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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充我在以往的专著中对诗的想象力所做的论述，在最近一卷书中，我们试图指出现象学的方法对这一类探讨所具有的价值。按现象学的原理，问题在于充分阐明通过诗的形象对值得赞叹的主体所产生的顿悟。现代现象学试图将之加诸所有的心理现象的这种意识领悟，在我们看来，使某些经常只具有不可靠的且短暂易逝的客观性的形象，增添了持久的主观价值。现象学的方法在促使我们有步骤地观照我们自身，并对诗人所提供的形象努力作出明确的意识领悟时，引领我们尝试与诗人的创造意识进行交流。崭新的诗的形象——一个极其简单的形象！——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一种绝对的起源，一种意识的开始。当诗人作出宏伟的发现时，一个诗意的形象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一个呈现于诗人的梦想前的想象天地的萌芽。面对诗人所创造的这一世界，惊奇赞赏的意识极真纯地开启了。当然，意识是用于更宏伟的壮举的。当意识从事越来越协调的工作时，它越是雄健有力。尤其是“理性意识”始终使现象学学者深感其难解的性质：即说明意识如何能贯穿于一系列的事实中。相反的是，当想象的意识面对一个孤立的形象时，它承担巨大的责任却较小，至少乍看起来如此。因此，把想象的意识看作是对孤立的形象的意识，可能为现象学学说的基本教学法提供一些新的主题。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双重悖论。不知情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你使一卷有关梦想的书承载现象学方法这一沉重的哲学负荷呢？

同时，职业现象学学者也会说，为什么选择形象这样游移不定的材料来阐明现象学的原理呢？

一切似乎都将更为简单，假若我们按照心理学家的良策——描述所观察的对象，测定不同的层次，划分各种的类型——心理学家所看到的是孩子想象力的诞生，老实说，他们却从不考察想象力是如何在一般成年人身上消失的。

但是，一个哲学家能成为心理学家吗？当他带着所有必需的热情进入价值准则的领域时，他能抛弃他的自豪而只满足于确认事实吗？今天人们常说，哲学家总是“处于哲学的情境中”，有时，他自认为一切从头开始，但可叹的是，他只在继续而已……他曾博览如此浩瀚的哲学书籍！在研究、讲授这些论著的托词下，他已歪曲了多少“体系”！当黄昏降临，他不再授业时，他认为有权利将自我封闭在他所选择的体系中。

我就这样选择了现象学，期望以新的眼光重新探讨我曾由衷喜爱的形象，它们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记忆里，当我在梦想中与它们重逢时，我已不再明白这究竟是回忆抑或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