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丧仪中的挽歌

一、挽歌释义

“挽歌”又可称为“绋讴”。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挽歌”条中说：“言引绋讴者，为用人力以挽柩者所歌，故曰挽歌。”按《事物纪原》所说，挽歌最初的意思是指送葬时挽柩车的人所唱的哀歌，是哀悼死者所唱的一种丧歌。

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介绍“杂歌与声诗”时专辟“挽歌”一节，指出挽歌与普通的挽诗、挽章、哀辞等不同；后者主文，皆无声，而前者乃循曲哀歌之诗，主声而不主文。挽歌和丧歌亦不同：丧歌属丧仪，丧家为之，从衍为丧乐，乃主声以娱宾；挽歌属葬仪，宾客为之，后衍为挽章，乃主文以荣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挽歌”与“丧歌”逐渐交融，与“挽诗”“挽章”“哀辞”等却相形渐远。现代意义中的“挽歌”指在丧葬仪式过程中哀悼死者的歌，其意基本同于“丧歌”“哀歌”“孝歌”。

萧涤非先生说过，东汉以来世人特好挽歌，“虽宴饮嫁娶亦喜用之”。汉末魏晋人除了在葬礼中使用挽歌之外，还喜欢在宾婚嘉会之际或日常生活中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这些不以助哀为主要目的挽歌，表达了身处乱世的人们对于生命危浅的惶惑和忧惧。这类不在丧葬仪式中所吟唱的挽歌，即“非丧仪文人挽歌”，是“丧仪挽歌”的延伸。它摆脱了丧葬仪式，成为一种具有悲情色调的自由抒情的诗歌。文学上常称其为“挽歌诗”。

二、挽歌的起源

对于挽歌的起源，学者们众说纷纭，以齐天举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先秦无挽歌”。以丘述尧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与之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挽歌。笔者根据现存的史料，将我国古代挽歌起源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是先秦守尸歌之说。

部分学者认为挽歌源于先秦，而黄帝时代的《弹歌》是最早的挽歌。这个是近来较有影响力且引起较大争议的观点。朱谦之先生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也说：

但据近人白启明先生一篇《古代歌谣〈弹歌〉的研究》说，弹歌的背景，尚是榛狉浑噩，葬之中野，厚衣以薪，无衣衾棺椁的样子。他的话实在也很有所发明，他引《孟子》：“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嘬之……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来证明弃尸旷野为禽兽所食，是实在的情形，不过一不忍而于掩尸，一不

忍而出于守尸耳。并且他又说：守尸的事情，据文学上的“弔”字，也可以证明它是靠得住。这个“弔”字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弔从人从弓”，盖古代作弔时节，并不像现在用挽联，用诗文，或用许多食品，乃是手执弹弓，帮助孝子，守其父母的遗尸，这类举动，正与《弹歌》的内容，绝相吻合，可见守尸是真有其事，《断竹歌》也是很可靠的了。……所以这八个字的挽歌，大概就是中国初民最行得广的挽词了。

将《弹歌》视为最早的挽歌，还可以与《隋书》中的相关记载互为印证。“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刘正国教授也认为《弹歌》是“一首最古老、最为可信的上古守孝歌谣”。

二是先秦送葬歌之说。

春秋时期的《虞殡》被学界最先判定为挽歌，只是该曲未留歌词于后世，因此后人不能知其全貌。从“虞”字的字义来看，其与丧葬礼仪关系密切。“虞”，就是古时既葬而祭的意思。《释名·释丧制》中载“既葬，还祭于殡宫曰虞，谓虞乐安神，使还此也”。根据古籍中的记载，该曲确实存在过。先秦典籍《左传》中记载“（鲁哀公十一年，吴子伐齐之时）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杨伯峻注曰：

《虞殡》即送葬之挽歌，唱之以示必死。挽歌之起，谯周《法训》谓起于汉初田横之从者，见《文选》“挽歌”注引，其实不然。《晋书·礼志中》挚虞引诗《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为不废葬歌之证。实则《虞殡》真葬歌也。

公孙夏在即将开战之时，命将士唱《虞殡》以鼓舞士气。我们可以推断，这首《虞殡》是送葬的挽歌，且还是一首非常普遍的送葬歌曲，否则不可能在大战在即，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全部将士都能唱。

唐代孔颖达疏云：“贾逵云《虞殡》遣葬歌曲，杜云送葬歌曲，并不解《虞殡》之名。《礼》云‘启殡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盖以启殡将虞之歌谓之虞殡。歌者，乐也，丧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盖挽引之人为歌声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孔颖达明确指出《虞殡》为送葬时在棺前挽引绋绳者为助哀而歌唱的乐曲，即挽歌。唐代杜佑《通典》中的“挽歌”一条、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诗评”中对《左传》一条的记载皆引用此说。

从时间上看，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虞殡》已被作为送葬歌曲而被广泛地使用，它比《薤露》《蒿里》都要早，因此，有不少学者都支持“挽歌起源于先秦的《虞殡》”这个观点。

三是先秦劳歌之说。

有学者认为挽歌一开始并非为丧葬仪式服务，而是起源于“劳歌”。梁人刘峻（刘孝标）在注《世说新语·任诞》时说：

按《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彪认为因为拖引柩车的人用力不均衡，快慢不协调，所以才要唱歌来统一大家的步伐和动作，由此产生了挽歌。这就表示挽歌的产生极有可能与“挽柩”的动作有关，是为挽柩者协调动作而作。而“挽”本身就有搬运重物之意。“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其中的“万人挽之”即为此意。

另一种观点，与庄子一样认为挽歌起源于劳动，但不是源于“挽柩”，而是西汉中期汉武帝役人的劳动歌曲。这个观点记载于《晋书·礼志》：

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

礼如旧。”诏从之。

这段文字说明，晋代定制新礼，朝廷就是否保留挽歌发生过争议。当时的观点认为挽歌源于汉武帝役人的劳动歌曲，因为声音哀切，于是用来做送终之礼。但是以歌为名，不太恰当。挚虞引用《诗经·小雅·四月》中的“君子作歌，惟以告哀”来说明歌唱也可以表达悲哀的情绪，以证明挽歌存在的合理性。朝堂之上的争论，涉及国家大事，皇帝和大臣们必不会胡乱争议，所抛出的观点一定带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挽歌起源于汉武帝役人的劳动歌曲”观点未被人反驳。且从文字上看，这并不是争论的重点，因此，更能说明该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上述记载来看，挽歌可能产生于先秦甚至更早。它最初并非为丧葬仪式而作，而极可能是因为劳动时需要协调动作或抒发哀伤情感而产生。这类歌曲曲调哀婉，适合葬礼仪式气氛，因此被当作挽歌使用。

四是汉初哀悼歌之说。

有学者认为挽歌源于汉初，最早的挽歌为田横门人为田横去世所作。南朝萧统的《昭明文选》中记载：

谯周《法训》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杀。从者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此歌，以寄哀音焉。”

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中也说：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崔豹认为，田横自杀后，其门人哀悼而不敢哭，于是用歌来寄托哀思。到了汉代，李延年将此歌“分为二曲”：《薤露》用于王公贵族的葬礼，《蒿里》用于士大夫庶人的葬礼。后来的干宝、刘孝标等多以崔豹的《古今注》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看法。

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

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

晋人干宝只说挽歌中的《薤露》《蒿里》，出自田横门人之手，但并未说它们就是挽歌的起源。对于这个观点，有不少学者从两方面质疑：一是《薤露》《蒿里》是否是最早的挽歌；二是《薤露》《蒿里》是否为田横门人所创。

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言：

谯子《法训》云：“有丧而歌者。或曰：‘彼为乐丧也，有不可乎？’谯子曰：‘《书》云：“四海遏密八音。”何乐丧之有？’曰：‘今丧有挽歌者，何以哉？’谯子曰：‘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户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也。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耶？'”……《史记·绛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箫乐丧。”然则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于田横也。然樵氏引礼之文，颇有明据，非固陋者所能详闻。疑以传疑，以俟通博。

刘孝标转引了谯子《法训》中的观点，但刘孝标认为《史记》中就有“周勃吹箫乐丧”的记载，那么挽歌极有可能在田横门人之前就已经有了。

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吉凶典制部·挽歌》中记载：

《谯周法训》曰：“挽歌起自田横。”《通典》曰：“汉高帝时，齐王田横自杀，故吏不敢哭泣，但随柩叙哀，后代相承以为挽歌。”按汉初横死，门人为《薤露》《蒿里》之歌，盖从者以寄哀耳。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大夫、庶士。盖二歌之起，始自横也。

高承赞成谯周的观点，认为《薤露》《蒿里》两首挽歌为挽歌之初，且起于田横门人。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也提到：“《左传》有《虞殡》，《庄子》有《绋讴》，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

总言之，就现有的材料和各家的观点来看，关于挽歌起源的说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先秦守尸歌之说”，第二种是“先秦送葬歌之说”，第三种是“先秦劳歌之说”，第四种是“汉初哀悼歌之说”。相关分析见表1-1。

笔者认为，挽歌应该在先秦就已产生。挽歌产生之初，并不一定以“挽歌”命名，其功用也不是用来哀悼死者，极可能只是普通的歌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丧葬观念的变化，因这类歌谣曲调哀婉、悲凉，极能满足人们宣泄内心悲伤情绪的需要，才逐渐发展成了挽歌。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还很难断定挽歌起源于哪一首歌谣，但承认挽歌起源于民间歌谣或挽柩的劳动应该是比较妥帖的。

三、古代丧仪中的挽歌习俗

挽歌发源于先秦，最初的挽歌应出自下层民众之手，且先秦典籍未见上层贵族使用挽歌的记载，因此，在丧仪中使用挽歌的习俗最初可能只在中、下层阶层，并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

到了汉代，因民间不断出现新的挽歌辞，如《梁父吟》《蒿里曲》，在丧仪中使用挽歌的风俗逐渐流行于上层社会，并规定《薤露》用于王公贵族的葬礼，《蒿里》用于士大夫庶人的葬礼。

汉代上层社会对丧仪中的挽歌习俗非常重视，在皇家的丧礼中，挽歌必不可少。如对汉代天子葬礼的描写：“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又有《后汉书·礼仪志下》刘昭注引丁孚《汉仪》中对东汉阴太后的葬礼的描写：

永平七年（64），阴太后崩，晏驾诏日：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辂，青羽盖，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凰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女骑夹毂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后和熹邓后葬，案以为仪，自此皆降损于前事也。

其中，为皇太后“引棺挽歌“的全是女侍史官，她们身着素服，引棺挽歌，三百人的演唱声势浩大，展现了皇家葬礼中隆重和威仪。

魏晋南北朝时期，挽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皇室男性或达官显贵的葬礼上，挽歌也是必不可少的。《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记载桓温葬礼曰：

皇太后与帝临于朝堂三日，诏赐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袭，东园秘器，钱二百万，布二千匹，腊五百斤，以供丧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献王、汉大将军霍光故事，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辒辌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优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进地方三百里，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追赠丞相。

桓温是东晋明帝长女南康公主的驸马、征西大将军，临贺郡公，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葬礼，依照“太宰安平献王、汉大将军霍光故事”，用“挽歌二部”，可见“挽歌二部”是王侯葬礼挽歌的重要标准。

又如宋高祖刘裕之弟长沙景王刘道怜死后，《宋书》对其葬礼也有如下记载：“追赠太傅，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礼依晋太宰安平王故事。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辒辌，挽歌二部，前后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因刘道怜是皇帝的弟弟，虽无建树，且生性贪婪，但也享受与桓温一样的“挽歌二部”的待遇。

由此可以看出“挽歌二部”在礼仪上的重要性，但并非所有的贵族都能够享受同样的“挽歌”待遇：

孝灵帝葬马贵人，赠步摇、赤绂葬，青羽盖、驷马。柩下殿，女侍史二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车，黄门宦者引出宫门。

及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祭皆给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辒辌车，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

马贵人只是皇帝的贵人，所以为她挽歌的只有“女侍史二百人”。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作为皇家女眷，身份地位尊贵，葬礼自然也相当隆重，与前面的男性贵族相比，待遇基本相同，但男性“挽歌二部”，而女性则是“挽歌一部”。这差别虽小，却让我们发现：朝廷通过挽歌使用的数量来体现男女葬礼礼制的差别。

对于丧仪中用“挽歌”，各朝代的意见并不统一。《魏书》卷八十四载：

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论》以诫子孙，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棺椁。其有生则不能致养，死则厚葬过度。及于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确而为论，并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岂宜同之。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弗用缯彩，敛以时服。轜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杂物。”及冲祖遵将卒，敕其子孙令奉雍遗旨。

这还仅属于家族内部提倡薄葬，去挽歌。在南朝，皇帝还下令节俭，在葬礼中禁止使用挽歌：

（成恭杜皇后崩）帝下诏曰：“……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有司奏造凶门柏历及调挽郎，皆不许。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之。

从李延年以《蒿里》送庶人就可知，挽歌并非皇家的专利，只是在民间的丧仪中没有所谓的“一部”“二部”之说，但挽歌数量也不少。《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中记载民间挽歌使用就是一则例证：

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着芒心接踵，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亦有于村侧瘗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

“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是说其丧仪中所唱之歌与当时所谓的“挽歌”非常相似，其演唱者为死者的女婿和邻里少年，是较为年轻的男性成员。女婿用带枝叶的竹竿，边行走边进行有节奏的歌唱；而邻里少年则用弓箭，箭扣弓为节奏，“绕尸而歌”。前者“有节奏”且“有章曲”；后者所歌唱的内容为逝者生平事迹，有数十阕之多，由此民间挽歌习俗可见一斑。

唐宋时期是挽歌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所创作的挽歌数量空前绝后。从清人陈梦雷纂集的《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所收录的挽辞看，这两代所出的作品是前后各代总和的近三倍，《全唐诗》各种体例的挽歌约254首，其中称为“挽歌辞”的，就是用于歌唱的挽歌歌辞，仅72首。从五律“挽歌辞”及“挽歌”进行考论，可见唐代挽歌制度非常突出。唐代京都长安甚至有各“凶肆”比丧器，赛挽歌，赌注一掷五万金之豪举。

朝廷不仅规定丧仪中要用挽歌，且根据丧仪级别，还要追求挽歌的数量。一次初丧最多的要用挽歌数十首。《文献通考》载宋绍兴元年章献明肃皇后丧仪，所用“挽词，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撰二十首，文臣职事官各二首，导引歌词，学士院撰，前一日先于太常寺教习（挽郎）”。

至元、明、清三代，挽歌习俗逐渐走向衰微。元代官方丧仪中还有挽歌之遗俗——“灵马走唱”，但未见过多记载。《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录了元代临安的丧仪：“若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可见，元代民间丧仪中，还存有人死后，亲友为表悲悼，奏乐、唱哀歌的习俗，但唱挽歌的风气已不如之前那么鼎盛，且挽歌作品也很少见。

到了明代，挽歌的创作数量略有回升，但已无法回到昔日的繁荣景象，使用挽歌的记载亦不多见。至于清代及以后，既不见有挽辞之作，朝廷礼典中也不再谈论挽歌。这种歌声在民间仍有记载，只是人们更愿意称它们为“丧歌”或“哭丧歌”。

清人高佑釲《蓟邱杂抄》中叙及：“京师丧家出葬，浮费最多，一丧车或至百人舁之，……集送者张筵待之，优童歌舞于丧者之侧，跳竿走马，陈百戏于道，尤属悖礼。”这里所说的“优童歌舞”是指有专业的儿童送丧歌舞演员边歌边舞，以助哀思。照推测，其所唱应是挽歌或者说哭丧歌。

乾隆时（公元1791年前后）檀萃所著《说蛮》一书说，西南地区贵州一带“死以杵击臼和歌哭，葬之幽岩，秘而无识”。在贵州苗族丧葬仪式中，用打击杵臼的声音，来配合唱哭丧歌的节奏。

江苏苏州唱哭丧歌之风很盛。据周振鹤说：“吴姬善哭，丧夫殇子，痛哭号啕，且哭且诉，语无重出者。”这描述了当地妇女善于唱有关丈夫、儿子的哭丧歌的情景。“语无重出者”说明了歌词的丰富多变，妇女善歌就不难想见了。

据旧志记载：“（汉阳）死丧则歌鼓志哀。”这是近代汉阳汉族唱哭丧歌的证明。《秋潭录》记载土家族的丧仪：“土人亲丧，不用僧道。齐民不然，经梵外，群挤丧次，一人擂大鼓，更互歌唱，曰丧鼓。”彭淑《长阳竹枝词》云：“家礼亲丧有法程，僧巫那得闹书生。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唱到明。”这是近代长阳县人民唱哭丧歌的真实写照：丧仪中，一人打丧鼓，其他人共唱哭丧歌，有时候会唱一整晚。杨重野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长阳土家族时，看到土家族“他们办丧事时，要唱丧歌。在死人成殓后，就开始唱，一个领唱，大家合唱。一唱就是一通宵。歌词是现编的，大抵是叙述死者的生平事迹，这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符合”。由上可见，近代以来湖北的汉阳、长阳一带有丧时唱哭丧歌的习俗，而土家族丧歌是一领众和的方式，别具民族风格。

清乾隆年间的湖南《清泉县志》卷二说当地“发丧前夕，令一人挝鼓而歌，其词大率为哀慰幽灵之语，白晓乃罢，谓之唱夜歌”。清泉县汉族唱哭丧歌（夜歌）时，击鼓为节，意在安慰亡灵。近代，湖南的瑶族在出殡前晚也常请人在灵前唱“夜歌”，一人独唱，以一锣一鼓的敲击作为节拍，仍用秧歌为体裁，歌词用的是七言二句一转韵。

民国时代广西的《贵县志》卷一说：“亲友家妇女吊丧，衣服朴素，并去簪珥。至丧次，历溯生平，随口缀成韵语而哭之。主家妇女亦号泣于旁，谓之陪哭。”近代贵县一带妇女到亲友家吊丧时，得现编现唱哭丧歌，表示哀悼，而主家妇女也得应声陪哭。

南宁府的宣化县（今南宁市邕宁区）《南宁府志》说：“（宣化）农耕士读，无异中州，远乡土壮（壮族），答歌火葬。”这表明宣化县壮族在丧葬仪式中也有唱丧歌的习俗。

由于周代礼制中“丧中禁乐”的规定，先秦挽歌只在民间流传，而未得到国家礼法的认可。汉代开始，在乐府参与下，挽歌成为一种朝廷规定的送葬礼仪。关于挽歌的来源，学界各持己见，未有定论，但至少可以推测出最早的挽歌应为“哀切之声”，所唱的内容并不重要，甚至可以无歌词，其重在声调感人，有助哀和增哀的作用。

对照以上四种关于挽歌起源的说法，本书所讨论的宁波丧仪中的歌哭音乐应归入第四种——“哀悼歌”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