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诚信”与“谨慎”

秘书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职业群体，常常践履古代君子言行诚信的为人处世准则。诚信是中华民族所极力推崇的美好品德之一，“诚”有多种含义，如诚实、诚恳、忠诚、诚信等，但其核心意义是真实而不虚妄。“诚”是作用于人的内心道德规范，要求秘书能保持内心的本真，做到表里如一。《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就是首先不欺骗自己，然后才能不欺骗他人。《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人达到精诚高度，就会体现出本真状态。“信”，“诚故信”就是“真”的意思，《老子》说：“信而不美，美言不信。”“信”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讲信用，二是信任。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有自己遵守信用，别人才会信任你。“信”侧重外部言行，而“诚”强调内心的态度。犹如“仁与义气”一样。孔子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董仲舒则把“信”列入五常之内，与“仁、义、礼、智”相提并论。

实际上，在古代，“诚”与“信”本来是两个意义相近、可以互相训释的名词概念。《说文》就以“诚”释“信”，“信，诚也”。“诚”的本义是真实、真切，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有诚实、诚恳、真挚实意、童叟无欺等含义。“信”的本义是求真守诚，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其内蕴涵了信守承诺、笃守约定等。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观察，儒家“诚实”思想的内涵主要有三点：一是以“诚”为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二是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的目的之一；三是重视“诚”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政府是国家信用的代表，政府失信是最具破坏作用的病毒。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信用的核心在于信任，一方面是指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否给予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履行义务中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社会的评价。传统儒家所说的“诚”是一个很高的道德修养与为人境界，只有通过不断的修炼才能达到。所以这是古代对君子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

当今社会，讲究信用、信守不渝的秘书被称为有道德修养的人，这在古代则被称为“君子”；背信弃义的秘书，在古代被视为不可交往的小人。所以历代以来，讲信用成为秘书人格修养的重要体现。“信”字从“人”、从“言”，从字面上说就是人言为信。它转化为伦理学的意义是真诚无欺、讲究信用。在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中，“信”是较为重要的道德原则。作为秘书，信用是秘书人品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同时“信”字的来源与使用恰恰与秘书职业有一定的关联。在《左传·桓公六年》中载随国大夫季梁曰：“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它最早指祭祀时对上天和祖宗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秘书所录之辞，就是神祗真心之语。祝史是黄帝时的一位秘书史官，他兼有诠释对祖先祭拜的礼仪与观察解读天象的重任，这些工作要求严肃、庄严。祷告、祈求、祝福、咒诅之语，必须要求诚实可信，绝无虚假、欺诈之情。自儒家提倡五常之道后，“信”才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伦理道德规范。

在传统的秘书人格特质中，突显出古代力量的君子人格，而“信”则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是体，“信”是用。“仁”是“信”的基础和实行的旨归，“信”是秘书人格主体的处世法则。诚实守信是秘书的本分，“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就是说，秘书对同事、上司、天子乃至社稷，应推诚置腹。正如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认为：“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换言之，作为秘书，在求学路上、做事途中、待人问下之间，应矢信矢忠，始终不渝，推而广之就是取信于民。“诈害民信，怒害民恩，贪害民财。三害，乱之原也。”治国先安邦，安邦需治民心。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礼崩乐坏，因此人们要求国与国之间订立一些边境条例和结盟誓言。《春秋古传》:“盟以昭信也。”作为一名秘书，当知信用对于国与国之间的重要性，并以执笔“约书”为自己神圣的天职。所以秘书格外信奉盟约，它是大至国家、小至乡邦制胜变强的法宝。如公元前562年（襄公十一年），晋、卫、宋、曹、齐、鲁等伐郑，会盟于亳。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保匿，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足字旁赔其国家。”这明确说明，若违反大家共同订立的盟书，那么，违反者要受到神的诅咒，要造成坠命、亡国、亡族、失民的后果。作为当时盟约国的秘书，必须信奉信约，把执笔约书作为自己神圣的天职。为了防止他日违约，秘书们常常把盟书放置在一些永久存留的地方，或以金石为质地，或以沉河底为珍藏，或以勒石为见证等。

孔子认为，讲信用不是毫无原则的，必须有一定的是非标准作为前提条件。“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这里的“贼”就是伤害，既害别人，也害自己。秘书不能挟气轻诺，违法乱纪，不讲是非原则。同时古代秘书须替君行事、替君虑国，故儒家强调和告诫君王们需信履约践的处事治民原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阐释道：“夫信者，人君之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以信用历来是秘书待人处事、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和有利的管理武器。“言行忠，信笃敬”“朋友有信”“民保于信”等就是最好的写照与注脚。万维翰在《幕学举要》中说：“大约主人信任一分，则勇往一分，可以任劳，可以任怨。”汪辉祖在《佐治药言》首条《尽心篇》中诠释道：“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福之？”“故佐治要以尽心为本。”

一生历经宋、齐、梁三代的秘书家沈约，24岁时被蔡兴宗推荐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宋末入朝后任尚书度支郎，38岁时，任萧道成的长孙萧长懋的专职记室。后萧长懋被立为太子，沈约升任为东宫书记，校四部图书。43岁时他又兼著作郎，后晋升为太子家令，属太子的专职私人首席秘书。44岁时褚炫当吏部尚书，沈约撰写了《代褚炫让吏部表》，次年又写了《代安陆王谢荆州表》，这两份公文已成为历代公文名篇。46岁时，他受命撰写《宋史》,47岁时书成，后呈送天子。之后，他被竟陵王萧子良招于属下，成为“竟陵八友”之一。为了唱和萧子良的《永明乐》一词，他创作了《谢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一文，与人共创著名的“永明体”诗歌体式。49岁时，他任中书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等秘书机构要职，其间所写的意气凌厉的弹劾文《奏弹王源》，影响甚大。明帝死时，还为其撰拟遗诏。61岁时，萧衍称帝以梁代齐，沈约被封为中书令领太子少傅，梁武帝的大部分诏令皆出自于他之手。沈约精通典章制度，上书建议将晋代咸和二年（327）以后的谱籍须加以整理并保存，梁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令王增孺改定《百家谱》。他又上书论选举，批评当时秀才、孝廉应试中的对策考试内容，主张切合时政，并强调不分士庶，一律必须学而优则仕，这些举措与建议都发挥出较大的历史作用。沈约一生为人正派、品质高尚、坚持信用、才干非凡。虽不曾贵为“三公”行列，但已达到秘书们梦想升迁的最高秘书官衔。文章显赫，才贯南北，他是当时秘书界的道德楷模和标志性成功人物。

时至今日，“诚实守信”作为一条重要的秘书道德条目被人们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诚实与守信，二者互为依存：诚实是守信的基础，守信是诚实的表现。只有内心诚实，待人诚恳真挚，做事才能讲信用、有信誉。在秘书文化中，秘书职业道德具有核心地位。这就要求各级秘书的言行与思想必须保持一致，不伪装、不虚假；不欺上瞒下，不越位擅权，不阳奉阴违；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信守自己的诺言。我党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秘书的诚信原则，并把它纳入党的思想教育之中。如毛泽东同志要求他身边的秘书们须讲真话；周恩来同志强调秘书必须遵循“三老”原则，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邓小平同志告诫秘书在处事治国、为民办事中，必须实事求是，不轻易许诺，说到做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各级秘书必须信守于党、取信于民，代表他们的最大利益等。总之，不欺人、不自欺；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赴会遵时，许诺守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归而言之，诚实是秘书的立身之本，守信是秘书的正秘之根。

古代秘书由于工作属性，处于从属地位和“伴君如伴虎”的工作环境中，因而渐渐形成一种谨慎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秘书界常说“公文无小事”，秘书固然做事要勤勉，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谨慎，心细如发，谨言慎行。《易·系辞》中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作为上司的助手，要善于观察、善于察言观色、善于利用环境的一切有利因素，慎始慎终。秘书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管理组织之中，其上有各级官员，他们意味着权力、权势，在我国古代官本位的体制下，在官场中包含巨大的是风险、政治是非风波。为了保全自己、保护自己，秘书通常采取谨慎地独处，尽量避免招惹是非。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反复提到这一点，也是他从事师爷几十年的处世之道。为了达到谨言慎行，大多时候秘书需采取忍让观。所谓“忍”，就是忍让，作为辅助角色，处于管理阶层的被动处境，所以秘书不能处处领头、时时炫耀，而要有意地加以埋没，甘于幕后，心甘情愿地充当配角、绿叶。“杨修之死”充分说明秘书的角色意识是何等重要，否则要遭遇杀身亡命之祸。

忠诚、诚信是秘书的首要处事标准，这也是从历史上大量的反面案例中得出的血的经验教训。赵高通晓狱法，擅长书法，善于察言观色，见秦始皇宠爱少子胡亥，就投其所好，教少子书法、法律，以博得秦始皇好感，成为秦始皇的机要秘书，既而首开中国封建王朝宦官秘书专权乱政的先例；汉代皇帝重法制，任用官吏都通晓律令，石显于是投其所好，攻习法律，一切应对都合皇帝心意，后被委任为掌机要文书，元帝时又被升任中书令，他大权在握，遂横行不法；隋时虞世南以文学知名，被隋炀帝用为内史侍郎，诏敕全出自其手，参与朝政，他却欺上瞒下，专以谄媚取宠于隋炀帝，利用职权诬陷忠良，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可谓“祸国殃民”。

然而，当今社会已进入法制社会，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具有一定的伦理基础和要求。“诚”是对法律、法规而言，必须自觉自愿地尊重、恪守的愿望和意志，“立约以诚”；而“信”，就是要信守法律，不得作伪。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期，很多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尤其是规则缺失、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制裁乏力等，一方面使得秘书有时无规可循，另一方面使得秘书不诚信的各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长期以来，我们秘书队伍中普遍存在秘书事务繁杂琐碎、无足轻重、低人一等的观念；参谋辅助时，只说上司爱听的溢美之词，不敢纠正上司的失误和疏漏，不敢发挥劝谏作用；“怕”字当头，害怕风险，怀揣回避矛盾的心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管在国内任何政府团体还是在企事业单位，对秘书的政治道德要求基本一致。秘书机构事实上是一个要害部门、重要岗位，它接近上司，涉及机密，处于组织运转枢纽，故要求为人正派、做人可靠；同时由于服务对象为上司，它还需符合上司的管理意图与做事要求。因此，秘书要有远大理想，献身精神，真正做到政治上可靠、思想上敏锐、工作上勤奋、学习上刻苦、作风上严谨。秘书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不推诿、不敷衍了事，严格认真，忠诚守职，尽责尽力。诚，就是真诚、真挚；信，就是信任、信誉。这不仅仅只是秘书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更重要的是秘书工作作风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