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从母爱教育的失落开始
一
1966年5月下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校的一些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在校内开展批判活动。6月、7月首都一些学校学生纷纷效仿。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消息传出，首都中等学校、高等学校普遍建立起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迅即遍及全国。
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顿时冲击着整个中国。
1966年5月在北京开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图钉往老师脸上钉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使人的兽性大暴露。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
1995年，我曾在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中这样写过：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残缺的窗栏板》）
究其原因，“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二
在谈及1963年对“母爱教育”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1949年中国教育体系的构成做简略描述。
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中国教育，学校大致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三大类。这些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学方式、教材、教师构成。考试、招生相对独立运行，教师的聘用也是比较自由的、流动的。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以上情况开始改变。1952年9月10日，教育部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在此前后，教会学校也相继停办，一些著名的高等教会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合并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辅仁大学被停办，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停办，其文科调整至复旦大学。据1953年10月11日中国政务院颁发本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称，至1953年底，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也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个教育层次和环节，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这为党和政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与此同时，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
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突出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三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此文后来被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声音。
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线》一文中，作者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园丁在苗圃里随意地培育着幼苗、花朵。”
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对学生应该实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他说：“不能用所谓的母爱、泛泛的爱来爱孩子和教育孩子。爱和憎总是有阶级性的。”“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武装儿童，要他们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要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憎恨阶级敌人，而热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在《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一文中，作者认为：我们拒绝以“童心”爱“童心”的说法，因为它会引导我们陷入“人性爱”的污泥之中，会把我们领上“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应该肯定：人民教师要热爱儿童。这种“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发出来的，是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就服务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是脱离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不要净领着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需要培养下一代敢于和剥削阶级斗争的精神。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的作者这样指出：“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
《人民教育》发表这三篇文章后，据编者称，在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千件来稿来信，多数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将近一年后，即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了关于这次围绕“母爱教育”讨论的综述，再次强调：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
“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
“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四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针对少年儿童的母爱教育而展开的批判，突出了对学生们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把普遍存在的人性爱的教育扭曲为憎恨教育。这样，便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容易接受所谓无产阶级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而漠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的爱，在校园里，尤其漠视师生之间的爱。
革命、政治、阶级斗争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内容，所谓无产阶级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进而具体体现为对毛主席的爱。于是，对毛主席和革命的态度，便成了这些学生们爱与憎的唯一评判标准，日常生活的爱的情感也渐渐被视为奢侈的、不应该拥有的情感。
在谈到对母爱教育的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兴起“学雷锋运动”。从雷锋个人来讲，本身是道德上的一个楷模，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美德。但我觉得，如果从当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从后来形成的红卫兵群体的特征来看，从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事实来看，也许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开展学雷锋活动所关心的不只是道德范畴的特点。他看问题从来是从政治入手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在学雷锋之后形成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其他人对毛泽东是批评的，毛泽东借助林彪在部队的影响开展学雷锋活动，这个背景今天我们是不能忽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代学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文革”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对于雷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做一颗螺丝钉、做好事的道德形象，他的负面是不动脑筋，是纯粹工具论的具体体现；另外一种解释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雷锋变成对阶级敌人仇恨、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形象。
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青年，成了“文革”爆发初期叱咤风云的一代，成了这场革命的工具。
这样的红卫兵，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在他们形成的观念中，本来只有革命的情感才是崇高的、才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从小学教育开始所发生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红卫兵的人性扭曲绝非完成于一夜之间。
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