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坎坷命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年广久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的一个小乡村。五六岁时家乡受灾，颗粒无收，父亲带着全家一路讨饭到芜湖，靠摆摊卖水果为生。从九岁起，年广久跟随父亲沿街叫卖，几年后父亲病逝，维持家庭开销的重担全部落在年广久的身上。他一直谨记父亲的教诲：“利轻业重，事在人和。”他对人和善，行事坦荡，再加上勤劳，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但也够养家糊口。不料，他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平淡顺遂。

改革开放之前，年广久曾两次被抓入狱。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投机倒把”就是其中一项。当时做贩鱼营生的年广久被当作典型，以“投机倒把罪”被关进监狱，一年后才被释放。他除了做生意一无所长，重获自由后继续做起小本生意。不料，1966年，他因为卖板栗在“文革”动荡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押20多天。

两次入狱并未吓破年广久的“商胆”，重获自由身后，他开始在县电影院门口卖水果，隔壁有个老头卖炒瓜子。两人混熟之后，年广九看老头年纪大，有时气闷喘不过气，就帮他生火、炒瓜子，老头在旁边指点，还教他包瓜子。第二天年广久炒了10斤瓜子卖了8斤，比老头卖得还快，此后，两人便搭伙一起干。

有一段时间政策严厉，年广久被迫转入“地下”。为了不被发现，他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忙到次日凌晨，然后稍事休息，早上七点起床把瓜子包好，到人们中午下班时偷偷拿出去卖；下午再包，晚上等人们下班后他再偷偷卖。他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留意有没有人过来抓他，整天提心吊胆。因为喜欢多送客人一点瓜子，加上淮北人常被人称呼为“侉子”，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傻子”, “傻子瓜子”的称号不胫而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年广久认为机会来了，打算大干一场。可是妻子不同意，非要和他离婚，最终，他只好同意把财产全部交给妻子，拉着板车出门创业。他对外公开说留下3000元，其实不止，“说多了也是怕她被人暗害”。1979年，年广久的炒瓜子作坊有12名雇工。1980年，年广久的雇工人数增加到110人，然而灾祸却随之而来。

按照当时“七上八下”的政策界线，雇工超过8人，雇主的身份就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久”的说法广为流传，围绕“年广久的做法算不算剥削”，全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把“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递给邓小平阅示，邓小平看完报告说了两句话：“这些问题刚刚开始，我们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看一看，放一放。”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评论“傻子瓜子”的问题。

风波过后，年广久干劲更足。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很有经营才能。因为社会上的模仿者、竞争者与日俱增，“傻子瓜子”的生意受到影响，年广久立即降价，原来2.4元一斤的瓜子直接降到1.76元一斤，利润只有1毛钱。别人都觉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傻子”，做赔本生意，他的商业逻辑却是：一斤赚1块钱，一天只能卖100斤，只能赚100块钱；如果一斤赚1毛钱，一天能卖1000斤、10000斤甚至100000斤，薄利多销，利润自然丰厚。

如他所料，降价后门庭若市，消费者每天都排起三条队伍，一条队伍排50米以上，两条队伍100米以上。最多的时候，年广久一天能卖20万斤瓜子。1982年，他的财富已过百万元。当时钞票的最大面值就是10元，年广久装钱都用大麻袋，满屋子都是。家里藏的钞票沤到发霉，出太阳时就得用麻袋装着扛到院子里晾晒。有人提醒他：“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你不要头了！”这种担忧不是无谓的，年广久再次大祸临头。

1982年春节，芜湖市工商局准备抓捕年广久，理由是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因为省领导发话，他才躲过一劫。但是，关于他“钞票多得发霉，在院子晒钞票”的传言还是招来了非议，不少人以此为凭批评年广久“搞投机倒把”“剥削雇工”，一名当地干部甚至写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1983年的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久的雇工人数超出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企业有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1983年年底，“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甚嚣尘上，安徽省工商行政部门到芜湖联合调查，由分管商业的副省长向省委提交调查报告，后来又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态支持，之后，市委来人告诉年广久：“‘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7月1日，年广久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正式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市）清水镇工业公司出资30万元，年广久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公司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每年向政府缴纳18万元利润，其余部分归年广久所有。年广久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找顶“保护伞”，然而事与愿违，他依然未能逃脱被打击的命运。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执行。年广久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主要原因就是自己风头太盛，“不把一些人放在眼里”。他坚决不服，一直抗诉到中央。

幸运的是，1992年年初，邓小平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因为这三句话，“主张动他”的人态度急转，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久于1992年3月13日被宣告无罪释放，市委书记还带着一群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他，握手时安慰他道：“老年，你吃苦了！”

年广久不知所措，当时他并不知道是哪位贵人出手相助，只是隐约意识到“外面发生了变化”。后来得知是邓小平为自己讲话，年广久和儿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他怅然地说：“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这次风波后，“傻子瓜子”因为经营管理问题每况愈下，销量大不如前，年广久只好去蚌埠帮徒弟做生意。1994年11月，他宣布出山，成立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但并不理想。2001年，年广久宣称将“傻子”商标以1分钱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可惜后者在2006年11月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年广久还因为遗产纠纷与儿媳、孙女对簿公堂，最终达成和解。

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年广久身心俱疲，独自远走郑州，继续瓜子生意。次子年强、三子年兵共同成立芜湖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除瓜子外，还经营“傻子”牌蜜饯、核桃、开心果等，在全国有几千家专卖店，俨然“傻子瓜子”的正统余脉。年广久在芜湖只剩下一间很不起眼的专卖店，经营干果、话梅、饮料、香烟等。面对外界关于“傻子”影响力减弱、“傻子”时代已经过去等说法，年广久反驳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回顾这辈子三起三落的悲喜人生，年广久自诩“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他说：“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年广久说，“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不会有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