]有独立的意志即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还认为，人人都有实行仁德的能力，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8]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39]人人都有实行仁德的能力，亦即人人都有提高道德的潜能，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之所在。孔子还没有明确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孟子则非常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孟子提出“天爵”、“良贵”之说，肯定人人都有人格的价值。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40]又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41]天爵相对人爵而言。人爵即世间的爵位，天爵即道德高尚。“人人有贵于己者”，即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良贵”相对“人之所贵”而言。人之所贵，权势者给予的爵位，是可以剥夺的。良贵是本身固有的，是不能剥夺的。孟子认为这“良贵”是人人固有的，是天赋的，但必须加以保养，如果忘记了自己固有的“良贵”，那就是“弃其天爵”，就没有价值了。荀子虽不赞同孟子的天赋道德观点，但也肯定“道义”有高于富贵的价值，他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42]一个人，如果能坚持自己的道德意志，就有比王公贵人更高的价值了。儒家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如能实行道德，就有崇高的价值。宋儒周敦颐说：“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又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43]这都是肯定，人格的价值远远高于世间富贵的价值。
儒家的人格价值学说是和他们的道德学说密切结合的。儒家的道德学说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他们所讲的高尚品德只能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绝不是革命家的革命道德。虽然如此，儒家能摆脱封建时代追求富贵的世俗偏见，肯定人人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肯定这种道德觉悟才是每个人的价值之所在，这一点对于民族的精神发展还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复次，一个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呢？怎样生活才能达到人格价值的标准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人格价值，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春秋时期，鲁国的贵族叔孙豹提出“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4]不朽即有长久的价值。三不朽说的主要意义是肯定人生价值在于有积极的贡献。“立”即有所创造，亦即有积极的贡献。
孔子对于伯夷、叔齐、管仲、齐景公等发了一些评论，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人生价值的态度。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45]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46]照孔子的评论，管仲建功立业，有功于民，可谓立功之人。伯夷、叔齐可谓立德之人。齐景公既无功又无德，就不足称了。在孔子的心目中，立德而又立功的最高典型是尧、舜，但又认为尧、舜也还没有达到最崇高的理想境界，所以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47]。虽然如此，在现实中，尧、舜已是立德而又立功的最高典型了。
孟子提出立德的四个类型，即伯夷的“清”、伊尹的“任”、柳下惠的“和”、孔子的“时”。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罪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管仲等发了一些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态度。图为宋代李唐刻画伯夷、叔齐宁死不愿失去气节的《采薇图》。
孟子特别强调：“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48]清、任、和、时，都是立德的典型。伊尹辅佐成汤建功立业；伯夷、柳下惠则无功业可言，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伯夷之风能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之风能使“鄙夫宽，薄夫敦”，对于社会风俗起了一定的作用。
儒家不甚重视立言，但也肯定立言有一定价值。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49]又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50]有德者之言是最值得重视的，非有德者之言也可能有一定价值。
道家的态度与儒家不同，对于春秋时代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一概加以摒弃。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1]又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52]仁义之德、利民之功、名辩之言，在道家看来，都是不足称道的。
道家指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相对性，确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道家最后陷于虚无主义，则不足为训。[53]《篇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中，最后河伯问北海若说：“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的答复是：“夫固将自化。”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北海若最后还是讲“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还是区分了安危、祸福、去就。这就足以证明，价值的判断在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
三不朽说以有所“立”为不朽的标准。不论“立德”、“立功”、“立言”，都是对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古代人所谓德、所谓功、所谓言，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但是也包含着一定的普遍意义。
现在，古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我们今天应有对于人生价值的新认识。虽然如此，正确理解古代思想家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仍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