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马之补充与马种之改良

中国古代之马，本极优良，河南洛阳金村出土之战国时代之铜马，其躯体雄伟，应为富有纵跃力之良马。但其后即逐渐退步。至汉代，则先求匈奴马补充，然后继之以大宛及乌孙之马。

武帝得大宛良马，虽未能乘以升天，然中国之马种，乃以此而得改良，实为意外之收获。

吾人当首知汗血马是否确系良马？《东观汉记》曰：“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按此语并见《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遣宛马一匹，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当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也。”可证汉人已知有发汗时流血液之马。按Turkman马中亦往往有汗血者，乃自较皮肤约长0.5mm之细脉管中流出。盖有一种寄生虫，名Parafilaria multipapilosa，寄生于马之前肩膊与项背皮下组织中。寄生处皮肤隆起，马疾走时，血管张大，寄生处之创口张开，血即流出，幼虫即栖息于流血处。见于景让先生著《汗血马与苜蓿》，载《大陆杂志》五卷九期。匈牙利亦早有汗血马之记录，大宛马即Turkman马，虽不及阿拉伯马，但持久力颇强。《新唐书·西域传》记吐火罗亦产此马。而中国东北部与蒙古、苏联、匈牙利及法国等处皆在其分布范围之内。

又“贰师”二字古音读若Ni-Sze，乃费尔干那（即大宛）西部Nisa城之译音。且据托勒密及阿拉伯地理学家巴多瓦Parthuva，则名为Nisaiza,Nisai之地名尚多，假如此等城皆因产良马而得名，则“贰师”或即因马而著称也。

按波斯语称马曰asp，或asb，故《续博物志》记大宛汗血马六匹之名曰红叱拨、紫叱拨及青、黄、丁香、桃花叱拨，即红马、紫马……之义也。白鸟库吉有专文论大宛汗血马，见《东亚之光》一卷四号（明治三十九年八月）。

大宛马之确为良马，司马迁亦深知之。《大宛传》为迁手笔，迁史家也，故本人不迷信，惟对于武帝之思想则不能不记，故昆仑也，神马也，天马也，无不述及，至其自言，则仅称善马。曰：“宛贵人……共杀其王毋寡，……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与盟而罢兵。”

此数十匹善马与三千余匹中马，对于中国战马之改良，贡献不大，而李广利之奉命伐大宛，更不为此。

（一）或云：汉出马三万余匹，易三千余匹，不为改良马种，武帝不致出此。但三万余匹易三千余匹，并非武帝预定之计划；况《史记》但记汉出马三万余匹，并未谓三万余匹尽死于西域。故此说不能成立。

（二）或又云武帝虽多欲，不失为英明之主，不致发兵十八万，以求数十匹善马，贵畜贱人，一至于此也。此说可以证明武帝非为求天马而伐大宛，亦非为改良马种而出兵西域。与中亚若干国同盟（初为大宛，后为乌孙），以除匈奴，始为其远征之最早最大之动机。史言甚明，固不必旁求其他也。

（三）《汉书·武帝纪》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帝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威震匈奴”。足见彼时中国之骑兵，已在匈奴之上；且如专为改良马种，数十匹亦不足用，实因死亡羸瘠者多，不能不求补充耳。求补充，故能取若干，即取若干，史书亦不详记也。

（四）《汉书·西域传》“大宛国”条谓：“宛自惮封（惮乃毋寡弟）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二匹更何足以言改良全国马政？而亲到大宛之将士，明知天马非龙，故亦不致以此欺上，可知近世学人或以为武帝伐大宛，目的在求仙，或以为旨在改良马种，皆不过为标新立异而已。

（五）上已言元封元年时，中国之骑兵已使匈奴胆寒，但说者谓此系一时一地之现象，以全体言，匈奴之骑实精于汉，故非改良马种不可。但《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言匈奴长技有三，中国有五：平原作战，匈奴易乱，一也；匈奴之弓不及汉弓之劲，匈奴之戟不及汉戟之长，二也；坚甲利刃，汉军使用自如，三也；汉军箭利，非匈奴之革笥所能支，四也；下马而斗，非匈奴所能敌，五也。中国有五技之长，故改良马种，亦非急需。

（六）如所得之马，系为改良马种，或为备战之用，则应置之厩中；然据《汉旧仪》及《汉书·西域传》赞，宛马皆被蓄于黄门，可知皆备天子御驾之用；读武帝所作《西极天马歌》，知其时有乘往昆仑之思。足见其求仙之心甚切（以后必感失望），改良马种，恐无暇及此也。

故武帝有求仙之心，但非出兵之动机；得天马后而犹存短时期之幻想，或亦可能，但此等迷信思想，不久必告幻灭，武帝非为改良马种而伐大宛，但既得良马，必发生作用，此项作用，以常理度之，盖即为战马之补充与改良。或引《唐六典》卷十七引《汉旧仪》之言，谓当时有苑三十六所，分设于北边及西边，宦奴婢三万人，分看马三十万头，为数不少，故无需补充；但西北苑制乃景帝所置，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已罢废，可知太初年间中国马或已不多，再加作战损失，故第一步先求补充，然后始能言改良，否则，三千余匹皆“中马以下”者，亦何足以言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