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正”与“廉洁”

古代秘书，处于行政中心的核心地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零件，因此不少秘书，尤其是处于国家核心部门或中央秘书官，都拥有大小不等的实权、特权。可是古代的秘书们常常以奢侈为耻辱，表现出清贫乐道的风范。如汉朝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时，粗布糙饭，每餐只有一菜。后升任丞相，他在家中开客栈招贤纳士，“故人宾客仰衣食，俸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一生奉行节俭，清廉自居。在他死后百年，朝廷念他丰功伟绩，特下诏表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俸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剩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又如南北朝的裴子野（469—530），一生历任录事参军、中书舍人、中书侍郎等秘书高官。他工于制、诏、章、奏、表类公文，写公文时不打草稿，独成于心，落笔似有神助；所拟公文语意贯通，首尾相应，却文辞朴实，有天然去雕饰之功。虽屡居秘书高位，他却为官清廉，鄙视钱财，生活节俭，从不伸手。自己终身“麦饭食蔬”，而妻室家人也过着“恒苦饥寒”的日子。临终，他还嘱子女须“俭约，务在节制”。梁武帝对裴子野赞赏有加，闻其死而落泪，下诏“即日举哀”，评价其是“文史足用，廉法自居”，加谥号“贞子”，为中国秘书们树立了一个廉政清正的楷模。

再如唐代的李降，他任尚书省户部侍郎时不以公肥私。有次皇帝问他：“根据以往的惯例，户部侍郎都要向宫廷进献盈余的钱财，只有你一人不进献，为何？”李降回答：“守护疆土的地方官，加重向百姓征收赋税，进献朝廷用来为自己换取恩宠，天下人尚且都要非难他，何况户部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钱财，支出和收入都记录在账簿上，哪有什么盈余？如果把钱财从朝廷的左藏中送到宫廷中去，作为对陛下的一种进献，那就是把东库的东西转移到西库一样，我可不敢沿袭这一弊端！”皇帝很赞赏他的直率，更加重视他。李降作为朝廷的秘书重臣，不因贪图私利而丧失理智，表现出固守正道的可贵精神。

古代秘书写公文得赏赐虽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也有不少秘书看轻钱财，谢辞润笔。唐敬宗继位，路隋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专门为朝廷起草公文。然而，唐朝有一潜规则：被任命者通常要拿出一部分钱财作为润笔送予撰写升迁公文的秘书。可是，路隋每次对别人送上的润笔钱财都分文不收，而且还把送财者骂出家门：“写公文是我的工作，怎么能接受私谢呢？”史书记载他为“学行大度”。

当然历史上，少数秘书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者有之，如秦代的赵高、清代的高士奇等，余不赘述。现代亦有此类，如1995年轰动一时的北京市王宝森和陈希同犯罪案件无不与他们的秘书有关联。王宝森的秘书阎振利，原在市财政局工作，因经济问题几乎被开除公职。但由于和王情投意合，他被王拉过来当了秘书，成了王宝森进行犯罪活动的得力助手。阎振利可以随便扣压请示与报告，甚至代替王宝森发号施令，被市政府机关的干部私下判评为“最次的秘书”。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原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大肆受贿，其中一次收受原首钢总经理助理周北方就有港币20万元。机关秘书队伍中，虽像阎振利、陈健一类人物只在少数，但他们问题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是空前的，在社会中给秘书形象抹黑添丑。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秘书们，以及为主要领导服务的秘书们，身居机要岗位，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旁人对他们也退让三分，所以很难有一张真正监督他们的网；如果自身素质不高，很容易走向歧途，给党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清廉就是儒家所言的“节”，本意是止、操，指人对欲望要有节制、节度；后衍生为行为高尚的意思，如节操、品节等。古代秘书讲气节操守，强调在生死关头要有静气与定力，不随风摇摆。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疾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今天我们强调秘书的“节”，事实上就是要求秘书做人要有原则立场，不能因眼前的名利而舍弃大节，不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墙头草。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秘书高仰之，在上级派来两位秘书不适应而调离后，主动承担起高士其的秘书工作。从1950年直到1982年，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唯其平凡具体，才反映出他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美好的精神境界。他把高士其20世纪30年代的往来书信，均一一归档。高士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实验时，由于受甲型脑炎病毒感染，严重影响了手足活动和口语能力，写出的字常常被人称为“天书”。为此，他天天琢磨，细细揣摩，最后大多数的“天书”都被他认得。高士其是位博学多才的科普作家，谙熟英、法、德三国语言。这就要求秘书必须懂得数理化、文史哲、医农工商，并相应具备外文的基本修养。高仰之尽管早年曾行医、教书，知识面较宽，但他清楚意识到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胜任秘书工作。作为秘书的同时，他还是高士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并常常发表自己的中肯意见。老作家也十分赏识他的见解，时时根据他的意见改稿，甚至不惜推倒重来。高仰之是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时时处处都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注意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上级给高士其的“红旗”小汽车由他保管，可他私事再急，也从不动用公车。就是他女儿结婚，他都不准动用公车，且对女儿说：“青年人结婚要简朴，不要讲排场，汽油的指标是给高伯伯用的，不能因为我是他的秘书，你们就可以用车。”他在跟随高士其的24年中，为其整理出版了十几部科普著作和数十篇科普论文以及许多会议的书面发言，并代写了大量的往来信件。这些辛勤工作，却没有为他留下片刻自己的名字。既不居功自傲，也不满足停息，他被人们比喻为“科普天空的一颗无名星”。

当下有一些秘书因腐败而落马后，后悔当初入错行选错道，不该从秘，并告诫子女“千万不要从秘”。从秘如同当教师、清洁工等一样，职业本身并无尊卑贵贱之分，也无风险高低之别。某些秘书滑倒在油水处爬不起来，思想防线有裂缝是主要内因。正如有人说：“人一旦有了权力，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因此变得伟大起来。”某些秘书走向贪腐之路，正是因为这种错觉，把权力之强制力当作自己的个人力量，把权力掌握的公共资源当作自己名下的个人财产，其结果也必然被这种错觉吞噬。为秘之要，曰公与清。清廉乃居秘者的立身之本，从秘之基。人不清廉莫从秘。从秘的本义，就在于无私地为组织服务。无私，并非无视秘书正当的个人利益，而是不能用公权谋私权。既然担任了公职秘书，自身就要断掉腰缠万贯、富贵荣华的贪念。对秘书而言，风险不在于反腐，而在于辨别不清为公还是为己之次第；危机不在于制度约束，而在于内心中缺少对权力的敬畏、对清廉的认同。事实上，清廉不只是从秘者的应有品质，更是做人的基本品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说到底就是内心对“清”的一种信念、一种信守。

立身之道，往往见之于进退、取舍的选择之中。而身在秘书官位的人往往最容易改变本来的志向。原因在于如果不改变志向，其就只好中止秘书岗位工作。这样荣辱、生存、利害等就摆在面前需要裁决；有时，有的秘书一念之差，导致违背正道，贪财忘义，自取其辱；有的秘书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成为人民的“好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