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者以教致治的政治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主导的，为实现权力意志，维护政治有序而施行的政治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任何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越是有为的统治者其掌控思想政治教育越主动，越有力，影响力越大。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历代统治思想都来自民间，是在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性吸收、加工、整合民间意识基础上形成的。

一、对社会思想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切清醒而有为的统治者都会深入思考国家兴亡得失的人心因素，以求民心归顺、长治久安之策。历代富有睿智的帝王都就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过深层的思考，提出过不少有深度的问题，秦穆公曾问北方来使：为什么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经济落后，国家反而稳定，靠的是什么？汉高祖灭秦立汉，问群臣：秦何以灭，汉何以得天下？宋太祖问赵普：世上何物最大？能控制天下的究竟是什么？赵普欣然回答“道理最大”。朱元璋对肃贪成效很不满意，曾问群臣：为什么“治愈重而犯愈多”?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为什么“前尸未移，后犯又至”？清世祖曾满怀疑问：满、汉未被异视，满、汉同风为何那么困难？如此等等，反映了历代有为的统治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思考与价值探索。政治家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是权力张扬，天下归一，四海归心，国势昌盛，社会安定，其核心是政治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具有质的规定性，政治教育是其主心骨。

二、政治社会化的强烈追求

任何一个强势群体特别是统治阶级，都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总是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求政治社会化，并向政治文明的方向努力，这是权力人性化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积极回应。任何一个先进阶级都会懂得人心所向在权力获取与巩固中的巨大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形式，向全社会论证统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政治教育在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起主导性的作用。权力意志的实施而不通过思想教育，那就是政治专制，那就会失去人心而增加自身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困难。历史上有一定政治水平的统治者都需要高举思想旗帜，秦始皇崇法，汉高祖尚道，汉武帝尊儒，唐太宗力倡三教圆融，明清以朱熹思想为宗，都把弘扬一种思想体系作为构建自己权力体系的基础，并把这种思想通过思想教育转换为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进而转换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意志与动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所反映的是阶级的意志、权力的意志，目的是营造自身的政治优势，这是政治家都非常热心并乐于倾注全力的社会行为。

三、教为政本的社会价值认识基础

任何清醒的统治者都会意识到教为政本是一条已经受历史不断证明的铁律，都不会仅仅满足于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以赢得人们的敬畏与服从，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有序，都不惜费大心思，花大力气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申述政治的合理性与权力的道德性，以赢得民心的诚服。因此任何清醒的统治者都需要营建软权力、软威力，努力改善权力意志的传递方式，把政治权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文化吸引力，转化为政治信息的高渗透力与强粘附性，以营建社会性的主流意识与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武力与法制基础上的权力具有命令性、强制性，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营建的软权力则具有可接受性与可持续性。作为统治者一般都会懂得，权力只有是理性的、道德的，才是合理的，才有社会声望，才能凝聚人心，才能为全社会所接受。即使是专制与集权也需要理性与道德的光环来遮蔽。一个清醒的统治者应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深层作用，应深信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机器运行的基础。清醒的统治者都坚信善教得民，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扩大政治张力，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化解民生中的现实问题，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

四、以教御民的经验积累和文化资源

中国古代多以礼乐制度，皇诰、圣谕宣讲，祭祀活动等形式，在社会上极力张扬皇权、皇威至上意识，宣传主导性的政治思想文化，其实质是追求统治者的思想意识的主导性与规范性。秦汉就有比较健全的政治信息传播扩散、收集反馈制度，素称“以文书御天下”，文书是政治信息传播扩散的主要手段、有效途径，是政治生活的主神经。白居易的《卖炭翁》中的“手把文书口称敕”，所描述的即是这种情况。王充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论衡·别通》），这包括制、诰、谕、敕、榜文等下行文书，传递的是国家的意志，扩散的是统治者的思想，是权力对社会大众思想影响的主渠道，也是精神制控权之所在。政治思想传播是政治运作的重要一环。在统治者治国思想明晰的情况下，治国行政的有效性在于其政治思想信息传播扩散渠道的畅通。但一是由于“文书”垄断了政治信息，二是由于政治信息传递对官吏的依赖，三是由于政治层级链太长，因此存在传递操纵、传递失真与传递阻滞的问题。

五、不断地更新自我

一般来说，在政治体制上，在社会管理上，权力至上性理念是根深蒂固的，但不是天经地义的，权力至上性理念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政治与思想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政治的滞后性与思想的先进性的矛盾会被激化，因此需要统治者不断地吸收社会的思想创造与文明成果以丰富自我，修正自我，甚至推行政治改良、社会变革以走出政治困境，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神人政治、法自然政治、强权政治、礼治政治、法治政治、民主政治等治国理念的变换，这些都是在寻求新的政治活力，如果没有治国理念的变换就会出现权力的自我萎缩，进而丧失政治作用力。历代清醒的统治者为了调节权力与民生的矛盾，都注重吸收民本思想，强化民本教育。当权力的政治性与道德性产生矛盾时，老子的《道德经》曾对皇权思想作冲击性批判，鲍敬言通过《无君论》阐述了对皇权思想的颠覆性理论，五代时的谭峭的《化书》也是一种对皇权思想的有力挑战。然而他们都吸收了、容纳了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都是在集权与民主思想的博弈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