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有为”和“崇德”

历代的秘书们身处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运转枢纽，时时面对繁复的社会矛盾和充栋盈车的案牍典册，故常常形成双重人格：一是学者，二是政客。观察他们的一生职涯，可以说都是把这两者如何有效与有机杂糅在一起的人生历程。正如学者李春青所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才智与精力没有用于探讨自然宇宙的秘密，也没有用于创造物质财富，他们的全副精神都用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对付君权，一是如何对付自己。前者的目的是寻求与君权合作的最佳途径；既从君权那里得到信任与倚重，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有所约束。后者的目的则是寻求最佳生存方式，主要是使心灵充实完满，平静和乐。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前者的核心是权力，后者的核心是幸福感。”同时他又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人阶层在政治上是处于统治阶级（君权系统）与被统治阶级（庶民阶层）之间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他们一半在民之中，一半在官之中：未登仕途之时他们是民；进入仕途之后他们是官。”张载“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也是秘书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历代的秘书工作者，不管职位高低，都脱离不了为上司服务性质之圭臬。他们大多守时、爱岗、敬业、谦和；有时还出现忍耐、屈身、卑恭、唯喏等情状。然而，他们又都是皓首穷经、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常常以儒家的刚健有为、崇德中和为精神归依。

“崇德”思想，就是解决秘书自身的关系，即秘书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周易·大传》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就充分概括了此中内涵：敬以直内，就是秘书们要专心一致不旁逸，能控制自己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加以抉择；义以方外，就是秘书们使自己言行皆符合道德原则。《周易·爻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地势顺，载物就能包含许多物类；君子（秘书们）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接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古代秘书大多崇尚道德修养，忠实践履“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以及“内圣而外王”的人生信条。

“中和”思想，主要解决秘书与他人的关系，君臣、父子、同事、朋友等人伦关系，注重和谐统一的本体论；“致虚极，守静笃”，从动静的统一中把握动静的对立。“中”是中间、中庸、中和，不偏不倚，“中和”是对一种行为方式的把握，这种行为方式的核心是持中守衡，两全其美。张载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换言之，“中和”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不偏不倚，中正办事；其二是和同、和谐。古代秘书“执中谓之史”，贯彻“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处事原则。事实上，秘书就是在写文章中也蕴涵了“中和”结构观，要求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无偏无颇，言辞不能犀利尖刻，又不能庸俗无趣，即格式规范、排列整齐、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结论公允、上下通贯。总之，“中和”要求秘书们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同时把统一和和谐当作差异与矛盾的本来根据来把握。然而一味地“中和”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秘书必须根据具体实际情形加以把握、斟酌、权衡。

“有为”思想，是上述思想之纲。在中国传统秘书文化中，在几千年的秘书实践活动中，始终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主动进取、积极入世的精神，这就是“刚健有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古籍《周易》中首先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周易·大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中“健”就是运行不止，坚强不屈；而“自强不息”为孜孜以求，绝不懈怠。《周易·大传》提出“能止健，大正也。”意思就是说强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不走极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虽刚健而又不过刚，这才是君子应取之道。总之，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见，刚健有为的思想是以自强不息为主，同时包含着厚德载物的系统。

我们之所以把“刚健有为”思想视为传统秘书文化基本精神的总纲，不仅因为它在中国秘书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是秘书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态度，还因为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文化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刚健有为”精神在历代的秘书文化中都占有主导与统治地位，所以，那时的秘书们个个“善养浩然之气”，在文牍篇什中，在从军幕僚中，在地方秘书行政中… …无不跳动着一颗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滚烫红心，如“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豪迈气势，“海县清一，寰宇大定”的宏伟抱负。就作为从事秘书的个体人格的独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言，或在强暴淫君面前表现英勇不屈，坚持事实，誓死不与污浊势力同流合污；或在人生遭遇的挫折面前表现为奋发图强，决不灰心，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如号称“史笔”的董狐，不曲笔投降就范。秘书史官以“君举必书”为首要法则，凡国君的一言一行都要予以记录在案，起到了监督、垂范作用。据载，唐太宗和明成祖为了表明他们继位的合法性，就曾篡改了不少史实，也留下了当朝秘书曲笔的劣迹。君王必须“慎言行，昭法式”，一旦有所违背，秘书史官就毫不留情地加以记录。比如鲁庄公有一次准备赴齐国游玩，这与周礼的要求不吻合，会受到指控。鲁庄公听说这件事要被秘书记录在案，只得放弃了此次游玩。

秘书职业决定了他们常常跟首领在一起，替他们谋划、撰拟、行事等近身服务。尤其是在朝廷工作的秘书们，一切为皇帝服务，这就决定了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历代的秘书们非常看重道德主体的完善，个人的价值判断定位于通向“理”的心性完善途中，将一切作为实践主体，所从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都必须是具备了完善心性的道德主体才能承担。只有“内圣”才能“外王”；只有“意诚”“心正”，才能“修身”，而后才能“平天下”。秘书们不在于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也不着眼于个人精神的愉悦，而是从个人与对国家、对皇上的关系上来肯定个体心性的完善。如汉成帝时，国势日衰，朝廷腐败，这一切引起了一位小秘书朱云（朝廷的翰林，后被贬为小县令）的愤怒。他上书面见皇帝，手指文武百官对皇帝说：“请陛下赐给微臣一口尚方宝剑，微臣要杀一个大奸臣的头，给满朝文武作个警戒！”并手指着贪官张禹的嘴脸，结果引起成帝的愤怒，皇帝认为一个小小的翰林秘书，竟敢羞辱重臣，无法无天！况且张禹还是帝师（皇帝的老师），于是喝令侍御史把他拉出去斩杀。这时朱云一把抓住殿上的木栏杆，死不肯放手，侍御史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折断了。朱云大声喝道：“微臣倒并不怕死，这样死了能和龙逢、比干齐名。可国家怎么办？朝廷怎么办？”边嚷边流泪。此时左将军辛庆忌立即跑到皇帝面前，磕起头来，向皇帝求情说：“朱云说话率直，恳请陛下不要杀他。如果他说得对，请陛下可怜他一片忠心；如果他说得不对，请陛下宽容，微臣愿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性命！”辛庆忌边说边磕头，磕得满脸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免了朱云的死罪。后来汉成帝下令“破栏杆不得修理”，以表彰忠直秘书朱云。道德完善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作为主体的一种优良素养，使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秘书们具有一种执着与和谐相统一的品格。为“道”、为“义”、为“德”的要求，完善且固守自己的心性天地，使他们不受世风动摇，不为淫威左右。

从中国秘书史来看，中国历代秘书们大多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以格物为起点，层层递进，把格物、致知、诚意、正义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加强个人自律，然后由己及人，从格物到修身都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比如南朝江淹，起初为宋始安王刘子真的幕僚，刘子真给朝廷的奏章公文皆出自江淹之手。刘子真命丧于皇权之争，江淹就转至建平王刘景素幕中，因才高气盛被同僚所忌，受诬下狱，狱中作《诣建平王书》，此文历来被视为书表类文章中的名篇，打动了建平王而获释。后任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和巴陵王刘休若的幕府。不久，他又重归建平王府中做秘书长。这时期江淹所作的《报袁叔明书》，被视为可与《报任安书》齐名的篇章。刘景素有夺皇权之野心，江淹再三谏疏，无效，江淹与刘景素的关系渐次疏远。不久刘休范起兵叛乱，朝廷大臣萧道成、袁粲等均以皇帝的名义叫江淹起草《赦为朝贤答刘休范书》，这篇公文指斥刘休范背叛朝廷。但因撰此檄文，江淹被刘景素赶出幕府。萧道成代宋之前，江淹转入萧府，帮其剪除沈攸之，为建齐代宋出了汗马功劳。萧府绝大多数的公文均出自于江淹之笔，后任尚书左丞、中书郎，永明以后任御史中丞。明帝后期任秘书监之要职。江淹少时文名显赫，后期则鲜有文学佳作问世，因此落下“江郎才尽”之贬名。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努力奔波，倾其所力做好秘书工作，安邦治国、佐王施政是他的报国理想和人生追求。

当然历史上有些秘书职业道德败坏，如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危，命中书府令兼符玺令的赵高起草诏书，令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将军与大将蒙恬进行权力交接后，立即赶回京都料理丧事，继承皇位。诏书拟就，秦始皇病死。赵高是始皇少子胡亥的心腹，为胡亥与己利益而计，利用掌握的遗诏和玉玺权力，串通李斯，伪造遗诏，逼令扶苏、蒙恬自杀，扶立胡亥为秦二世皇帝，自任中书令，后又杀李斯，自任丞相，操纵朝政。他唆使胡亥行暴政，终至秦朝的迅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