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古代称为“士”。士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始于春秋时期。在殷商和西周时代，有一定知识的人是巫、史。巫、史都属于贵族。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具有一定知识而失去贵族身份的“士”。孟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174]“士”就是没有恒产而有一定理想的知识分子，依靠知识以谋生。孟子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其若是，孰能御之？”[175]这区别了仕者、耕者、商贾。“士”有别于耕者、商贾，也不一定是仕者，乃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春秋末期，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老子、孔子、邓析、孙武等。《史记》说：“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说：“老子，隐君子也。”老子本为周史，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一个隐君子。孔子曾仕于鲁，因意见不合而离鲁，周游于卫、楚、陈、蔡之间，晚年回鲁，以教学为事，当时亦被尊为“国老”。邓析是法律专家，《左传》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孙武是军事学家，受到吴王阖闾的尊重。到战国时期，士成为各国诸侯争取的对象。当时学者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以孟子为例，《孟子》书记载：“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176]孟子虽然不遇于时，然而游事梁、齐之时，随从的弟子是很多的。《史记》记述邹衍的事迹说：“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这段记述有误，邹衍与平原君同时，而非与梁惠王同时，但备受尊礼，当系事实。与平原君同时的魏王是魏安釐王，可能梁惠王系安釐王之误。）齐国建立稷下学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当时成为学术中心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士、农、工、商称为“四民”。其中士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一 以人为本位的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学派有三：儒家、道家、墨家。其中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位的哲学，道家则以“道”为本位，墨家“尊天事鬼”保留了关于天鬼的宗教信仰。后期墨家所著的《墨经》中已放弃了天鬼观念，而注重研究名辩与物理，但仍不能说是以人为本位。明显地以人为本位的学说是儒家之学。
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论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77]“务民之义”即重视道德教化；“敬鬼神而远之”即对鬼神持存疑态度，虽没有否定鬼神但不求助于鬼神。这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宗旨。后来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倡言“无鬼神”，就否认鬼神的存在了。
儒家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又承认文化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宣扬“人之所以为人者”。这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有道德。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78]所谓有义，即有道德观念。这与孔子所谓“务民之义”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以宣扬文化为己任，《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79]所谓“文”，即今日所谓文化。《周易•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0]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人文”名词的初次出现。天文指自然现象，人文指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形式。儒家高度肯定了文化的价值。
儒家以人为本位，这是与宗教家以神为本位的思想相对立的。宗教宣扬以神为本、鼓吹上帝创造世界，要求皈依上帝。佛教更将佛置于天帝之上，宣传三世轮回。这些宗教信仰都鄙视人，不承认人本身的价值。儒家承认人类是天地所生的，而肯定人本身具有优异的价值。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特点。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点可以称之为具有人文精神。
二 坚持人格尊严
儒家宣扬人的价值，其理论基础是承认人具有独立意志，因而具有独立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81]人人都有较三军之帅更为坚强的意志，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因为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具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182]其所以要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孔子不忍辟世，而采取了辟地、辟色、辟言的态度。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183]从所举的例证来看，这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即指人格尊严；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即指人格的屈辱。孟子称“所欲有甚于生者”为“义”，其所谓义即指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亦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
孟子更提出“以德抗位”的主张，他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184]孟子引曾子之言，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认为人应提高道德的自觉而不屈服于权势。这是对于人格尊严的高度肯定。
《礼记•儒行》提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论断。《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可杀而不可辱，宁死不屈，这是对于独立人格的强烈坚持。
高扬人格尊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之一。
三 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
中国古代哲学家不但宣扬人格尊严，而且强调社会责任心。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而叹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85]这就是肯定，个人对于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孟子以“平治天下”自负，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86]这固然表现了傲慢自大的态度，也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孟子虽然不得志于当时，但对于后世却发生了深沉广远的影响。与孟子同时的宋钘、尹文以救世济民为志，《庄子•天下》篇述宋钘、尹文之学云“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天下》篇赞之曰：“图傲乎救世之士哉！”《庄子•逍遥游》亦述宋子的为人说：“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表现了坚强的独立人格。宋子的学风是值得钦敬的。
汉初陆贾追随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劝诫刘邦说：居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确实表述了关于社会政治的一条客观规律，对于稳定汉初的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其后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都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
《世说新语》记述后汉陈蕃、李膺的言行说：“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陈、李都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被贬之后，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现了对社会国家负责的刚直气概。
北宋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所传诵。张载自述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表现了哲学家的广阔胸怀。
明末顾宪成主讲东林书院，尝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187]这也充分表现了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心。
以上举例说明汉、唐、宋、明时代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具有深沉诚挚的社会责任心的历史事实。历代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很多，《二十四史》及有关史籍中有详细的记载。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到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观点，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著《黄书》《噩梦》，都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明确表述。
真诚的社会责任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的重要内容。
坚持人格尊严、重视社会责任心，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四 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以人为本位的哲学，一方面宣扬独立人格与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心，这是儒家学说的积极内容。但是，儒家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即承认上下贵贱的等级区分是合理的。《左传》记述孔子的言论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公二十九年）这一条，孔门弟子没有收入《论语》中，可能是《论语》的编纂者有不同意见。但《左传》所记应非虚构。《论语》中所谓君子小人，有的是按道德品质来划分的，有时是按地位高下来划分的。儒家肯定贵贱有别，还是明显的。这是儒学受到历代专制帝王尊崇的原因之一。这是儒家的消极的保守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等级制度持批评态度的是道家。道家认为社会上区分君子、小人是不合理的，断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88]道家反对等级区分，宣扬个性自由，这是道家的高明之处，但是道家完全忽视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心，就不如儒家了。最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是墨家，墨家“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89]。但墨子“尊天事鬼”，又缺乏“人本”精神。后期墨家舍弃了天鬼观念，对于名辩、物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仍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人本哲学。汉代以后，墨学中绝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主要问题。经过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几年，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于是中国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部分学者将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加以大力宣扬。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有些论者积极鼓吹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思想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却忽略了（或不了解）西方近代的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曾经受过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这就陷于偏失了。中国古典哲学确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观点已经过时了。但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确实含有一个以人为本位的优秀传统，这还是应该充分理解、继承发扬的。
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一个人文精神的悠久传统，在古代，这个人文传统虽然受到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却也发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时至今日，时代进步了，等级制度已经废除了。我们应该在固有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就，更发挥创造性的思维，使人文精神更高度昂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