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过的天桥的撂地儿演出

像现代剧场那样固定演出场所的情况出现得很晚。特别是曲艺演出，它规模小、演出形式简单，它们进入固定剧场演出是最近七八十年的事。以前，曲艺演出大多是撂地儿（天桥和鼓楼后身儿以及一些庙会），好一点是进园子（茶馆、杂耍园子，如劝业场五楼“新罗天”，西单大光明影院，这些地方白天演电影，晚上杂耍，以曲艺为主），我小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初），常去天桥听曲艺（相声、评书、大鼓、变戏法），所见的演出大多是撂地儿的。这些我在《天桥杂忆》中都有过描述。

1952年我在城隍庙街小学上学，从学校出来往东走三四百米就是“四面钟”（盖中苏友好医院时被拆毁，听说现已重建），过了四面钟再往东二百米，往北一拐，走不多远就到了“三角市场”。这是50年代天桥的两个重要市场之一。市场有个不完整的围墙，门上有段半曲形的门楣，上面有“三角市场”四个大字。三角市场东面，隔着一条南北的胡同，再往东就是“公平市场”，它没有围墙，自然也就没有门了。天乐戏院（听说德云社所在地就是天乐旧址）在公平市场的南边。50年代撂地儿演出比较规范了，天桥的艺人就在这两个市场作艺。

我第一次逛天桥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还不敢跟家长说，因为当时大人认为天桥不是正经人去的地方，小孩去了要学坏的。我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与去天桥方向正相反，去天桥次数很少，所以对1954年以前的天桥我还是知之不多的。

1954年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班上有位同学叫郑继宗，他家就住在天桥三角市场西侧，又在三角市场中有块地（那时天桥市场内每块地都是私人的），他父亲在那块场地上围了个场子卖药，那时卖药除了西药房和特大的药店（如同仁堂、西鹤年堂）以外，都是要靠“说”来招呼顾客的。江湖人有言：“金皮彩挂，全凭说话。”“金”指相面算卦批八字一类，“皮”指卖药的，“彩”指变戏法的，“挂”指耍刀弄枪的。“金皮彩挂”这四个行当要想挣到钱，非要靠“说话”不行。天桥有个练武术的，自称“山东徐”，练花枪与七节鞭、三节棍，功夫很好。有人说，他在20世纪40年代华北武术比赛中拿过单项冠军，但因为嘴拙，花力气不少，却挣不到钱。

郑继宗腰系一条板儿带，下身是灯笼裤，仿佛是练武术的，有点天桥人的风范。我俩的关系不错，他熟悉天桥，常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当时“镇反”刚过去不久，他就给我讲天桥镇压“四霸天”的故事。郑认为“四霸天”中最坏的是个姓孙的，什么坏事都干；对于张八，因为武功好，似乎有些同情，说他的问题就是仗着有一身功夫老欺负人、打人。郑继宗说警察抓他那天，张八有些感觉，早上起来，刚练完一趟七节鞭，是预备传授给徒弟的，就听见有人敲门。他感到不好，回身就要蹿上房逃跑，警察一脚踢开了街门，看到张八已经双手按着房檐，腿正要往上迈。两个警察赶紧一个人拽住他一条腿，但张八的胳膊很有劲，怎么也拽不下来，又进来一个警察，上了房，给他前心一脚，才把他从房檐上踹了下来。

上初二的时候，郑继宗父亲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幸亏三角市场里还有块地，他们就把这块地租给说相声的了。郑继宗也不能再继续上学了，报考上了北京警察学校（校址就在朝阳门外东岳庙里），那里上学不花钱，而且管吃管住。我们俩还有往来，我去天桥玩的时候，也到他家去看看他。在他家场地说相声的都是比较年轻的艺人，当时都在二十来岁。其中还有两位女艺人。一位是与她丈夫一起来的东北艺人，似乎以数来宝（现在称“唱快板”）为主，另一位是前些年还登台的回婉华。男演员有齐信英（后来他以说评书为主了，我听过他说的《聊斋》），似乎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后来去了北京曲艺团，回婉华、齐信英去了宣武曲艺团）也在这里说过。因为在这个场地说相声的有八九位，没有事儿的就在郑继宗家中休息，老太太给他们灌水沏茶。他们就四仰八叉躺在小屋的炕上闲聊。

另外一个相声场子在公平市场的中心地带。它的东侧是宝三耍中幡和摔跤的场子，东南是小金牙的拉洋片，西南是山东徐的武术场子，正南是天乐戏院，挑班的是梁益鸣（老生，人称天桥马连良）、张宝华（武生）。正北则是天桥影院，放一些老旧影片，五分钱一张票，不对号，进去看一天也没有人管。

在这个相声场子说相声的大多是岁数较大、演出经验丰富的艺人。20世纪50年代初活跃在广播电台上说相声的佟大方、杜三宝，名气很大，佟大方就在这里说单口相声，夏天穿一身纺绸对襟裤褂，小风一吹，很凉快。不知为什么杜三宝没到这里来过。佟大方后来在北京曲艺团演曲剧了，我看过他参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佟大方演反面人物——知县的师爷。高德明、高凤山（数来宝）、胡仲仁、孙宝才（双簧）、罗荣寿也在这里演出过，还有一位姓“阿”（在旗的）的艺人等。在这里演出的艺人后来大多进了北京曲艺团。在前门小剧场（大栅栏路北）和迎秋剧场（鲜鱼口里）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