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现象学对于诗的形象的要求很简单，这就是强调它们的开源功能，把握它们的独创性存在，并因此而从神奇的心理生产力，即想象的生产力中获益。

然而这一要求——要求诗的形象成为心理根源——可能是极其生硬的，假若我们不能从各种扎根最深的原型的差异中找出一种独创性的功能的话。既然我们要以现象学学者的观点来深化惊喜赞赏的心理现象的研究，那么一个美妙的形象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研究的精确度。任何新颖形象所具有的精美，均能重新激起某些本原，能使惊喜赞赏的喜悦再现并成倍增长。

在诗歌中随着惊喜而来的是言语的喜悦。这种喜悦，必须从其绝对的实证性中获得。诗的形象，作为语言的一种新存在而出现，完全不能按普通比喻的模式，视之为发泄受压抑的本能而打开的阀门。诗的形象如此辉煌地照亮了意识，以致寻求先于它的潜意识活动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至少现象学的建立，意在把诗的形象的本体存在视为对言语的不可置疑的征服，而与先于此的存在断然决裂。假若听信精神分析学家，人们就可能将诗歌描述为一种壮丽的语无伦次。但是热情激昂的人并没有弄错，诗歌是言语的前途之一。在试图从诗歌的高度去提高对语言的领悟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碰到了具有崭新言语的人，这种言语不局限于表现思想或感觉，而是试图去开拓未来。我们会说，诗的形象以其新颖开辟了语言的未来。

与此相关的是，在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诗的形象时，我们似乎自动地经历了精神分析，我们似乎能够以清醒的意识抑制我们以往的对精神分析学的成见。作为现象学学者，我们感到摆脱了我们的偏好——这些偏好把文学趣味转变成为习惯。由于现象学对现实性的优先重视，我们全神贯注于诗人提供给我们的崭新形象。形象呈现在眼前，在我们脑海中，并远离曾在诗人的心灵中培育过它的过去。我们无须关心诗人的“情结”，无须搜寻他的生活历史，一旦某个简单的形象以其丰富的变异揭示其诗的价值时，我们是自由地、完全无拘无束地从一个诗人走向另一个诗人，从伟大的诗人走向平凡的诗人。

因此，现象学方法要求我们从形象最微小的变幻的根源上阐明全部意识。我们读诗并不同时另有所思。一旦诗的形象在某一单独特征上有所更新，它便会显示出某种初始的淳朴。

正是这种淳朴，当它井然有序地被唤醒后，将会赋予我们诗歌纯真的接待。因此，我们在对活跃的想象力的研究中，将遵循作为淳朴学派的现象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