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新的时代杂文要努力歌颂正在萌生的新芽，这不等于说就要取消杂文“论时事”“砭痼弊”的职能。杂文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尖兵，在今天仍然是进行思想斗争，揭露和抨击一切腐朽、落后的社会现象，以推动社会前进的锐利武器。夏衍在《谈小品文》中针对解放后有些作家视小品文为畏途，推辞唯恐不及，指出：“有些作家对一切阻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一切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或者是偶有所感也缄口不言，怕负责任。这是缺乏责任感和政治热情的具体表现，严重地影响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夏衍解放后的杂文歌颂了人民的胜利，赞美了新社会的光明；同时也决不放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鞭挞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批判落后倒退的现象。

仅就1956年七、八月间夏衍发表的杂文来看，便涉及诸如订规划中“无根据地胡思乱想”的浮夸现象；干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的主观主义，瞎指挥，压制批评，不关心群众生活；社会上“多做工作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人生哲学；轻视文化知识和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对待青年恋爱问题上的封建意识等等。这些杂感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富有寓意。《“废名论”存疑》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作者从北京颐和园附近的“第101中学”这个校名，联想到那些在知识分子心中有相当印象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些名称也早已不见了，许多群众熟悉的老铺老店也纷纷改为第7门市部、第8供应站。这种风气甚至也感染到了应该丰富多彩的文艺界。一些文艺杂志及团体的名称，也不是“人民”就是“中国”。针对这种“废名”现象，夏衍写道：

这种废名论的理论根据，据说第一是为了整齐，为了“统一”；第二是因为旧时代的名称都有封建性。那么，像河北、安徽这一类省名，宛平、长治这一类县名，也都应该废名排号了吧。我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五十七

籍贯：第5省，第38县，第226乡。

学历：第11省第98中学毕业。

职业：第15省第9市第3副食品商店第7门市部经理。

这里虽然讽刺的是“废名论”，实质上却是对一种错误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的针砭。要求一切事物都“整齐”“划一”，就意味着只要共性，而取消个性，这不是十足的形而上学么？对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极为有害的。文末所写，当时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谁料竟成了预言：在十年动乱期间，废名之风越演越烈，街道、商店、学校，甚至连人也常常改名换姓，各种名称大多相似，仿佛不如此即不足以显示“革命性”。这证明了这篇杂文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长久的生命力！

在现实生活中间，有些落后可鄙的现象，往往装潢着“革命”的外表，使人难以分辨。夏衍却能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看清其中的乖谬，并把它揭出来放到读者眼前。例如有这样两篇杂感：一则是某厂一个女工先曾和一个青年工人有较深友谊，但是后来和厂里一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恋爱了。青年工人失恋，工作受到影响。领导方面批评了这个女工，并且不胜其义愤地说道：“如今妇女尽喜欢挑有文化、有技术的。名是工人，其实资产阶级思想浓厚得很！”对此，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

这么说来，男女交友、恋爱，概须“一见倾心”；没有文化、技术，才称无产阶级；国家专科、高等学校乃是制造资产阶级的场所。

另一则是写在某工厂领导人办公室里，某领导在同来访的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谈话，其间，一技术员来请示公事，末了，技术员说了一声“谢谢”，态度谦恭有礼。然而，门重新关上以后，该领导对他的老战友说：“瞧，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短文于此只加了一句评语：“这是看人论事 ‘典型的’简单化之一例”。在我们的社会里，曾有人把热爱科学技术，讲究文明礼貌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把没有文化、不讲礼貌当作无产阶级传统作风，这种现象一度形成一股风气。夏衍抓住生活中的一个细微现象，对这种风气作了尖锐的、发人深省的批判。

杂文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分析事物鞭辟入里，能把话说到点子上，真正做到“到人所不到”和“道人所不道”的地步。《从点戏说起》是一篇借古讽今，影射和批判错误的领导作风的力作。文章以相声《关公战秦琼》中军阀韩复榘的老太爷和《红楼梦》中的贵妃贾元春点戏为话题。韩老爷不懂文艺，不懂历史，自作聪明，乱点一气，闹出了篡改历史的大笑话。贾元春则不然。作为皇帝的宠妃，她有权力但并不滥用。她不强人所难，只说“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让演员按自己的特长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她是真正懂得艺术和欣赏艺术的。因此作者说“这个点戏的人是既有气度而又有教养的”。作为戏提调的贾蔷，他不了解演员的个性和特长，一下便给演员点了两出原非本角之戏，可见他并不内行，带着很大的主观性；然而他并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最后还是依了龄官，可见还是比较民主的。至于龄官，作者特别称许她“敢于在皇帝的宠妃面前执意不作 ‘非本角之戏’，而定要演自己对工的戏，这种有主见而又敢于坚持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这篇杂文不只引用的故事生动有趣，而且抓住点戏者、戏提调和演戏者三方的矛盾，作了深入的剖析和独到的解释，提倡在文艺工作中按艺术规律办事，尊重文艺家的风格个性，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关键所在。这篇杂文体现出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当时文坛起过良好的作用，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

对于杂文作者来说，歌颂新事物需要热情，针砭时弊也需要善意。鲁迅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 ‘冷嘲’。”在针砭和讽刺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夏衍在杂文中采取的不是无情的冷嘲，而是既有原则，又注意分寸，既有尖锐的批评讽喻，又有切实的劝诫诱导，因而能给人以深刻的教益。以《给远行者》一文为例，某些工商业者经不住困难的考验而去国的消息使作者为之怅然沉思，但他没有给这些“远行者”随便扣政治帽子加以申斥，而是具体地分析了造成这种“分分合合”现象的原因，认为“士各有志，原难相强”；但他对他们仍抱着期待，并不丧失信心：“难道一去之后就永无回头之日么？我看，未必。明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恐怕就是铩羽知还的日子了。会回来的，当他遭受更大的失意和落拓时，就是彻底觉悟的时候。”关切友人的殷殷之情在这里不是溢于言表么？

夏衍并不将自己定义为“作家”，这或许并非自谦，而是他真实的倾向流露——他关注的是广大的社会现象，而非单纯的文艺。当他以杂文这种体裁写作时，社会功效更是他首先考虑的。《劝广播界》批评广播电台为善堂作广告而不为劝购公债作宣传，要求广播界“把宣传购债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 《再谈话剧》则号召戏剧工作者“深入工厂去，反映我们胜利的新时代，用文艺形式来反映和指导我们的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大众的生活”，并竭力推荐《红旗歌》《思想问题》这些反映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思想改造的剧作，而对未能达到此项要求的作品大加挞伐。如《新诗的整风》一文便对臧克家和林庚两位“成名”作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自以为是，莫名其妙，连起码的文字也不通”，其作品“根本没有群众观点……是歪风”，完全的功利性评价，根本抹煞了文艺的特性，话语之粗也是此前夏衍的文艺批评中不多见的。这就表明，作为长期从事宣教文化工作的夏衍，他在解放后写的杂文中，为了匡正时弊，宏扬主流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对民间立场的忽视，染上那个时代规定的强势话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