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闻战士夏衍和他的通讯

一般人都知道夏衍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较少有人了解他还是新闻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优秀的记者，卓越的政论家。就中国进步报刊史而言，夏衍在三四十年代的成绩和地位，与著名报人胡愈之、邹韬奋、范长江可谓未遑多让，彼此不相上下的。

夏衍于1900年出生在浙江杭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由于“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少年时代就在心灵中扎下了根”。1919年，当他还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受五四运动浪潮的激荡，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参加发起和编辑了浙江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发表了《评杭州的四家日报》《印刷物也要管理的么》等随感录，谴责反动军阀政府的文化专制，揭露陈腐不堪的八股文和封建伦理，表现了青年人敢说敢做的战斗气概。当时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曾赞扬这些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他鼓励这些“可敬可爱的小兄弟”，要“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这可以说是夏衍从事新闻工作的开端。后来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夏衍又编过《艺术》《沙仑》等刊物，倡导无产阶级戏剧。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则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日的战幕，夏衍从此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的新闻和统战工作，辗转奔走于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和新加坡等地，直至全国解放。

在这十二年间，他先后领导和编辑了《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南桥日报》及《野草》等报刊。如他所述，在这期间虽也写过剧本，但写得最多的，则是社论、时事述评、杂文、通讯和随笔，数量约在四、五百万字左右。后来出版的集子就有《血写的故事》《此时此地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等。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夏衍在其主编和参与的报刊实践中，极其重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功能。作为《救亡日报》的总编辑，他大量撰写言论，特别是社论，直接表明报纸倾向。廖沫沙评价夏衍的言论：“无论所写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人物、社会生活和自然科学知识，都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紧扣着革命斗争的需要”（廖沫沙《凌云健笔意纵横》）。从1938年9月起，《救亡日报》几乎每天有一篇社论，每篇千字左右，至报社停刊，累计450余篇。同样，在《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他主要负责言论的撰写。其言论针对国内时弊，纵论国际战局，观点鲜明，取材宽广，文字洗练、简洁又不失生动。他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战局，针对形势进行精辟透彻的分析，读之使人信服。例如，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时他写了《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明定国策与组织群众》等社论，以民主主义的名义抨击国民党打压民众力量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进行分裂活动时，他写了《加强团结争取胜利》《战争与民主》等社论，反对分裂，呼吁团结。汪精卫投日做汉奸，夏衍连续发表了《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汪政权的真相》等一系列政论，它们与乔冠华的国际时评相互映照，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十分引人瞩目，迷住了每个关心时事的读者，成为揭穿假面的尖利武器，对于争取中间力量站在人民一边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与报纸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解放后不久，他在《新民报·晚刊》上开辟《灯下闲话》一栏，几乎每日发表一篇短评；六十年代初又在《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中，撰写了许多文情并茂，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杂文。关于开办《灯下闲话》的动因，夏衍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是想基于民间的立场、匡正时弊，而陈毅市长也指示要写得自由一些，不要把党八股带进民营报纸，这些都说明“灯下闲话”是作为一个不同于党报的民间色彩比较浓厚的专栏被定位的。但是在诸文体中，杂文是最富时代性的，其诞生之初便与时代、与社会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化革命的激荡，就不会有五四随感录；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国民党的文化统制，三十年代的杂文也许会是另一种形式。时至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又发生巨变，政权的更替、制度的变迁带来文化大语境的转型，由此引发杂文言说主题及言说方式的变化。夏衍这一时期的杂文不再如五四杂文那样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也不似三十年代杂文尖锐的政治批评，而是适应过渡时期的需求，强化对新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诞生于此背景下的“灯下闲话”，自然不可能脱离时代大方向，其主题正是围绕这些而展开，其表达方式也相应染上了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特色。作为一名新闻战线的老战士，夏衍同志对我国革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里，我们侧重对夏衍的新闻通讯做一些介绍。早在抗战前夕，他就发表了著名的通讯报告《包身工》，真实地反映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涯，揭露了日本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相勾结的罪恶，震撼了整个社会，也为我国报告文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抗战中，他所写的通讯就更多了。1938年5月，日机在广州沿长堤一带轮番轰炸，扔下成吨炸弹，持续十多日，一时血肉横飞、遍地尸骸。夏衍一连写了《广州在轰炸中》《在轰炸中生活》《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文章，报道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以抑制不住的怒火，向全世界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禽兽般的残暴行为。他写道：“我是一向怕看死人，怕看人血的，可是现在，我能够在尸场慢慢地走，我能够踏过那涂满了街道的 ‘血路’了，不踏同胞的血是不能通过罹灾区域的！残酷么？不，这是感觉的麻痹，这是对于恐怖的感受的疲劳和饱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制造者，“真使我们怀疑从飞机中投弹的是不是我们同样的有父母儿女，有知觉感受的人类”。敌寇的疯狂屠杀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就在这一年冬季，夏衍驱车往湘粤边境到达粤北重镇韶关进行战地采访，真切地感受到张发奎余汉谋司令部的抗战气氛，了解到前线将士旺盛士气，写出《粤北的春天》的通讯。这不是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篇激情四射清新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夏衍运用他文学家的遐思和对形象的敏感，以象征、隐喻笔调，将新闻客观真实性与文学的抒情性揉合在一起，对韶关街头男女青年群像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战争的残酷与凄苦，中国人民愈挫愈顽强的精神风貌都在夏衍白描的诗性语言中酣畅淋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夏衍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一批著名文艺家一起，搭乘海盗船，偷渡零丁洋，历尽艰难险阻，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抵达大后方桂林。夏衍于不久后写成长篇通讯《走险记》，对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作了真实的记录和报道，充分表现了革命文化战士从容镇静、化险为夷的胆略和智慧，是一曲昂扬的爱国主义凯歌。在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时刻，夏衍在香港《华商报》副刊上，又撰写了许多通讯，其中两篇“特约上海通讯”十分令人瞩目。一篇题为《冬眠了的上海文化》，另一篇为《寒流中的上海》，反映了当时上海文化界在政治的寒流中“战栗”的景况，对国民党窒息进步文化的罪恶行径提出了抗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衍在1947年11月30日以“杨琪”的笔名，写了祝贺朱德同志生日的文章：《祝福，朱总司令》，向全国人民介绍了这位伟大的革命统帅，表达了对他的无限敬佩和爱戴之情，可说是一篇情真意挚的优美散文。

现在选在这里的《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选自夏衍的通讯集《血写的故事》。该书出版于1938年3月，收集了抗战爆发不久夏衍所写的通讯报告。这篇文章写于上海被占领的当天深夜。它不按程式化的写法，不是纯客观地报道某月某日上海沦陷，而是饱蘸深沉悲愤的感情，在很短的篇幅中，以鲜明的形象，在读者眼前，呈现了一幅这个东方大都会即将沦陷的凄惨可怖的情景：凶恶的日本法西斯丧心病狂地轰炸扫射，外国绅商在和平女神前献花，颠沛流离的一群群难民，干着下贱行径的汉奸，紧张沉默着的广大市民……作品没有停留于事件的陈述，而是统观全局，将事、理、情揉合在一起，对法西斯侵略者践踏大上海作了淋漓尽致的控诉，同时表达了全上海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昭示了人民必将奋起同入侵者殊死较量的前景。“夜色浓起来，黑了，路上的人疏落了，上海，紧张了三个月的都市，此刻表面上像一个濒死的人，每分每秒钟地在减少他的活气，他的面目变了，但是，他的心，他的脉……在跳跃，在冲悸。”文章充满着这一类排比的段落和诗一般的文字，凝聚着血和泪，突现着昂扬的政论威力，像一团火焰，燃起读者强烈的战斗欲望和意志。

（附）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

夏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是欧战和平的纪念日，外国的绅商、军队在外滩和平女神面前献花。但是，但是，隔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机关枪大炮的声音在沸，巨型轰炸机在头上盘旋，大炮的弹丸在空中掠过，

“咻—咻！”

和平女神沉默着。

铁丝网，疾驰着的救护车。

紧张的面孔，蹙着的眉头，咬着的嘴唇。……

难民，走倦了的脚步。

没有风，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的南、西，像山岳似地耸着奇伟的云，不，这是燃烧弹的烟，五百磅炸弹爆发出来的火！

上海，被这黑烟遮盖了，白云在深邃处映出暗红，瑰丽？惨淡？

“我永也忘不了，这惨的红色！”一人在叹息。这是民族的怒火！仇的焰，恨的火！

枪炮声疏落了。人们耸着耳朵，静听着，这声音轰毁了瑰丽的大上海，夺去了上海人脸上的笑，但是，在今天，在今天，他们却对这声音感到留恋了！

“啊，到明天，这声音不再能听见了！”声音很低，很惨！

号外在叫，在跳跃，也像是在哭泣。

暮色渐渐地浓了，依旧是霓虹灯，依旧是欢迎着游人的欢乐处，但是人们的脚却是那样的忙迫——

难民，走倦了的脚步……

人品不俗的少妇，不相称地蹲在屋檐下。偎在身边的两个孩子，失了神的那两对眼睛！

救火车，救护车……骇人的叫声，疾驰着，像一阵不吉的风。

卡车，红十字旗无力地斜插着，一车呻吟的人，尸体，露出在外面的一只男人的腿，机关枪弹痕，像缝纫机踏过的钎孔！

血！反抗的民族的血。

南京路早没有从前的热闹了，大家沉默着，熟人见了面也不招呼，他们的心，心，被铅一般忧愁，海一般的仇恨压碎了，——电车在开，汽车在流，走倦了的脚在走。

南方，西方，黑烟变红了，红的舌头是在天空中飞，机关枪在吼了，我们的勇士还在抵抗！

巡捕挨街地通知店铺，大家脸上的肉都僵了，没有表情，他们的手和他们的心失去了联系，“保卫大上海”“打倒卖国贼李思浩”，斜贴在一切橱窗墙壁上的标语被撕掉了，——剩下的，是猥亵药的广告！

天韵楼，散下了多数红绿传单，有人无意识地拾起来。

“中国民众和平促进会。”

人们眼里发出憎恨的火，撕了，掷了，红绿传单在马路上卷着，被人践踏着！但是，他们冒火的眼转向了高楼。

“妈的，我们过去对这些狗太宽容了！”

夜色浓起来，黑了，路上的人疏落了，上海，紧张了三个月的都市，此刻表面上像一个濒死的人，每分每秒钟地在减少他的活气，他的面目变了，但是，他的心，他的脉，……在跳跃，在冲悸。

巨人的脸失去了表情，上海沉没在黑色的夜阴里面，上海人失去了欢笑，上海，这都市失去了太阳！

（原载《新闻实践》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