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呈三维结构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泛在性，有三支各具创造性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是殿堂里的帝王、精舍里的精英、草庐里的平民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施教者，也是受教者，无论其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都无一例外。活跃在社会上的有民间的自发性教育、精英的自觉性教育、权力的指向性教育，它们都很有活力，形成三大教育流，构成为强大的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场，互补互融，同治天下。思想政治教育不完全出自统治者的殿堂，精英（拥有话语权的知识人）的书斋，也植根于大众文化之中，出于草根阶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都是以思想掌握群众，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各有不同的活动态势，官方意志、精英思想、大众文化各在政治语境、文化语境、生活语境中，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三种教育话语权：权力依托的话语权，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权；真理拥有的话语权，来自社会观察力与思想创造力；民众信赖的话语权，来自自身的人格魅力与生活关切度，三种话语权都是社会生活赋予的，在教育中都是神圣的。汉武帝讲过，“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思想政治教育，在乡间以年高者为尊，而在政界则以位高者为重。话语权即对社会生活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即选择内容、释放话语以影响他人的权利，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教育权的实现方式。因此教育不只是反映权力的意志，也是反映真理的声音，更能反映平民的意愿，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民主性的反映。统治者总是要千方百计垄断教育话语权，但清醒的统治者也很尊重世人的教育话语权，并能大力保护、主动张扬平民的教育话语权。纵观历史，三种话语权之间的竞争从来是很激烈的，谁都想赢得更大的话语权，以最大限度地影响社会，谁都曾因自身的话语权被挤压而做出过有力的抗争。三种话语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权威性、思想活跃性、生活切近性的不同追求。

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在起作用：政统思想在上层，属制度文化层面，具有权力支撑的尊严，代表政治的权威；道统思想在中层，属思想文化层面，具有真理占有的尊严，代表精神的权威；族统思想在下层，属习俗文化层面，具有血缘关系上的尊严，代表世俗的权威。

古代的社会人格理想，即以民为邦本的圣王人格，以道为尊的士人人格，以理为重的平民人格，是由参政者、知识人、小百姓三维构建的。帝王人格是核心，士人人格是中坚，百姓人格是基础，既关注了权力的道德境界，也关注了社会的精神风尚，由此可见社会人格文化是由参政者、知识人、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并在历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地改善理想人格的召唤结构，激活理想人格的期待视野，理想人格教育始终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历史进行曲。

吏、士、族长，帝王、精英、长老是三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力量，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帝王意识、精英意识、平民意识进行重新编码，在政治世界、文化世界、生活世界三大教育空间中各显其能，各呈活力；君臣官吏是主导性的教育力量，知识士人是中坚性的教育力量，家长、族长是基础性的教育力量，三者具有互动性，不可或缺性，他们都是中华文明建设的承担者，而三大力量都有自身利益的诉求。天下一统是帝王的追求，天下有道是精英的追求，天下富足、平等是平民的追求。帝王教育追求的是集权，天下归一；士人教育追求的是社会文明，天下有道；平民教育追求的是社会正义、天下和谐。

帝王往往以史书为教材，注重历史经验的教育价值；精英则多以经典为教材，注重思想理论创造的社会导向意义；平民则以生活为教材，注重神话、传说、榜样的导引作用。在教育活动中，往往民间人士更有教育活力，古代士人多泥于史，“自矜博雅，耻为市言”，而民间艺人、市民则多有所发挥，感染力强，广受欢迎，社会影响很大。思想政治教育有阶级性、人文性、社会性三种教育品性。优化政风、纯化士风、敦厚民风，是历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三大诉求。

“义”是古代主要的道德范畴，是五常之一，“贵义”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但这“义”实际上有忠义、仁义、侠义三个层面的不同的诠释与解读，反映了忠臣、君子、义侠三种不同的教育内容、人格目标，实际上也反映了政治性、文化性、社会性三种不同性质的教育。统治者重的是“忠义”，力倡对权力的忠诚，义即忠君、孝亲、尊长，是下对上的伦理原则。士人重的是“仁义”，以“仁”为义之本，倡的是道义，情义，内仁外义，仁爱天下，“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文化人的社会人格理想目标；民间重的是“侠义”，打抱不平，杀富济贫，抑强扶弱，扶危济困，是弱势群体所期望的道德指向。民间习惯上称为“义气”，带有野性色彩，追求的是社会正义，往往与朝廷提倡的道德规范“忠义”相抵牾，是江湖好汉团体的道德准则，俗称江湖义气，即仗义轻财、轻势。底层百姓崇拜的是义侠，侠风、侠气，言信行果，一诺必诚，不顾自己生死安危，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是民间底层人的人格楷模。虽然代表士人的孟子和代表底层平民的墨子都倡“义”，但两者大异其趣，义虽在我，但所爱对象不同，孟子追求的是道德，墨子追求的是力量，孟子倡导的是公平，墨子倡导的是正义。而历史上唱得最响的是“忠义”, 《后汉书》说：“忠义获宠，古今所同”，是史之实然。宋江始于侠义而迄于忠义，就是有力的例证。关羽死后家乡为他塑像、立庙，所纪念的是他仗义行侠、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这是民众追求的道德风尚，宋朝开始官方热心于为关羽立庙，则意在表彰他的匡主之忠义，这是官方所竭力推崇的道德楷模和竭力营建的道德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