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仁义”与“尽忠”

儒家认为“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行为与人生态度都必须遵循“仁”道的原则。《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其中“亲亲”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同时由亲亲而“仁民”，就儒家人生理想而言，所追求的是“求仁得仁”的圣人境界。“仁”的境界之所以是一种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就在于“仁”的实现是本于天理的至理、至德和至善。“仁”的基本精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说来，“仁”既是自强不息，也是助人有成，是人己兼顾，是对他人的尊重，是由己及人，是以自己为起点，从我做起。“仁”既包含情感上的爱与物质上的维持，更注重他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仁者”对他人的爱助，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有仁德、有成就的人。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者”，也就是极高人生理想境界的实现。正如哲学家杜维明所言，“西方很多学者都认为‘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实际上起重要作用的应该是‘仁’。儒家对于人本质性的理解，不是希腊哲学里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也不是‘人是利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人是利用语言的动物’，而是‘人有感情、有同情心’。这个‘仁’是有主体性的，就是孟子讲的‘治德也讲大体’。1993年马王堆出土的文物，把‘仁’字写成上面是身体的‘身’，下面是心脏的‘心’，身心为仁。其实，儒家的人文精神，是西方启蒙运动开始的重要资源。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大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反迷信、反神权，通过政治精英的介入，使社会秩序井然，生产力、商业发展，这与启蒙思想是相通的。”

总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圣人实际上给秘书们设计了很高的人生理想，它强调了对内心仁德的自觉，肯定了主体精神的伟大和崇高，要求秘书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应终身不懈地努力，要以天下为己任，不怕任何挫折和磨难。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以说，达到“仁”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圣人”“大大夫”。爱人以德，立人达人，忠孝信义，而宽厚敏慧，智勇刚朴，心胸坦荡，有浩然之气，对社会、对人生都有强烈的责任感。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是秘书工作者的立身处世之道。在位的秘书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甚至因此而捐躯；或表现为不做新王朝的秘书官而以身殉国；或表现在各种淫威下仍秉笔直书，以至亡身，等等。先秦时“从道不从君”高举“道义”大旗，从历史角度出发，维护文书的正义，而不囿于某一君主，秉笔直书，“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兮。”重气节历来是中国历史上秘书们的一种人生态度。早在先秦时期，内圣外王之道便成了古代秘书们所遵从的理想人格。秦汉以后，内圣的感召力也一直作为秘书们内心修养的动力和推力。特别是由于这种内圣的理想人格与封建社会的政权联系在一起，往往又与“忠”的人生范畴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格体系。但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中国秘书官员的气节具有了不同的形式与蕴涵。

首先，这种气节表现为忠臣，即臣下对君主的忠顺。“事君不贰”“竭忠尽力”“无有二心”。南宋时，洪迈曾历任起居舍人、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学士、直学士院、翰林学士等秘书官职，绍兴三十二年（1162），受遣出使金国，国书中对金国持强硬态度，以敌国相称，宋高宗亲手将国书交与其手中寄予厚望。洪迈至金国，金主见国书不悦，命令洪迈删改，并须以臣礼拜见，洪迈坚决拒绝，金国遂封锁使馆，三日不给水食，洪迈仍不屈服，金人无奈，只得放他回宋。在涉外活动中，秘书人员应时刻以自己的忠诚来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

降之明清、民国时期，这种气节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譬如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早在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就开始跟随蒋公，直到1948年底，如影随形地服务22年，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吞服安眠药自亡。陈布雷，原名陈训思，189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县，距蒋公老家溪口直线距离仅为40千米。蒋公用人有内部标准，即“黄浙独一”，其中“黄”为黄埔军校，“浙”为浙江籍人，“独”为陆军大学毕业，“一”为第一军经历。陈氏显然满足了蒋公的用人标准。陈氏起先为蒋公撰写的文书《告黄埔同学书》，初稿阅后蒋公甚为满意，于是决定召陈氏为总统秘书。可陈氏的初衷仍是新闻事业，他在接受秘书职位时对蒋公说：“我的初衷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九一八”事变后，蒋公设立侍从室，陈氏正式担任主任，从此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秘书长。“西安事变”后，陈氏还为蒋公撰写了《西安半月记》，后附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在与蒋公共事的20多年生涯中，陈氏常常处于困苦、矛盾之中，“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敢于此哉？”一个一辈子俯仰他人，没有自由，失去灵魂的秘书长，在躯体去留、生命处置上，终于做出了“终结我的生命”的决定。“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 …”善始而不善终，而不“终”，便是不“忠”。陈布雷的初衷，正如他给王芸生信中所说是“从一而终”。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外界，都把他与蒋公关系看作“圣君贤相”。在政府的庞大秘书群中，陈氏被举为秘书的楷模。“介公再鉴… …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蒋介石虽然有缺陷，总是‘明主’；国民党即使再腐败，总是‘正统’。”死前仍表自己“效忠”，守静虚名，不要因他的死而有损党国声誉。

蒋介石对陈布雷特别敬重，陈布雷对蒋介石绝对忠贞。爱蒋之所爱，憎蒋之所恨，写蒋之所思。蒋未就寝他就不就寝，蒋未起身他已起身。曾经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临终前还上书蒋介石，表明效忠、尽忠、愚忠之心诚。

当时南京的《中央日报》消息中称道：“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功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 …”

对于秘书忠君思想而言，有可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秘书们大多知书识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遵循大而一统、等级观念、世袭制度等古训，这也必然造成了秘书们的忠带有一定的愚忠色彩，“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漫长的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史中，确实存在着由国家政权大力倡导的愚忠思想，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完全不能接受的愚忠行为，这是我们后人应剔除的糟粕内容，但忠于国家、忠于上司和忠于秘书事业的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尚“忠”是夏朝的文化特征。《礼记·表记》说：“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夏朝的“忠道”我们从鲧、禹治水故事中可略作推测，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守职命，劳形天下，这就是“忠”。柳诒徵曾在《中国文化史》所言：“夏时所尚之忠… …谓居职任事者，当竭心尽力求利于人而已。”“忠”，在中国古代留存于一种“报恩”思想，学者杨联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忠”蕴含了“报”的观念，视之为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代表了对人和人之间行为的交互性肯定。换言之，“忠”的“报”义具有普遍性与分殊性，根源于帝国制度和家族制度，君子和父母有权享受臣民和子女的尊敬和服侍。而儒家事实上是反对这种观念的，认为不能是单向性，而应是双向性，子女对父母犯错时，有权责备，同样臣民也有权反对暴君的言行。刘永华教授则提出，不是“报”的观念，而是“恩”的观念才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并强调中国皇权制度的重要支撑点是“恩”的观念。君子被视为民生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者和保护者，据此，臣民有报答君恩的义务。王东杰教授则认为“恩”是非根基性观念，而是依赖于“产权”观念。西晋经学家杜预说：“君臣有义，而与父子家人以恩合不同。”说明“恩”适用于家人之间，属于天伦范畴；而“报”使用于君臣之间，属于人伦范畴。“恩”需要“情”来培育；而“报”需要用“义”来浇灌。《白虎通》云：“君臣以义合，不可则去。”“天伦无可逃避，而人伦可以选择。因此，即使是具有明确等级性质的君臣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协商色彩，有赖于双方互动和选择，不只是单方的效忠。”因为臣要效忠的不仅是君子，在其上更有高大的天道需要效忠。

对于秘书而言，“忠”还与“贰臣”“遗臣”名称有涉联。清雍正皇帝在对待吕留良案件中就反复使用“忠”这一武器。岳钟琪审问张熙时，张熙供认：“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其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这里所谓“不肖子孙”系吕晚村的大儿子吕葆中，甚至吕晚村本身也考过清初的科举。这里所言，既然你吕晚村标明是明朝遗民的话，那么，你就不该参加清廷的科举；既然你已被清廷录取为秀才，那么，你就是清廷天子的门生，就更不应该自称明朝的遗民了。然而，如果真的投靠清政府做事的贰臣，清政府也是严加防范。为此类人，清朝专门编修了《贰臣传》。“统治者需要的是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恨的是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角色。贰臣既然背叛了前朝，那就不可能是新朝的可靠帮手。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是不能不表彰前朝的孤忠，正是为了效力前朝的榜样。清初隆重为明遗臣赐谥予祭，做的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说，主人虽然换了，奴才固有忠的道德是不能变的。而吕留良却是考中过清朝秀才的，一入黉门，君臣之分就定了，再行反复就将不齿于士类。”

其次，秘书有时还表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古代从关系来说，秘书虽然有在家与亲友，在外与同僚、朋友的社会关系；但关系最重要的无疑是秘书与上司的关系，尤其是与掌握生死大权的皇帝之间的关系。诚然，秘书喜欢与自己的上司，乃至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然而在现实中，往往失之平衡，有时会奏出两者之间极不和谐的音符来。

秘书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特殊性，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荣辱休戚、潮起潮落的境况，或许能青云直上，得以伴龙颜而邀得恩宠；或许触犯龙颜而身首异处。秘书，古代称为“君子之儒”，他们跻身国家行政管理阶层，把人生重心转移到政治舞台。

历来君主是秘书最为关切的对象，因为他们是秘书服务的最主要对象。君主历来有圣君、明君、昏君、暗君、酷君、暴君、亡君等之别。除了忠君思想，还有恩赐观念。在封建社会，所有一切，包括秘书的凡身肉体都属于君主，都是赐予所得，甚至连死都称之为“赐死”，直到被杀戮时还要叩头谢恩。科举制强化了专制王权，以“天子门生”自居，依附且效忠于皇帝。秘书成为一个缺失自主的驾驭文书的高等动物与擅权国治的得力工具，为了拜官而折腰、为了生存而屈膝，缺乏主体意识与自由理念。科举制在历史上确实比世袭制要进步，除了征召大批下层广大饱学之士外，在国家行政执行过程中，也以讲理、论理、说理、行理为主要依据，而这一切又为秘书建造了自身佐治的职业舞台。皇帝要执行重大活动时，通常要询问一批资深秘书，同时秘书们又会献出他们自己研究的几套不同方案与对策。然而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执行专制独裁政策，秘书即使进入国家行政机构或宫廷行事，仍然成为封建社会庞大官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成为皇帝手中治理国家的一枚行政工具的棋子而已。

皇土恢恢，皇恩浩荡，皇帝代表国家，忠君就是忠国。所以古代有两极：一是皇帝，另一是国家，两者常常混同一个概念。秘书和皇帝一样，从来都以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百姓利益自居，常以我为“国”、以我为公作为自己的政治标签，实际上从来都是在“国家”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各自的私欲。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位居高官者，以贪污治罪，大凡是在政治上失势所造成。清末何启、胡礼垣曾说：“中国与受贿一节，办法为天下之至严。而终无以清其源、绝其流者，则非意之不美，而实法之未良。”秘书们常常怀着善良的愿望、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的残酷和复杂，以及各种关系的盘根错节，令许多秘书们始料未及。对待两者，历代的秘书们常常恪守“事君不贰”“竭力尽忠”“无有贰心”等处事原则。到明清时期，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所以每当我国历史上朝廷更替、皇帝继位等重大变化时，都伴随着大批秘书们的退位、流放、淫杀、自戕等的悲惨情状。然而在“尽忠”“愚忠”的感召下，他们却觉得虽死犹荣，面对屠刀、面对自尽，从容而坚毅。总之，“效忠”“尽忠”“愚忠而烈”，这是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信念与价值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