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杂文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散文体裁，它的题材十分广泛，影响读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夏衍解放后的杂文除了论及时事的而外，还有哲理性的随笔，文艺欣赏性的短评，科学知识小品等，取材多样，写作上另辟蹊径，有所创新，能引人遐想，发人深省，或启迪新知，给人以美的享受，在新中国的杂文园地上呈现出自己独有的风采。

较之于“司马牛杂感”“蚯蚓眼”等专栏杂感，夏衍“灯下闲话”在表述方式上明显直白化、朴素化，先前的妙喻、警词、寓意等不再频频闪光，而代之以直接的陈述、明了的说理。这种转变自然与当时文艺大众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发展大方向相关。并且《新民晚报》为娱乐性报纸，“灯下闲话”以行文随意、风格轻松的闲话体形式出现，恰与其承载媒介的性质相应称，相得益彰；同时《新民晚报》为民营性报纸，而非党的机关报，其读者是一般群众，而非党内干部，夏衍在此处的发言不是作报告，而是宣传、引导，甚至带有统战的性质，所以严正的政论文体并不适宜，而闲话体既可以增加文章的亲和力，又可将夏衍杂文关注社会、点评时政的一贯作风承继，成效更为明显。

《民心的指标》是关于春节的，文章先对比了国民党与新政权对过阳历新年和旧历春节的不同政策：前者以“法令”干涉要求老百姓过阳历新年，后者则在提倡过阳历的同时尊重人民过旧历的习俗。其结果是国民党时期的阳历新年冷冷清清，老百姓依然热热闹闹地欢庆他们的旧历新春；而新政权下的阳历新年虽未硬性推行却“兴奋和热闹”空前。夏衍不仅仅是在谈新年，更借助于人民生活习俗的变迁反映出政府法令措施在民间的生效。以新年为契机，人们认同了政府的合法性，自觉地规约自己的日常行为与之适应，为新型的意识形念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描述的同时，夏衍也完成了移风易俗的教育任务，以便让老百姓形成与新政权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信仰。夏衍对民众的接受心理有着清楚的把握，他懂得如何利用民间的力量使宏大的、社会公众性的话题打动民众的心扉。《好有一比》便利用了私人伦常。文章先表述了大部分人的共识，即“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是自己的政府”, “既然是政府是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亲人了，”那么，当她有困难时，我们当然要帮助她了。接着作者用贫弱的母亲、无力交纳学费的爱人作比喻，以人伦之情唤起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公”的观念切入私人领地，政治与伦理自然地融为一体。当然夏衍的初衷并不在于言说日常生活习俗和私人伦常，但他以此作为意识形态的切入点而不是从政治到政治，表明他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在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他承认其重要性并以此方式将其委婉地表述出来，从而取得积极的效果。

夏衍在年轻时代学的是自然科学，培养了对科学知识的爱好和兴趣。他的有些杂文很富有知识性，但又不满足于单纯地介绍知识，其中又含有丰富深邃的思想。例如，《花木瓜果之类》一文，对人们日常食用的石榴、葡萄、黄瓜、西瓜的习性，特别是源流一一作了考查，说明它们分别是从中亚、西亚传入中国，已经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这些知识十分新鲜有趣，读后可以扩大人们的知识领域，同时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从国外移植新的品种来丰富自己的园林多么有必要：“我希望移植的范围还该放得宽阔些，既要有经济植物，也要有观赏植物和作为科学研究用的稀有品种，我们要有更多的、具有科学头脑的张骞和胡峤，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万木争荣、百花齐放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植物展览的园地。”栽培植物如此，在科学、文化、艺术等其他方面不也存在一个如何对待外来事物的问题么？这篇介绍植物学知识的文章，尽管并不直接配合政治，但只要仔细体味，它所包蕴的思想内涵和针砭作用是异常深厚的。《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长短录》指出：“《长短录》配合政治是广泛的，多方面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形式的。一般不强调直接配合，而是打迂回战，尽量发挥杂文的特性。可以旗帜鲜明，态度明朗，但又娓娓动听，清新活泼。”夏衍的科学小品在这方面是比较出色的。

夏衍为《新民报》晚刊“灯下闲话”专栏撰写的小品

（原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