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面谏”与“幕谋”
历代秘书的品格首先体现在坚守谏责，极言陈谏的行为方式上。谏官，又称“言官”，通常是由秘书承担的对政府各部门所制定或推行的政策法令等提出建议。古代向皇帝规谏的是文职官员。《孟子》曰：“君有过则谏。”谏官，即“可谏诤之官也”。秘书从事谏官制度始于周代。西周王朝的开国者从商朝的灭亡中得到教训，认为维护统治并非易事，所以必须形成一套政府谏言制度，其职责将由秘书承担。如周武王时西夷曾进贡一只巨獒，并整日与此犬玩耍，召公认为武王这样下去容易玩物丧志，于是写了上书《旅獒》来劝谏。结果周武王不仅听从谏言，而且还主动征询谏言，并要求臣下进谏。这样一来，中国的秘书分为两类：一类记事秘书，逐渐与史官靠拢；另一类为记言秘书，渐次形成了另一个完整的谏诤秘书制度。
自古秘书就充当主事者的参谋助手。黄帝时设六相，而到了舜时扩大为九相，其中一相为“纳言”，长官为“龙”（人名）。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纳言”负责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具有上下沟通，调查研究之职。孔安国曰：“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郑玄也认为，“纳言”乃“如今尚书，管王喉舌也”。这实际上就是秘书官，因当时主要为口语系统，上传下达、下情上呈。“人臣之纳言于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则十从八九。无事则游畋般乐日相亲，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极其力以救之，殆未见其济者。政使或允，亦必出于勉强，而非其本心。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或因进见，或因讲读，或因燕居，先事陈说，如是则国安，如是则国危，如是则为圣君，如是则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会，表里耸然，乃可陈善而无扦格之患。昔孟子三见于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职当如此。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往往旁召耆年宿德，置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则其为虑亦深远矣。虽然，臣之于君也，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凡所白于上者不可泄于外而伐诸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其若是者，非欲远嫌避祸，大臣之体所当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贞，盖亦此意。尝见近代执政有所建白，咻咻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谗（言僭）乘之，中途见弃。《易·大系》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谅哉！”
《尚书·告诰》云：“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意思是周王受天命建国，固然是美佳之事，但也有无限的忧虑。而要消除忧虑，以保周朝万世，就必须“明德慎罚”。为此，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建国者们开始制定一整套维护其奴隶制统治的《周礼》。它是所有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制”，包括周天子在内。如有违背，违者则要受到指责乃至惩罚，于是就有了《康诏》《召诰》等训诫周王的公文，设立了专门指出天子过错的秘书谏官。周文王时设置的“保氏”官职就是中国最早的谏官。《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保氏”释曰：“保者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换言之，“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君王的过错。周文王庶子召公就担任过“保氏”一职。王安石在《谏官》一文中谈道：“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春秋时期，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谏诤就是要直言敢谏。所谓直言，就是发现君王有错，敢于直言相告，“切其过失，曲折廷诤，以救其非。”秘书工作肩负着沟通信息、辅助上司和参谋咨询的职责，因此及时而准确地把信息传递和汇报给领导，甚至提出不同意见，是秘书应尽之职。
唐太宗李世民对秘书官员要求：“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意思是中书、门下两省皆为执掌机要的部门，其责任重大，必须敢于直言。因此，他十分重视秘书机构和官员上下沟通的纽带作用，以及敢谏常谏的参谋作用，这成为后世仰慕“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反之，秘书则会招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祸害国家。如南齐萧宝卷在位时，秘书机构职责不明，荒怠职守，全国各地上呈的奏章经常被秘书官任意拿去包鱼包肉，一时朝政混乱，社会动荡。
其二，历代秘书的品格表现在宁死不屈、直言敢谏上，而这成为衡量一名优秀秘书官员的主要标准。《荀子·臣道》:“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事圣君者有听无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 …以德复君而宣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如三国时，魏太祖想攻打吴国，可是阴雨连绵，下个不停，三军将士都不愿行走。魏太祖自然知晓其中原委，可是他执意要实施攻打计划，恐遇有人前来谏议，于是下令：“有谏者死！”身为秘书谏官的贾逵认为魏太祖的决策有严重错误，认为自己应肩负起谏言的职责，便勇敢地向前进行谏诤，结果太祖大怒，将贾逵下狱。
面对此景此况，不少秘书谏官们仍然执意正直敢谏、冒死以诤，表现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又如南宋的曾开，官居翰林直学士院。绍兴八年金国派使者入临安，要南宋以称臣的条件谈和。高宗、秦桧接受条件，命曾开起草国书。此时仅作为一个普通秘书，曾开仍当面直陈其弊处，无效，乃请求辞官，拒绝起草。秦桧劝他识时务，他凛然回答：“士人所争的是义，不义之事，虽高官厚禄也不干！”并反诘秦桧为何南宋要采取称臣求和的政策，秦桧无耻地答道，这就和当年高丽臣服大宋一样。曾开怒斥道：“你身为大臣，理当尊主庇民，辅助陛下富国强兵，想不到你无耻到这等地步，真是闻所未闻！”秦桧恼羞成怒，将曾开降职处理。虽为义而丢官，曾开却继续联络许多朝臣，联名上书，反对屈膝求和，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又如宋代的胡寅，身为起居郎，秘书职位虽不高，但忠于职守。建炎三年，他上疏宋高宗，痛切指出，日下两帝被俘，国家蒙辱，陛下理应纠合义师，北上收复失地，然却只顾偷安，畏缩怯敌，惟思远逃，致使军民怨愤、失望。他提出七大建议：“置合议而修战略”“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存纪纲以立国体”“务实效、去虚文”等，整顿内政，修明政治，然后收复大宋故土。胡寅虽然为此遭受免职，可是他不顾个人荣辱，敢于直言不讳地指责皇帝，慷慨激昂地陈述复国之策，其拳拳爱国忧民之心，实在可敬可嘉。
因着朝廷的更迭、王君的好恶、谏官的艺术等，谏官制度虽然被保留了下来，然却屡屡受到破坏与践踏。中国历史上，“昏君者多”“拒谏者多”，这就给谏官们带来了许多不幸与灾难。当谏言从根本上触犯了统治者利益时，谏者往往会招致“杀身”的下场。早在先秦时我国就有一套进谏风尚，秦汉时还专门设立谏官制度。中国古代有一条规定，秘书必须随时随处向主人进谏服务。然而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同，秘书进谏程度与效果往往要看主人的内在修养品行，因为君主对秘书的谏议可听也可不听，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君主手里。如果情况到此为止，那秘书还算幸事，有时甚至以善为恶，换言之，不是秘书之福而是祸！“万一碰上个专断昏庸、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君主，（秘书）进谏非但改变不了其决断，恐怕连进谏者（秘书）自己的性命也难保。纵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犯颜诤谏者的结局多为悲剧。像商代遭到剖心的比干，春秋时头颅被高悬于国门之上的伍子胥，汉代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这些人就是诤谏者的下场！”“在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时代，贤君少见而昏主多有，没有任何措施可以保证每个上台的皇帝都是贤君，都能纳谏。况且，即使是贤君也未必都爱听谏，魏征不是差一点就被李世民杀掉吗？贤君尚且如此，何论那些昏君！从谏君主可听可不听、甚至进谏者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就可以想见进谏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位置了。”
秘书谏官在谏诤时，通常以社稷为重，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决不畏死。例如明朝秘书御史王朴，遇事强谏，朱元璋要处其死刑，待赴刑场后却把他召回，问他改不改？王朴答道：“今日请愿速死！”朱元璋大怒，把他碎剐而死。几千年来，这种悲壮的惨剧不知演绎了多少。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视死如归？因为历代秘书们都把道德和人格完善看作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阶梯。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宁可“舍生而取义”，体现了秘书们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奋斗有为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