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天下第一村”缔造者

14岁之前，吴仁宝给地主当长工，“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仁宝第一次分到2.4亩地。抗美援朝那年，他满腔热血去报名参军，虽然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未能如愿，但仍然带头捐粮支援前线。他事事争先，从不甘人后，插秧、割稻、挑泥等农活样样在行。

因为精明能干，热心积极，吴仁宝被驻村工作组关注，被任命为江阴县（今称江阴市）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来被提拔为乡财粮委员兼会计，成为村民艳羡的国家干部。1957年，国家精简干部，吴仁宝主动回村担任高级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在一次报产量的“放卫星”会议上，亩产从2000斤、3000斤一路飞涨到10000斤，轮到吴仁宝，他却喊出“3700斤”，会场一片骚动。乡党委书记提醒他：“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吴仁宝不为所动，主动要求公社在收割时到队里监督，“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十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此言一出，没人敢再说话。这段故事吴仁宝日后曾反复谈到，并感慨道：“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1960年，华西村遭遇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减，村民生活困难，对吴仁宝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做法有些不满。吴仁宝也在反思，多次提出将公社分拆，减小规模，灵活管理，却未被批准。1961年10月，趁公社党委负责人外出，吴仁宝将公社拆分，华西大队从此诞生。据记载，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耕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因为贫困，华西大队是当地有名的“讨饭村”。

为改变现状，吴仁宝带着大家平整土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吴仁宝被陈永贵的故事和精神所吸引，从大寨看到华西大队的未来。他拿着这篇报道在群众大会上朗读，鼓足干劲，平整1300多块田地，拉直40多条河沟。何凤寿回忆：“白天干了不算，晚上还要干；晚上干了不算，第二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华西大队由“吹牛大队”变成“做煞大队”（做煞，江阴话，意思是干得太苦）。

一年时间，华西大队的水稻亩产达到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40元，成为江阴县五个样板村之一。20世纪60年代，周边村子都是土砖草房，盖房要自己掏钱，华西大队却从1964年开始规划，统一拿出土地来建新瓦房，以旧房折价的方式分给村民，每户都分到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1967年，吴仁宝到山西昔阳大寨参观学习，回村后带领群众建电站、修水渠。

吴仁宝

农业建设并不能满足吴仁宝改造家乡的雄心和热情。1969年，吴仁宝在村里抽调20人，以村集体的名义贷款，偷偷办起小五金厂。在“文革”浪潮中，国家政策要求“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吴仁宝的行为已经触碰底线。吴仁宝的四儿子，后来接替他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回忆道：“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他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1975年4月，吴仁宝在担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多之后，被提拔为县委书记（继续兼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年，华西大队孙良庆的12岁儿子在河中溺亡，孙良庆悲痛绝望，吴仁宝劝说无果，提高嗓门道：“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那年吴协恩才11岁，吴仁宝将他过继给孙家。7年之后，孙良庆去世，孙家母女要吴协恩当女婿，可他已有意中人，不答应。吴仁宝毫不理会，一口答应下来，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这段故事在华西村广为流传，村民都赞他“爱民如子”。

到1978年，华西大队已积累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还存有3年口粮。当年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几亿元。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为题报道华西大队，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对乡村最高层级的褒扬。华西大队从此名扬全国。1980年，华西大队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1981年5月，吴仁宝因为在县直机关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落选，离开县委书记岗位，从此专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直到去世。回顾人生经历，吴仁宝曾总结出四句话：50年代“听”,60年代“顶”, 70年代“拼”，到80年代才“醒”。这显然是吴仁宝的谦虚说法，他的政治觉悟和商业思维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醒觉。80年代，吴仁宝开始从农村官员的政治角色向农民企业家的经济角色转变，华西大队也由“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变成商品经济时代的榜样。

1983年，华西大队更名为华西村，名称变换是时代变革的写照，农村经济发展开始显现松绑的信号。这一年，吴仁宝用华西村集体所有的28万元资产创办华西药械厂，生产华西牌背负式手动塑料喷雾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农业生产新浪潮提前布局。当时各地都忙着分田到户，搞土地承包，吴仁宝不仅把注意力从发展农业转移到“副业”上来，而且没有跟随集体资产分到每家每户的潮流，而是坚持利用集体经济发展工业。到90年代，许多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纷纷改制，吴仁宝依然不为所动，他后来解释“华西村的企业如果跟着别的地方搞的‘转制’风走，由公变私，很可能会出现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弱势群体，两手空空”。这是吴仁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追求，也是其早年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设定的底线。

吴仁宝善于把握政治脉搏。他只念过几年私塾，多年来却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七点准点收看《新闻联播》。这两个时段没人敢去打搅他。每次吴仁宝都能抢在政策出台之前应对，踩准时代变革的节点，对此他并无秘诀，全靠长年累月的“基本训练”。

1992年，吴仁宝敏锐的政治嗅觉为华西村带来了巨额财富。这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开党委会，下达任务“借钱吃足”，意思就是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短短几天就筹集了几千万元现金，购买了上万吨钢坯、铝锭。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将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华西村要集中血本，抢占市场。”随着南方谈话的精神的贯彻传达，全国掀起经济建设高潮，原材料价格飞涨，6000多元一吨的铝锭三个月内涨到18000元。华西村的这次“投资”大获全胜，外界由此流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1999年，华西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创“村庄上市”的先河。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上缴利税8亿多元。此后，周边20个村陆续并入华西村，华西村的整体版图扩大到30平方千米，人口3万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

2013年3月18日晚上，吴仁宝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一年之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中国可再有华西村，世上却再无吴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