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
在当代文坛，孙犁是一位最耐寂寞、最不随意褒贬他人的大师。但他说过：“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关于丁玲》，《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新中国成立前，不少青年由于阅读了丁玲的作品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影响。曾经先后担任毛泽东秘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就是其中的一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深受抗日军民欢迎。周恩来当时说：“我们不但八路军上了前线，我们的著名作家丁玲同志，也已经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了前线。她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所以在我们前方，不仅有军队的抗战，也有人民的抗战。”（邓力群：《追思逝者，激励生者》，《解放军报》，1986年4月22日）。
丁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也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1952年，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奖金，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不啻引爆一颗原子弹。在美国出版的《二十世纪百科全书》中列有丁玲的词条，指出“丁玲女士，作为一名二十世纪最有力量、最为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显著位置”。2004年9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升到鲁迅博物馆座谈。他指出，除了鲁迅之外，丁玲、茅盾等现代作家也受到了日本学术界密切的关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度成为日本学习汉语的学生的必读书籍。
另外，丁玲又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悲剧人物。她1904年诞生，1986年去世，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存活了八十二年。然而她生命史上蒙冤受难的岁月至少有二十九年——从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首领，直到1984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如果从1943年丁玲在延安审干期间被迫承认自己有“自首行为”算起，她蒙冤的时间则长达四十一年，整整占据了生命历程的一半。在这一段坎坷的人生历程中，丁玲先被下放北大荒十二年（1958—1970），又被关进羁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五年（1970—1975）。出狱后再被发配到山西长治郊区的老顶山嶂头村四年（1975—1979），真可谓饱经磨难，九死一生。受株连者不仅有她的亲属、同事，甚至还有主持正义的审查办案人员。丁玲说，当年她像被发配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叛徒”“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而历史已经证明，丁玲是一个飞蛾扑火般执着追求革命的所谓“叛徒”，是一个没有任何反党言行的“反党分子”，是一个没有任何“右派”言行，甚至在晚年又从贬义上被扣上了“左派”“红衣主教”帽子的“大右派”。
丁玲之所以被扣上“自首”“变节”乃至“叛徒”帽子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33年11月至1934年，丁玲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在南京莫干山，身陷困境，身不由己，一度跟已经自首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并生育了一个女儿蒋祖慧。这件事丁玲1936年奔赴陕北苏区之后已向组织交代。鉴于丁玲毕竟断然抛弃了冯达，回到革命队伍，周恩来当时就对丁玲说过：“唉，你们原有夫妇关系，这算不了什么。”陈云、李富春等负责人也持同样看法，没有把这件事看成丁玲被捕中的错误。194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丁玲被绑架、囚禁的历史进行审查，认定丁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也正是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此前两年，即1938年，蒋祖慧跟丁玲的长子、胡也频烈士的遗孤蒋祖麟一起被人送到延安，受到了组织上一视同仁的看待与培养。不过丁玲深责自己在莫干山被软禁期间心肠还不够硬，由于一时的软弱、麻木，竟容忍了以前的丈夫，在身上烙下了一条永远无法消除的“罪状”。
第二件事是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的一个补充交代——1933年10月她在南京写过一张纸条，即“申明书”：“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件事一直被有些人揪住不放，以此推翻194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的明确结论，并作为长期揪住丁玲历史不放、对其进行政治迫害的正当理由。比如2002年，中国作协原秘书长张僖在他的回忆录《只言片语》中还说：“由于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丁玲同志本人），都没有认为1940年的结论是有效的（因为那是在没有提到纸条情况下做出的）。”（该书第151页）但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中对“纸条”问题却是这样看待的：“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均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设法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
丁玲“反党分子”的帽子是1955年被扣上的。当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主持部务会议，通过了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了这个报告。于是，丁玲被正式戴上了“反党集团”首领的帽子，但这个报告的实际内容却是所谓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大多子虚乌有。以三条主要罪证为例：
第一，对抗全国文联党组决定，纵容和支持陈企霞的反党行为。罪证是1949年跟陈企霞、萧殷并列为《文艺报》主编。关于这件事，丁玲当年是这样辩正的：“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室内告诉了陈企霞、萧殷，说他们二人是副主编。陈企霞当时说，‘主编就主编，有什么副的、正的’。我没有立刻批评他，觉得在一些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说他不好，同时也因为我是正的，也不好批评他。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这件事以后也没有人说起（陈企霞说是我请示了周扬，周扬同意了三个主编后才印出来的。我不能记得清楚，请组织上再调查一下）……这事是由于陈企霞有个人主义，而我有无原则的迁就。但不是我拒绝党的监督。我曾告诉过周扬同志，如果那时周扬说不可以，那我一定会遵照他的意见办的。”（丁玲：《重大事实的辩正》，1956年8月9日）陈企霞在1956年写给中宣部的《陈述书》中是这样说明的：“《文艺报》初办的时候，编者并未署名，决定丁、陈、萧三人编《文艺报》，并有一个编委会，我并未参与。编了不久，有一次丁玲同志说，她已同周扬同志商量过，决定编者署名，由丁玲主编，我和萧殷副主编，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问题，随便说了一句，署名不署名没有关系，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同志迟疑了一下，她说那么慢一点发表吧，再商量一下。大概又隔了一二期，丁玲同志才说她、周扬同志的意见，可以署三人主编，这件事经过就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问，如果我是自封，为什么封了二三年并没有人在会上或者是在一定场合下提出，作为领导者的丁玲、周扬根本没有和我谈过，隔了三五年才提出作为罪状了?”由此可见，关于《文艺报》主编署名问题，表现的是丁玲不计名利和待人宽厚，跟反党行为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关于这件事，丁玲当年是这样辩正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文研所’改为‘文讲所’后，我就没去过，在10月里，有一天张凤珠告诉我（那时她在我这里做秘书工作），‘文学讲习所’挂了很多作家的像，中国作家中有我。我一听就生气了，立刻打电话给田间，问这件事怎么搞的，叫田间立刻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在电话中还想解释几句，坐在我旁边的陈明连连说，非叫立即取下不可，田间怎么这样瞎搞。田间立即答应取下。我还叫张凤珠看看取下没有。张回来告诉我说取下来了。”（出处同上）据查，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于1949年，1950年10月正式开办，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学府，丁玲出任主任，田间是秘书长。1953年9月，丁玲已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之职，该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其实，直接挂丁玲照片的并不是田间，而是所里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王谷林。他说：“照片是我安排人挂的，和丁玲同志毫无关系。”但后来他也遭受惩罚，被发配到新疆二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王谷林落实政策，成了中国作协办公厅负责人。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86年3月15日，他亲自安排办事人员，把丁玲的遗像悬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的正中央。
第三，宣扬“一本书主义”，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中国作协党组当年的“报告”写道：“丁玲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丁玲当年的辩正是：“我从来没有‘一本书’思想，更无从宣传。……（苏联作家）爱伦堡来中国时，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同我说过，说书和靴子不一样。靴子是应该要一百双比较差的，不应该要一双好的。而书呢，宁肯要一本写得好的，不要一百本写得差的。我当时觉得这话有道理，我们应该讲求一点质量了。我把这话同别人谈过，爱伦堡这话也许有其片面性，但这也扯不上是‘一本书主义’。”（出处同上）文学研究所当年的学员们也都认为丁玲没有提倡过“一本书主义”。先后在文研所学习和工作的徐刚1956年7月在给中国作协党总支、中宣部党委、中直党委的信中说：“丁玲同志在一、二期的讲话中都提到：‘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1956年12月在写给中国作协的信中说：“‘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活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丁玲对于1955年对她的错误处理是心中有数的。她明明白白地知道当时给她强加的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因此理直气壮地向中国作协和中宣部党委申诉，强烈要求组织上早日为她甄别平反。现存丁玲档案中，有一封她在1957年4月26日致作协和中宣部的信，其中写道：“如果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前年的作协党组错误地给丁玲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的时候，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坚决，那样的明确，那样的迅速。可是现在，将近两个整年过去了，纠正错误、平反工作却为什么进行得如此迟缓，这样束手束脚呢?到底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和无法逾越的高墙?是什么原因作怪?什么东西作梗?对这个问题将怎样给予满意的回答呢?”（据《丁玲档案》）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了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周扬跟党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都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他们的基本态度，一是心很虚，二是嘴很软，三是想给丁玲留下点尾巴，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与会者发言踊跃，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周扬等人态度的变化并不是有意贯彻“引蛇出洞”的谋略，也不是单纯屈服于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和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的压力；而是因为早在1956年冬季，中宣部审查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经过内查外调，已经发现丁玲的反党事实纯属子虚乌有，足以推翻1955年作协党组“报告”的结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批评直接处理此案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周扬因此感到十分被动，十分不安。从1957年初开始，周扬即已着手跟有关同志一起修改对丁玲的结论（如一度提出把“反党小集团”降调而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审查小组通过大量内查外调，也没有发现丁玲1933年被捕之后有任何“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事实。1957年5月11日，韦君宜明确向作协党组提出“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基本上是错误的”。同年5月31日，中国作协机关召开非党同志会议，与会者大胆、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以肃反和丁、陈问题最为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周扬等才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然而，当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什么?”的反右社论。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丁玲问题交中宣部讨论处理。当天晚上十时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态：周扬没有宗派主义。对丁、陈斗争要继续，这是一场关系文艺方向的战斗，不要怕乱。6月14日，陆定一进一步强调，丁、陈是歪风的代表，应该展开一场斗争，把文艺界整顿一下。内部定调之后，周扬于6月16日、陆定一于6月17日两次表示再让丁、陈放一下，这才是真正的“引蛇出洞”。7月25日至8月初，在周扬的主持下，作协党组连续十六天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分别批评丁玲、陈企霞、李又然。丁玲的合理申诉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丁玲本人也“名正言顺”地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年9月3日，丁玲、陈明被迫检讨。12月6日，丁玲被错误地开除出党。
至于丁玲的右派言行主要有两条：①跟《文汇报》右派及美术界江丰反党集团秘密勾结。②阴谋分裂文艺界。事实上，丁玲跟江丰并无交往，而且“江丰反党集团”本身就是一起错案。在整风期间，《文汇报》记者姚芳藻曾要求采访丁玲，要求她谈丁、陈问题，但被丁玲拒绝。至于阴谋分裂文艺界，事实真相是这样的：1956年夏秋之际，丁玲已满怀信心向上级申诉，对平反充满信心。这时，田间之妻、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葛文到丁宅串门聊天。她问丁玲：“这次如果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丁玲随口回答：“这次要解决不了，我就退出作协。”就这样，一个被冤屈者的牢骚话就变成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大阴谋，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分裂文艺界的团结，建立反党的文艺思想阵地”。
丁玲冤案的造成，根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和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对这一点人们已取得了共识。但是，“左”的错误是靠人来执行的，宗派主义是在具体的人身上体现的。那么，在制造丁玲冤案的具体过程中，犯下“左”的错误和体现宗派主义的直接责任人是谁呢?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周扬。丁玲冤案的造成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处心积虑、精心策划要把丁玲批倒批臭，直至党中央为丁玲作出了平反的正确结论之后仍然坚持错误的恐怕主要就是周扬。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毛泽东。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界的历次批判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对丁玲的整肃当然也不会例外。更何况1956年12月周扬曾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表白，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对于周扬的上述表白，有人相信，有人怀疑。相信的理由是：这次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场，周扬大概还没有当着中宣部部长的面假传圣旨的胆量；至于毛泽东指示的内容，有的允许传达，有的不允许传达，并非周扬所能左右。怀疑的理由是：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毛泽东1955年对丁玲问题有什么具体批示，查阅有关档案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当年批判丁玲的只言片语。1956年11月19日，周扬作报告回顾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历次文艺运动，其中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文艺界反右，以及1963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其中并没有包含“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如果毛泽东的确发动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作为高级文艺官员的周扬在报告中绝不会也绝不敢遗漏——只要具有当时的政治常识，对这一点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那么，周扬为什么要制造丁玲冤案呢?这首先需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
丁玲是1930年5月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1932年3月又在血雨腥风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但1933年5月即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所以她在上海跟周扬接触的机会很少。作为一个小说家，她也没有直接介入左联时期的一系列文艺论争。所以这一时期她不可能跟周扬发生什么矛盾；只不过相对而言，丁玲跟冯雪峰比较亲近，又从冯那里了解到周扬对鲁迅不那么尊重。到延安之后，丁玲主要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活动，而周扬负责的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丁玲认为他们当时不但没有隔阂，而且有时还很亲近。见到周扬时，丁玲常直呼他的原名“起应”，她作品中的人物也曾以周扬孩子的姓名命名。1941年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周扬读后来信说，看了这篇作品他感动得流泪。然而《周扬笑谈历史功过》的访谈录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扬认为，王实味是写黑暗的老祖宗，萧军是写黑暗的理论家（萧说过太阳里面也有黑点），而丁玲则是暴露派在创作领域的实践者。虽然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陈明曾在《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一文（《我说丁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中予以批驳，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扬在延安时期对丁玲的印象。
丁玲跟周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暴露出来的。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丁玲倾全力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7年8月间，丁玲将已完成的大部分文稿复写后征求周扬的意见。小说中有一个人物黑妮，原稿的身份是地主的女儿，长得很美。丁玲认为，地主子女跟地主本人不能同样看待。但周扬认为写黑妮漂亮就是美化地富。丁玲考虑了周扬的意见，将黑妮改写成一个孤女，虽是地主的侄女，却也是被压迫的人物。周扬此后不再当面发表对这部小说的意见，却向有关领导人（如彭真）打小报告，说这部小说有地富思想；又对诗人柯仲平说，这本书不能出版。周扬的这种做法给丁玲以很大打击，造成了双方的隔阂。后来在艾思奇、任弼时等负责同志的支持下，这部小说于1948年9月最先由大连东北光华书店出版，又于1952年3月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取得成功之后，周扬才给这部小说以若干好评，现在看来不见得完全是发自内心。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丁玲曾长期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工作，看来相处得并不融洽。丁玲的丈夫陈明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访时说：“丁玲从来没有得罪过周扬，甚至没有批评过周扬。”
我认为，陈明的这种表述似乎有些绝对化，也许只能反映丁玲这一方的自我感觉。而在实际上，丁玲还是批评过周扬的，周扬受到批评之后肯定会心存芥蒂。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认为周扬的文艺思想有些右倾，表现在对文联和作协的刊物经常放弃思想领导，在创作问题上过分强调写作技巧和作品的趣味性，甚至说“即使有点色情也可以”，对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态度也不坚决。而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丁玲认为周扬有宗派主义倾向，表现在对人有远近亲疏之分，特别是不能跟冯雪峰、柯仲平、萧三这些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搞好团结。丁玲还觉得周扬在私生活方面也不检点，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跟某知名人士的女儿发生婚外情。周扬希望丁玲能对此予以理解。他说：“你是作家，你应该懂得感情。”丁玲却顶撞说：“你是领导，应该注意影响。”1956年8月17日，丁玲又把这些意见形诸文字，向中宣部作了汇报。据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回忆，这一材料曾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审查丁玲问题专门小组的成员。周扬对此十分反感。最让周扬恼火的是揭露他的男女关系问题。他对郭小川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大意）这以后他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对党忠诚。1957年7月15日第四次作协党组会上，周扬更明确表白：“我对党是忠诚的，虽然我有缺点，但是对党我从来是忠诚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丁玲对周扬也有一些看法。她认为周扬疏远、冷落了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一批老作家；而对青年作家捧得多，缺乏必要的严格要求。她还感到周扬在安排中国作协的领导时，只重用那些他信得过的“病人”（如两年不上班、后来上半班的张光年）、“忙人”（如身兼数职的陈荒煤）以及一些缺乏文艺工作实际经验的人。对跟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则动辄打成“保守派”“正统派”，不仅不搞大团结，甚至连假团结都没有。1981年9月，丁玲准备写一封信给周扬，坦陈这些肺腑之言，但因重病辍笔，成了一封没有写完也没有寄出的信。以上我们只是客观介绍丁、周之间彼此的看法，并不包含笔者的是非评价，这是必须说明的。
周扬跟丁玲之间的矛盾产生，有人认为还有权力之争。中国作协原秘书长张僖说：批判丁、陈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是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斗争。丁玲在某些时候是看不起周扬的，以她的身份和资历与周扬相比，她认为自己是超过他的。张僖的言外之意，是丁玲目无周扬这位领导，因而最终不为周扬所容。与此相悖的是陈明提供的说法。陈明对来访者邢小群说：“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文代会筹备会成立时，丁玲在东北，中央打电报让她到北京参加后，周扬一再说服她留在北京，让她担任全国文协的日常领导工作。丁玲向他解释：来京前已和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李卓然、刘芝明同志谈定，文代会后即回东北，到鞍钢深入生活，从事创作。周扬最后说了心里话：‘对其他几个老同志，我是有些戒心的。而你呢?你比较识大体，有原则，顾大局。’丁玲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留在了北京。”可见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创作欲正旺盛，而无权力欲。她留在北京承担行政工作完全是服从周扬的安排，因此不可能主动跟周扬争权。郭小川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周扬跟丁玲的权力之争。他在1967年所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中说：“原来文化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手上来。”又据张光年回忆，周扬知道他在文艺整风期间对丁、陈有些看法，便半开玩笑地鼓动他揭批丁玲：“现在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呵！”张光年说：“丁玲同志改正了错误，才能领导我们工作。”周扬说：“丁玲做领导工作，那是不行了。”可见周扬的确是想把丁玲手中有限的行政权力拿下来。
无论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出于权力之争，周扬整丁玲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手段之高明、杀伤力之强也是无以复加。概括起来，周扬整丁玲使出了三个富有独创性的“撒手锏”：一是“一本书”，二是“两个点”，三是“三个时期”。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完全是栽赃陷害，前文已经述及，不赘。但周扬居然根据这种不实的材料，对丁玲进行了振振有词的批判。他说：“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关系如何培养下一代作家的根本方向问题。究竟是用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还是用丁玲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来培养和教育青年?”他进而用近乎威胁的口吻说：“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与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中收回的。”（1957年9月16日和17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如此吓人的上纲上线术，是今天在太平盛世生活的青年人匪夷所思的。“两个点”即丁玲历史上的“疑点”和“污点”。“疑点”是怀疑丁玲到延安是否为敌人所派遣。在刚刚审查丁玲历史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并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当没有实证乃至“怀疑”为事实所否定之后仍然一直“怀疑”下去，则不能不令人对其“怀疑”的动机表示怀疑。至于“污点”，即指丁玲在被软禁期间仍与前夫同居并生下一女。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也许是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吧，虽然这对夫妻是被职业刽子手强行捆绑在一起的，但如果一定要视为政治上的污点，那就只能够暴露出整人者人性的阴暗面了。“三个时期”即周扬认为丁玲一生有三个关键时期：①南京被囚禁时期。②延安时期。③新中国成立后。他说，丁玲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不忠诚，即在敌人面前、在革命的困难时期以及走上了领导岗位之后对党都不忠诚。周扬十分清楚，要达到否定后两个时期的丁玲，必须否定第一个时期的丁玲。只有将第一个时期的丁玲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否定第二、第三两个时期的丁玲才会顺理成章。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扬为什么至死也要咬住丁玲的“历史问题”不放。
1956年10月24日，中宣部曾形成了一个“决定不再修改”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宣布“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这个结论是经周扬同意之后才上报中央的，但事后周扬又明确地对陆定一说，对这个结论他不同意。陆指示李之琏跟中央组织部联系，将这份报告又撤回来。为此，周扬曾跟主管其事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大吵了一次。后来根据周扬的意见，于1958年最后修订了这份结论，但落款仍署1956年12月的字样。这份修订文件，把丁玲在南京的问题仍上纲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并对丁玲从南京奔赴延安这一段经历布下了疑阵，说什么“丁玲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南京的，目前尚无法找到确切证明”——其实协助丁玲逃离南京的冯雪峰、张天翼、聂绀弩等人当时都健在，是很容易查证的。尤其难以谅解的是，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周扬仍然阻挠恢复丁玲的党籍，阻挠为丁玲的历史问题平反。丁玲一直期待能从周扬口中听到“我错了”这三个字，但她在临终前听到的却是“丁玲问题不能平反”，丁玲“疑点可以排除，污点还是有的”。
如果仅仅从批判丁玲这一个侧面，周扬给人留下的自然是一副极左的面孔。但人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动物，像周扬这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弄潮的人，性格自然会更为复杂。比如在毛泽东眼中，周扬经常搞温情主义。因为长期把跟胡风的斗争视为“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提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毛泽东干脆不让周扬参与整肃胡风的事情。在陆定一眼中，周扬是好人，正派人，缺点是“太善良了”，“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周扬也保护了一些好人。漫画家华君武回忆，周扬在中宣部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就不划”。他说，如果自己当时在别的单位，早就当成了右派。与此同时，一些了解和尊崇周扬的人也承认，在处理丁玲的问题上，“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表露出性格粗暴的一面。比如丁玲挨整感到痛苦，周扬竟说：“让他们担负着痛苦进坟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紧我们。”张光年在回忆文章中，更具体勾画了他的这种两面性：“他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不是冷酷的人。谈到一些朋友被打成右派后的不幸遭遇，常常含着泪珠。但另外又是固执的，反胡风、反丁玲的问题上就是这样。”
周扬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以人划线、厚此薄彼的强烈反差呢?依据事实判断，总的根源就在于他身上久治不愈的宗派主义“癌症”。比如，20世纪30年代舒群写过一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被周扬视为“国防文学”代表作予以肯定。1957年，舒群本来会被划成右派，周扬坚决不同意，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不要划右派。”于是照周扬意见办，将舒群开除党籍，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的一个炼铁厂当副厂长。1979年舒群要回北京，找到周扬，周扬立即交付张僖办理。对田汉更是如此。1935年冬田汉被捕后也关押在南京，还为国民党演了戏，表现远不如丁玲，但周扬并没有对他上纲上线，咬住不放。什么叫“宗派”?毛泽东下过一个定义：“宗派，我们的祖宗叫做‘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做‘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以此为镜，周扬的宗派主义表现是十分清晰的。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左”的路线和政策通过周扬的宗派主义而发生作用，才酿成了丁玲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悲剧。
在酿成丁玲冤案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什么具体作用，这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可知，毛泽东对丁玲的态度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6年11月至1951年7月，即从丁玲抵达陕北苏区首府保安至1951年7月毛泽东主动到颐和园云松巢看望正在从事创作的丁玲。这一阶段毛对丁玲的基本态度是赞誉和保护。
丁玲从南京到苏区之后，毛泽东对她可谓礼遇有加、亲切备至。1936年11月，他亲自出席了以中宣部名义召开的欢迎丁玲大会。同月，他支持丁玲创立了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丁玲出任该会主任。丁玲在保安下榻的处所是外交部招待所，毛晚饭后常到这里找丁玲聊天。毛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1936年12月，身处前线的丁玲从聂荣臻司令员手中接过一封电报，打开来，原来是毛泽东欢迎、赞扬她的一首词——《临江仙·赠丁玲同志》。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首题赠作家的诗词，而且是战争年代用电报的方式拍到前线的，这更是一种罕见的情感表达方式。从保安到延安之后，丁玲出任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要职。虽说她不通世故，没有出席毛泽东跟江青的婚礼，又在《“三八”节有感》中讽刺了喜欢跳舞的江青，但这并没有真正改变毛和江对她的态度。1940年中组部审查丁玲的结论，虽然签署人是陈云、李富春，但肯定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却是毛定的调子。1942年批判王实味和丁玲时，毛又明确表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又保护了丁玲。丁玲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应该是1948年6月15日。这一天的黄昏，丁玲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偶遇毛泽东和江青，毛热情邀请丁跟他们一起乘车去郊外散步。毛说，丁玲深入农村十多年，了解土地，是跟人民相结合的，所以让她以作家身份代表中国人民去匈牙利，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说，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因为她不懂得中国人民，不能做代表。毛建议丁今后转向城市，转向工业，写城市建设。毛三次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的几十年来看。丁玲当时正在修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同意审读小说原稿，并约定丁要找他时，就在他散步的时候来。然后毛邀请丁共进晚餐，在席上把丁玲跟鲁迅、郭沫若、茅盾并列。毛认为郭沫若的文章才华奔放，而茅盾的文章不能卒读。这时江青插话，说有一个时期，丁玲作品的影响超过了郭沫若和茅盾。同年6月19日，江青又拉着丁玲，要她陪毛跳舞。6月22日下午，毛跟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座谈。毛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江青在会场上替毛跟丁照了一张合影，他们三人又照了一张合影。江青表示要读丁玲的文章，还邀丁玲第二天去喝酒。
第二个阶段是1951年7月至1957年9月。这一阶段，虽然在1955年开展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8月丁玲被划为右派又已成定局，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毛对丁玲问题的任何批示或谈话记录。坚决支持周扬批斗丁玲的是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据郭小川日记，1957年分管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是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他当然不会不了解丁玲的命运，但肯定没有像延安时期那样对丁玲采取保护的态度。
第三个阶段是1957年9月至1963年5月。比如1957年9月，毛泽东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1958年1月，《文艺报》对《“三八”节有感》等作品进行“再批判”。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2年7月28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谈到如何认识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立场观察，会有不同结论。丁玲是反革命，曾经投降敌人，所以她只看到黑暗。1963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农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认识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谈到认识有一个过程。鲁迅目光敏锐，但身边的人也不那么干净，比如冯雪峰、丁玲、萧军。毛说他对丁玲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但丁玲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感激却是一贯的，可以说是一往情深。丁玲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她跟毛泽东的交流。在《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中她无限深情地写道：“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的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她伏案创作的时候，常常“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物而坚持下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在蒙冤受难的时候，她也是只痛恨那种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夺走她手中的笔，想置她于绝境的人。但打倒“四人帮”之后，丁玲的思想开始冲出了个人崇拜的樊篱。1978年12月10日，她在致陈明的信中写道：“是的，我承认过我是反党反……一九五七年时，我们是因为觉得那是最高领导点了头，我们认为一切都应该只有接受，以后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更是不敢违抗。既然现在党中央提出实事求是，那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还能当一个愚民吗?”决心不再当愚民，标志着新时期丁玲思想的新高度。
我们重新梳理丁玲冤案的有关史料，根本目的并非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道德评判，而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历史悲剧的回顾和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在今后创造出一个和谐的文艺空间，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提出的政治理想：“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必须承认，个人对历史进程能够产生或推动或延缓的作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担任法国总理的梯也尔擅长玩弄权谋，因而他混迹官场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成了一部法国灾难史。但归根结底，任何个人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得不受社会条件和历史规律的制约。比如，在反右运动中，周扬保过艾青，但艾青仍被划为右派。周扬保过白朗，但白朗明确表示她跟罗烽一致，不划界限，于是仍被划为右派。即使像丁玲这样杰出的个人，在政治高压下，也只能对命运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相反，没有适当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周扬个人即使宗派主义再严重也不可能酿成那样一场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灾难。至于周扬在革命文艺运动史上曾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及其晚年的反思忏悔，虽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却是应该给予应有肯定和科学的评价。
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