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丧仪中的挽郎
挽郎，就是“挽歌郎”。宋人苏轼在《艾子杂说》中提到：“挽郎乃死者之导也。”
意指“挽郎”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在丧仪中演唱挽歌的，主要是这类被称为“挽郎”的人。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性的存在。挽郎以男性居多，偶尔也有女性。
春秋战国时期，挽郎又称为“挽僮”。《艺文类聚》中引晋人左芬《万年公主诔》有“挽僮齐唱，悲音激摧”之句。但相关史料缺乏，未能了解“挽僮”的更多信息。
在汉代，虽然还未有“挽郎”或“挽僮”这样的称呼，但在不同等级的葬礼中唱挽歌者的身份和人数在典籍中多有记载。
一、“羽林孤儿”和“诸生”
《汉书·孔光传》记载：“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太后亦遣中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辒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辆，道路皆举音以过丧。”
孔光的葬礼中“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就是说在灵柩经过的地方，道路两边要奏乐送灵车经过。既然有音乐，那么可以推测挽送的四百“羽林孤儿”和“诸生”应该是要唱挽歌的。因为按照《晋书》记载：“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挽歌由“执绋者”演唱，所谓“执绋”就是指牵引系着灵车和灵柩的绳子使之前行（参看前节相关论述）。“羽林孤儿”和“诸生”正是这项工作的执行者，因此可以推断，他们就是挽歌的演唱者。
二、《巴俞》擢歌者
《后汉书》记载：
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著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
，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宾东，北面西上。
《巴俞》即《巴渝舞》，原是板楯蛮的地方歌舞，汉高祖以为是武王伐纣之歌，命乐人习之。故《巴俞》在汉代是乐府的一部分，此后世代相传，直到隋文帝时才被废。从上下文的意思看，“《巴俞》擢歌者”应与“羽林孤儿”是并列的一类人。《说文解字》中：“擢，引也。”又：“引，开弓也。”擢字本有引发、开始之意。“擢歌”即引歌，或领唱。在丧礼担任挽歌领唱的就是《巴渝舞》艺人和羽林孤儿。如果说艺人是因为其歌唱的特长而被选入，那么从孔光葬礼的情况来看，羽林孤儿在当时应是官方葬礼中专业化的演唱者。
三、女侍史官
我国封建时代，后宫的皇后、皇太后可以像皇帝一样取得尊号、谥号，并有一套和朝廷一样的微型管理机构，其中的一部分成员就是上文提及的在葬礼中身着白素、引棺挽歌的女侍史官。她们参与很多宫廷活动，如记录后宫人员的功过得失，教授皇后诗词，参加皇后受封典礼，而参加皇室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的葬礼也是她们职责的一部分。
《后汉书·礼仪志下》刘昭注引丁孚《汉仪》中记录了东汉阴太后的葬礼细节：
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晏驾诏曰：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
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
这三百位女官为阴太后“引棺挽歌”，她们没有“挽郎”的名称，但其工作内容中却有与挽郎相同之处。
四、挽郎
挽郎设置始于何时，史籍并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晋代，挽郎已经成为葬礼挽歌表演者专用的名称，但是丧仪中挽郎人数却大大减少。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之。
晋武帝的葬礼挽郎只有120人，与汉代动辄几百人的挽郎数量相去甚远。到了东晋皇后的葬礼，挽郎人数减为60人，再减为24人，最后还停止了挽郎选拔。不过，这只是暂时停选，挽郎并未被废除。
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的葬礼中都有挽郎挽歌。而挽郎的选拔、任用，也逐渐形成一整套的标准。
琏字子璥，方轨正直。宋泰豫中，为明帝挽郎，举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见礼遇。邵陵王征虏安南行参军。
何求字子有，庐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铄，宜都太守。求元
嘉末为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军卫军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参军，抚军主簿，太子洗马，丹阳、吴郡丞。
可见，南朝刘宋时期选拔挽郎，对其人品要求很高，一旦入选，即为入仕的跳板。另有北魏史上的名人崔巨伦，其出生就是“以世宗（魏宣武帝）挽郎，除（授）翼州镇北府墨曹参军、太尉记室参军”。这种通过挽郎而入仕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后梁、后陈时期则作为一种制度见于史籍：
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必有奇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常例。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一般人不满三十，不能入仕，但做过挽郎例外，可见朝廷对挽郎的重视。
唐代挽郎的选拔与委任基本沿袭旧制，选拔的依旧都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在皇帝或太子死后才补选，一般年纪大的20余岁，最小的13岁，大多事毕授官。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笔者将挽郎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一种特殊的官职，通过它可以进入仕途。凡有皇帝、皇后、太子、亲王等皇亲国戚去世，官府都要在六品以上的贵族子弟中挑选一批相貌较好、有诗文才气、善音律的男性少年进行培训，经礼部考核，筛选出规定人数，达到标准者即成为挽郎，是官府的专职丧歌者。因其得官容易，初任年纪小，事毕一般会直接授官，且一次得官人数较多，曾引得门荫子弟竞相争之。如《旧唐书·文艺传》记：
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贺）知章取舍非允，为门荫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部。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贺知章在给惠文太子的葬礼选挽郎时，取舍不公导致门荫子弟满庭喧哗，于是贺知章用梯子登上墙，伸出头来处理事情，被别人嗤笑的事。可见，当时官选挽郎的制度是确实存在的，其受欢迎程度也是非同一般。
第二类挽郎则不属于官职，只是民间丧仪中擅长挽歌演唱的“专业人士”。挽歌习俗传承到唐代，出现了专门经营丧葬仪式的店铺，称为“凶肆”。凶肆中不仅备有各式丧具供丧家租赁，还设有专唱挽歌的人。这里的挽郎就是指民间的丧歌者。
唐代传奇名篇《李娃传》中，就曾描写过这样的场面：“言荥阳巨族之子溺于长安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说的是荥阳的富家公子因迷恋李娃，倾尽家财后，沦为专为民间丧仪唱挽歌的挽郎。
《洛阳伽蓝记》记载：“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净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发。当时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故事类笔记，其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故事皆源于现实，从“孙岩娶狐女”的故事即可推断，当时民间存在像孙岩一样的专业挽歌者。
又有《南史·萧纶传》说：“邵陵携王纶，字世调，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天监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忽作新棺木，贮司马崔会意，以轜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堪，轻骑还都以闻。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昭明太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
萧纶是梁武帝的第六子，他“轻险躁虐”，喜怒无常，不遵法纪，将他的下属司马崔会意放在新做的棺木中，让人唱挽歌为他送葬。虽然其行为荒诞不经，但他所模拟的葬时挽歌的情境，却不是出自皇家丧仪，应该是从民间葬礼学来。从丧仪中有“妪乘车悲号”可以推断，当时民间葬礼中可能存在职业的、专门唱挽歌的中老年女性，她们擅长音乐和歌唱，常受雇于人，为丧家进行挽歌演唱。百姓丧仪中的挽歌与贵族丧仪的挽歌表演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其性质却是相近的。
还有的丧家为显示哀伤的气氛，保证恸哭之声日夜不绝，不仅让仆妾奴婢助哭，还出钱雇请外人或乞丐代哭。《资暇集·扬声》中就有“丧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声，以助主人之哀者”的记载。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中有关挽郎的记载：“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鲍老爹出殡，一直出到南门外。”其中的“歌郎”即指专门为丧家唱挽歌的人。
古代的挽郎习俗一直传承至近世。“在湖北一带民间，出殡前举行的家祭中，仍要选少年数人，在灵前唱《寥获》挽歌，当地人把这一仪式称为‘唐祭’。在孔子家乡曲阜，从前专设哭丧户，待孔府有丧事，哭丧户要去歌哭，并要跳丧舞。”梅山地区丧仪中依旧需要唱挽歌，现在流传曲目500余种，其又有“正歌”和“抛歌”（也作偏歌）。正歌是每场丧仪必唱之歌，且有“男本”和“女本”之分；“抛歌”则依据时间长短，灵活地插入正歌曲目中演唱。挽歌的演唱者称为“歌师”或“歌郎”。
综上所述，本书所研究的宁波丧仪中的歌哭音乐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有古今的延续。早在先秦就已有挽歌存在，到了汉代，它还成为统治阶级规定的丧葬礼仪之一，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级别的挽歌之礼，且由此形成官制挽郎和民间挽郎两类专业的挽歌者。可以说，现在的歌哭音乐和职业歌者其实是古代挽歌、挽郎的一种延续，那么，把本书所研究的区域性的歌哭音乐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更有利于对其进行全面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