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优良传统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谓空前绝后，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宋代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比较重视知识和教育这个优良传统，则是决定性的关键，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
赵宋王朝开国之初，历经战乱，社会凋残，民生疲惫，人心望治。宋初最高统治者（太祖、太宗）为惩唐末五代武将乱政之弊，围绕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立国的方针政策，以根除藩镇割据之患，加强中央集权，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更以“兴文教，抑武事”,
崇尚文治，奖励儒术，为其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的核心，在于尊重知识、重用文臣、看重教育与养士，有着丰富的内容。
其一，起用文臣，优礼士人。
宋祖出身行伍，以武力轻取政权，深知武事的要害。宋朝开国的当务之急，即须改变唐末以来骄兵悍将飞扬跋扈，动辄威胁中央政权的弊端。于是，太祖即位之初便十分看重读书人，起用文臣以驾驭武将。他引用聂崇义、崔颂、王昭素、孔维、尹拙等，置之清要或学府，使其讽咏讲说，以励教化，连他早年的启蒙老师辛文悦也请出来做官，给人以“重文”的印象，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宋人写道：
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
这说明民众渴望社会安定和对士人寄予殷切的希望。宋太祖能够起用和激奋士人，既是有利于宋王朝的统治，又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开明措施，此乃太祖的高明之处。太祖先后重用的文臣谋士，除开国功臣赵普外，诸如李崇矩、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刘温叟、窦仪、吕余庆、刘熙古、李穆、薛居正、沈伦、陶谷、徐铉、窦俨等，都是各有特长的专家，或为前朝幕僚，精于吏治，或是学有专攻的学者，或善于辞章的文学之士，太祖能擢而用之，这对当时稳定社会，吸引文人参政，都很有作用。接着，太祖便下令用文臣知州、通判、典军，逐步取代武人的地位。《宋史·文苑传》前言写道：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这是创业垂统之君为扭转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之患的一大决策。其后，太祖为乾德年号事，召见后周名儒窦仪、陶谷询问后，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更加尊重读书人，使读书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太祖还立下“祖宗家法”，告诫后代子孙不得轻杀大臣和言官，实即优待士大夫的一大政策。太宗以下十七帝，大体上都能遵守祖法，故终宋之世，虽也有党争兴狱（如“乌台诗案”等），但从不轻易杀戮文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特放异彩的。
对于太祖所奠定的文治基础，优礼儒士的传统，太宗更有清醒的认识，推行尤为得力。太宗说：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政治。
太宗对知识的尊重，对读书人的优礼奖饰很是突出。例如，淳化四年（993）五月丙午（十九日），张洎赴翰林，太宗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又如，他对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待如宾友”。同年十一月丁卯（十四日），太宗为武宁节度使曹彬来朝，宴群臣于长春殿，诏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张咏并赴宴。这些，都显示对翰林学士的尊重。其他对馆阁侍从的优待，对儒臣学官的礼遇也是一样的。比如，端拱元年（988）八月庚辰（二十六日），太宗到国子监，谒文宣王，看见讲坐，得知博士李觉正在讲书，即召觉对御讲学，亲自听课。第二天，对宰相赵普说：“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太宗以下两宋皇帝亲临太学视察、听讲的事例颇多，足见其重视之一斑。至于对某些无心仕途专志于读书做学问的学者、隐士，太宗亦是敬重有加，多所照顾的。例如，对陈抟的厚礼款待，赐号“希夷先生”，屡与属和诗赋；对种放屡赐缗钱、多种优待，种放死后，又亲制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赠“工部尚书”，录其侄世雍同学究出身。
上述事例，说明太祖、太宗以来，知识分子所受之礼遇和重用，地位之提高，为历代所不及。仁宗、英宗时，蔡襄多次指出：当时用人大多数以“文词进”，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钱谷之司是文士，边防大帅是文士，天下转运使是文士，知州郡（地方长官）也是文士。蔡襄原意虽是就“知人善任”的角度提出批评的，但却反映了军政财文大权已掌握在读书人手中的事实。蔡襄本人也是由文士而为名臣的。文彦博在同神宗对话中，说宋朝是“为与士太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说明当时士大夫已成为赵宋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士大夫内有各个阶层，有当权和不当权之分。这里是就其文治的阶级基础而言。赵宋重文，实质上就是扩大统治基础，广泛吸收文人参政议政。
其二，科举取士，网罗人才。
赵宋建国之初，急需各方有用人才，对科举取士之制十分重视。建隆元年（960）二月，举子杨砺等十九人中进士第，开宋代贡举选才之路。为禁前代贡士中第谢恩知举官之弊，宋祖亲自过问科举，并于开宝六年（973）亲至讲武殿命题试士。后二年，廷试如六年。是为“殿试”之始。这使参试者一跃为“天子门生”，地位极见尊荣。太宗继位，特重取士之制。他认为，科举“止要求人”（即要网罗人才）。顾谓侍臣说：
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由此科举取士不仅定为常制，且时有改进，录取名额亦逐年增加。太祖一朝十六年中录取进士一百八十八名，诸科一百二十名；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录取进士一百零九名，诸科二百零七名，一年就超过太祖一朝的录取总数。以进士科为例，太祖时期（960—975）平均每年取十一点七五名，而自太平兴国二年（977）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平均每年取一百四十一名。太宗还常虑有遗才，至有复试、再试、再放之举。一旦金榜题名，即授以官职，有的还破格提升。如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及第，到端拱元年（988）二月，不过十二年，即官至宰相。苏易简于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登进士第，到淳化四年（993）十月，不足十四年，官至参知政事。
这种取士宽厚之风，自太祖、太宗，历真宗、仁宗而不衰。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贡举录取总额竟达一千五百余名（其中进士四百零九名），比中国古代史上任何其他年份为多。除正规考试外，宋代还先后设有制科、杂科（如“童子科”等）和特奏名（“恩科”），以开广才路。这一传统国策，即使在国势危急的徽、钦二帝时，仍相沿不替。如徽宗宣和六年（1124），礼部试进士一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故这年进士及第者竟多至八百人。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已围困汴京，钦宗仍下诏“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南宋时期，这种国策亦仍延续。宋代科举取士之制尽管多所变化，但有两点是始终如一的。一是无论当时或后朝的人们对这种取士制度有过种种非议或改革建议，对以科举网罗贤士、成就人才这一点，基本是肯定的。宋代的名公巨卿多从此出，群星灿烂，这是事实。二是科举取士作为“重文”的国策贯穿其中，这是不变的。宋代科举盛于前代，独具特色，此乃客观存在。
其三，兴学设教，培育人才。
由“重文”而崇儒，由崇儒而兴学，这是必然的。太祖即位，便在京师设立国子监，为国家教育领导机关。不过，天下粗定，百废待兴，宋初还来不及顾到发展学校教育。科举取士旨在通过考试网罗天下人才为宋所用，然而专重考试而不讲教育，等于“不务耕而求获”；就考试内容而言，重诗赋而忽治术，能否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也有问题。所以某些有识之士如宋祁等，就围绕着“教不由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有所议论，把科举取士与学校培养人才联系起来。到真、仁时期，这类议论渐多，并早已出现有些学者聚徒讲学，办起私学（如书院的现象）。马端临说：“宋兴之初，… …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仁宗即位，赐兖州学田，虽给地方学校以经济上的辅助，但大规模的兴州县学，要从“庆历新政”才开始。在庆历之前，地方官兴学的，晏殊算是最早的一位。欧阳修说：“（晏殊）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就曾应晏殊之聘在半官方的应天府书院任教过。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在著名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范仲淹认为，人才的养成，必须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学校教育又要以六经之道来灌输青少年。读书人藉着对六经的精深研究，小则可以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大则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他的这种“宗经劝学”的教育思想，完全植根于儒家的教育原理，并有所创发。十四年后（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提出“精贡举”、“兴学校”，就是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考察，作为这个新政策的立足点。而这种主张亦为赵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所共识。因为从根本上说，它要达到的目的，与宋祖以来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一致的。仁宗庆历四年（1044）、神宗熙宁四年（1071）、徽宗崇宁元年（1102），这三次大规模兴学运动所力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是改革科举考试与兴学育才相结合。所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实，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尽其奥，简程式则闳博者可见其才。”“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 …”“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说的都是这个问题。这在宋代的科举与教育史上，均为重要的转折点。
经过北宋这三次兴学运动，庆历时在中央正式建立太学，政府拨给土地、房缗作为教育经费，任命学官教授，改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聘请名师胡瑗主持太学，取胡瑗在湖州实行的以经义、治事并重的教授法，整顿太学，并形成制度。科举考试实行先策论后诗赋。熙宁时太学实行外、内、上三舍法。崇宁时，改外舍为“辟雍”。崇宁三年（1104），废科举中各州发解试（乡试）和礼部试（省试）法，“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这些措施，后来虽没有成功，宣和三年（1121）又全面恢复科举取士，但此后太学的三舍考选法和朝廷的三级科举制（乡试、省试和殿试）同时实行，互为补充。太学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士庶子弟获得殿试资格的主要途径。中央政府所办学校，除太学、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宗学外，还有律学、医学、武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吸收各方俊彦之士就学其中。至于州县之学，自仁宗开始，各府、州、军、县都陆续建学，尤其是庆历兴学之后，州县各类学校遍天下，北宋末年蔡京推行的“州县三合法”虽是不成功的尝试，但却为此后士人参加礼部省试增辟了途径。据记载，崇宁三年（1104），全国学生多达二十一万多人，经费三百四十万缗，粮米五十五万余石。南宋时期，官学虽无“中兴”，但官学各类学校也还维持，尤其是书院等民间学校或半官方学校更是兴盛，故南宋教育亦不容忽视。据耐得翁记述，南宋都城临安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旦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总之，有宋一代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各地州县，普遍重视教育，各类学校众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制度。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四，收编典籍，提倡读书。
图籍之丰备与否，关系到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宋初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藏书仅一万三千余卷。然自太祖、太宗开始，即注意搜求遗书，使国家藏书不断增长。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三年（965）灭蜀，又派孙逢吉去成都收取后蜀法物图籍，得一万三千卷送三馆。四年（966）诏求亡书，得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开宝九年（976）平江南，派吕龟祥收金陵图籍二万余卷送史馆。太宗即位，更重视于图籍的收编和保藏。他说：
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
还把访求图书典籍，视为国家“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太平兴国初年，太宗亲自察看三馆房屋，下令扩建，别建新馆崇文院。太平兴国三年（978），崇文院建成，三馆藏书正副本八万多卷。太平兴国九年（984），诏“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较，据见缺者，特行搜访。… …若臣僚之家，有三馆缺书，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已上者，与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淳化三年（992），在崇文院中堂新建秘阁落成，收藏珍贵图籍和文物。此后历朝宋帝，对书籍的搜集和整理，也十分用心。真宗咸平四年（1001），决定馆阁所缺书籍，每卷给千缗，三百卷以上者，量材录用。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欧阳修等人修成《崇文总目》，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不包括副本）。嘉祐五年（1060），又下诏搜求遗书，凡馆阁所缺书，每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以上者赏官，“开购赏之科，广献书之路”。元丰改制，崇文院隶属秘书省。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对图书搜访仍旧不辍。徽宗政和七年（1117），累年收集图籍已超过《崇文总目》，孙觌等重定编成《秘书总目》，收藏甚丰。可惜，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开封，北宋历朝所收图籍毁于一旦。
高宗南渡，定都临安后，下访书诏，又赶忙搜集亡书。指出：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能献书者，给赏补官。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编《中兴馆阁书目》，收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虽比《崇文总目》多出万余卷，实多新出之书，旧籍亡佚甚多。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张攀等修成《中兴馆阁续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还不包括其他机关藏书和各路刻版没有来得及进献的图书。南宋时期，由于刻书事业很发达，当代著述多，故藏书比北宋为丰。《宋史·艺文志》著录图书九千九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宋以前任何一个朝代。
宋代三馆一阁不仅藏书，而且储才。馆阁学士以及在馆阁的其他人员，待遇优厚，地位清高，是政府选拔高级官员的对象。“治平、熙宁之间，公卿侍从，莫不由此途出。”其实，宰相出身于馆职者亦不少，如所谓昭文相、集贤相等都是，足见最高统治者对此之重视。馆阁除藏书、储才外，自宋祖开始，还十分重视整理和编印书籍文献。开宝四年（971），太祖派人到成都去雕刻《大藏经》，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板达十三万片之多。这就是世界最早的著名藏经《开宝藏》。太宗时期，下令编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真宗时，又编撰《册府元龟》一千卷。是为北宋著名的四大书。此外，太宗还恢复早已中断的翻译佛经工作，雍熙元年（984）又刊印新译经论，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以冠经首。对道藏，自太宗始，就派人收集、校正。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诏张君房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1019）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其后，又经多次修校，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道藏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名为《政和万寿道藏》。这是道书全藏的最早刊板，以后金、元各藏，均以此为蓝本。对医书，太祖时，编有《开宝重定本草》二十卷；太宗时，有《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后又简化为《太平圣惠方》一百卷；仁宗时，更是大校大编医书，颁行中较实用的，如《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简要济众方》五卷，徽宗还亲撰《圣济经》十卷，作为医科学校教科书。至于儒家经典的校勘和刻印，自太宗以下历朝宋帝都很关注，所涉经、史、子、集等书，均加详校，刻印广布。各朝日历、实录、国史等官修史书和某些大臣的巨著（如《通鉴》等），宋朝最高统治者也都是十分重视，委派著名学者参与编撰，给予经费支持和诸多方便，以至御制序文，多所奖励。
自宋祖以来，历朝皇帝不仅访书、藏书、编书和刻书，而且带头读书，提倡读书。太祖在后周任将领时，就很重视读书学习，以求“广闻见，增智虑”。“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太祖即位，常鼓励武将和大臣读书。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太祖曾劝他多读书，“普遂手不释卷”。太祖还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在太祖倡导下，文武大臣读书成风，例如武将党进不识字，也要显示自己读过书。一次朝班，党进喊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他道：“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党进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太宗更爱读书，他说：“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当《太平总类》（后改《太平御览》）修成，日进三卷，太宗亲览，并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太宗以后，赵宋诸帝如仁宗、神宗、高宗等，也都很重视读书，以资治世之鉴。正是这样，宋代君臣多以读书为荣，蔚然成风！
以上所述，从政策上说，是宋政策“重文”的基本国策的组成部分和主要体现。《宋史·艺文志》总序写道：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 …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巨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这是很有见地的评述，反映了宋代的特色。
二、重视知识和教育的社会风尚
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政府所采措施和鼓励，以及社会对它的肯定，密切相关。同时，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时代的社会风气，都是该时代的一面镜子，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又影响着那时代的科学文化。有宋一代，朝野上下普遍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读书求学成风的传统，具有典型意义，很能说明问题。它在以下诸方面充分表现出来。
其一，科举奔竞，如磁吸铁。
缘于宋政策“重文”的国策，宋代科举取士与前代有很大不同，对读书人有极大吸引力，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宋代科举考试不仅录取名额远超唐代，而且除进士科外，还有诸科等众多科目，这里面也有很多各种专门人才。经过考试合格特别是进士登第，便可“入仕”做官，旋即“赫然显贵”。做官有优厚的待遇。据考证，宋代无论大小官，与汉代相比，俸禄有近十倍之增，与唐朝相比，也有二至六倍之增。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正是宋代高官厚禄的写照。而要做官，科举是最重要的进身台阶。科举向士人公开，不问东西南北之人皆可参加，且有糊名封弥、誊录、“锁院”等防弊措施，尽聚诸路贡士，唯才是择。对于士人，“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等级。即使“工商、杂类”，及其子弟，只要有“奇才异行”也可应试授官，甚至僧道有时也可应试。屡考不第者，另有“特奏名”，“恩赐出身”。同时，自宋祖行“殿试”之始，就注意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太宗为避免势家“与孤寒竞进”，竟将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等“举进士试皆入等”者黜落，以示其公平性。南宋的科举与宋初虽有些变化，但就其登第者的社会出身看，还是平民占多数。如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所载本年登科进士六百零一名中，平民出身四百十七人，占69 .38%。这些说明，宋代科举取士对所有读书人开放，人人功名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它为各阶层士人开辟了较前代宽广得多的出仕机会和可望荣显的前景。这具有很大的推动力量。苏辙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尽管宋代知识分子这条棘闱之路并不那么容易走，它荆棘丛生、艰难而困顿，但仍然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据《长编》记载，全国各地发解到京城开封参加礼部试的贡士，太平兴国二年（977）五千三百余人；太平兴国八年（983），一万零二百六十人；淳化三年（992）一万七千三百人。又据美国学者查菲（贾志扬）教授根据方志名录统计，宋代各州进士总数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三名（其中，北宋九千六百三十名；南宋一万八千六百九十四名；未注明时间的六百零九名）。何忠礼根据有关史料统计，两宋登科进士多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人。不管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如何，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他们寻求施展他们才华和抱负的最主要途径，无论如何艰难，还是“千军万马”奔向这座“独木桥”，以至“每岁试闱争排竞进，有躏死者”。要应试，就得读书，拼命攻读，从而形成一股读书的风气。二是上述数字说明科举取士的广泛性，它是牵动整个社会的大事。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州士人的多寡和被录取者的名额虽有极大的差别（进士最多的州二千七百九十九名，最少的只有一个或两个），但这却是全国各路、州普遍重视，并以录取多少，名列前茅为荣。所以，尽管当时也有士人对科举感到厌倦；有的学者强烈批评科举的某些弊病，却没有全部否定科举。有远见的学者则把它向好的方面引导。例如。陆九渊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他认为士子不在于应举不应举，而在于不能为一己的“利欲”，要深明大义，立志学习。胡刚中写道：
士所以为公卿大夫之阶也，而士必于学，学必有主之者焉。… …夫士固所以为公卿大夫之阶也，而学固所以为士之阶也。故为公卿大夫者必以学，为公卿大夫之后者必习于学。
强调以学习为基础，并同科举取士联系起来。这种高见，对于宋代尊重知识，进而看重学校教育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书院讲学，学校林立。
唐末五代学校颓废，宋兴之初，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即先有少数私人讲学的书院。书院渊源于唐代。唐玄宗时有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不过，那时仅以聚集文人校理书籍、撰集文章，尚无教学任务。经唐末五代时期的演变，宋代书院即成为一种教育机构。北宋前期，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或称四大书院或五书院。此外，有泰山书院、徂徕书院、茅山书院等。此书院多半由私人隐居读书之所发展而成，最初由“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仁宗庆历后，各州县官学兴起，许多官学实际上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沿袭了书院的办学制度，合而为一。南宋时期，官学遭到破坏而趋衰落，书院与理学的形成和传播密切相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宋时书院有私立与官立或半官立之分。私立如泰山书院、浮沚书院等；官立、半官立如白鹿洞、岳麓、应天书院等（应天原系戚同文讲学之所改置为半官立）。至于南宋后期的南轩书院、象山书院等，则在实际上变为官立教育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书院（包括精舍和其他私学），共有四百六十四所。其中，两浙地区（浙东、浙西）有七十七所，江南西路有九十五所。这些书院，自由讲学，探讨学问，成为该地区的具有各自特色的学校和学术研讨中心，并对地方乃至全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学术风气的形成，有过重要影响。
后于书院兴办起来的州县官学，自庆历后，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大的发展。南宋时，虽遭到兵火等灾难性的破坏，但仍有许多学校继续维持着，有些地方官和缙绅、学者又非常热心地加以扶持和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共有州学二百三十四所，占州数百分之七十二；有县学五百十六所，占县数百分之四十四。其中，浙东路有州学八所，占百分之百，县学三十八所，占百分之九十；浙西路有州学八所，占百分之百强，县学三十七所，占百分之九十七；江南西路有州学十一所，占百分之百，县学五十七所，占百分之百。这些学校，尤以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为最杰出。欧阳修说：
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师道废久矣，自景祐以来，学得有师唯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后十余年，先生始来居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
正是这样，胡瑗不仅是一代名师，且为开宋学之端的鸿儒学者。在他主持和影响下的湖州文教特盛。据统计，两宋科举考试共一百十八次。其中，自咸平三年（1000）至咸淳十年（1274），湖州士人应试八十八次（北宋三十八次，进士及第二百六十七人，南宋五十次，进士四百五十六人），进士及第共七百二十三人。胡瑗的学生，共达数千人之多，足见湖学影响之大。
另外，在此前后，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地方长官、名流学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晏殊之于应天，范仲淹之于苏州、饶州、润州，为天下兴学育才，贡献极大。又如苏轼知杭州，曾为州学“学粮不继”而上书筹措。南宋时，因战火灾害，学校损坏众多。如明州自唐为州，有夫子庙作为读书求学之所，宋代兴学后有学校，“制度甚伟。建炎胡虏之祸，鞠为茂草，而先圣之殿仅存，扶持倾欹，不庇风雨，荒榛断址，使人怆然怀旧而悲焉。今新昌石君延庆光锡学问渊博，连中三科，四方望风钦瞩，愿得执经席下，以丐余论。绍兴五年，实掌是邦之教事。居无黉舍，食无粱肉，水火器皿之用，凡百不备。学者犹且负笈而来，栖于败屋之下，弦诵之声不绝！盖其风俗好学如此。”师生艰苦克服困难，继续办学。当地长官仇公为推行“崇儒右文”的国策，又尽力予以扶持，并由地方缙绅出钱兴修校舍，恢复州学，以“养育人才，用为异时兴起太平之资，其所以忠于国家，惠其俦类之意深矣”!宋儒文集，这类州县建学碑记很多，可见一代风气。南宋末年，蒙古兵临城下，烽火连天，如端平三年（1236）十二月，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帅孟珙，还关心和重视教育，创南阳书院以处襄汉流寓之士，竹林书院以处四川流寓之士，安置这一大批流亡学生。南宋州县视酒为司命，至有以学舍设立酒肆者，时人以为败坏风教，“莫甚于此”,予以猛然抨击。足见宋人对于学校教育之重视。
南宋理学家们更是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成立私学教授生徒，或办书院讲学，把学校或书院作为他们不同学派论辩、讲学，传播自己学术的活动中心。诸如杨时、刘爚、彭燮、朱熹，张栻、陆九渊、陈傅良、杨简、吕祖谦、叶适等，都担任过学校教学任务，有的还曾任南宋国立大学（太学）校长，影响所及，关涉一代学风。宋代学校林立，不仅城市中普遍建立各类学校，且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各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这类学校的教材，有《蒙求》、《太公家教》、《三字训》、《杂字》、《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宋史·艺文志》小学类著录有二百零六部，一千五百七十二卷，在数量上和普及知识的内容上，均大大超过前代。陆游写道：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陆游说的是绍兴农村的情况。这类学校，宋时已很普遍。理学家们重视教育，其高明处之一，就在于他们注重小学，普及教育。朱熹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亲自编教材，如《论语蒙要》、《小学》等，都着眼于儿童基础教育。王应麟更是十分重视这种小学教育，并为此积极努力。他著有《小学讽
》、《蒙训》、《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补注急就篇》和《三字经》等专书。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介绍自然社会的广泛知识，教导学生读书、识字、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这对于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有大贡献。如果说，宋代科学文化发达得力于学校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又植根于小学基础教育。这是一个好传统。刘子健先生指出，宋代的地方学校教育“在世界社会教育史上放一异彩，而对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渗透平民阶层，贡献最大。”“宋代兴学，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和深厚的基础”。从知识传统而言，亦是如此。
其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上述宋代教育发达，配合的原因很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民生相对富足，是重要条件。如浙东一带，“农桑自足”,“讼少事简”，人们就以读书求学为荣，“风化熏陶”，成为风尚。正如李闶所记：
更五代干戈之乱，幸钱氏保完而归圣宋。抚育涵养，生齿滋伙，而学者尚少，岁磨月砺，为士者日众。善人以不教子为愧，后生以无闻为耻。故负笈而从师友，执经而游学校者，相踵接焉。
据记载，明州士人由读书而举进士第者，自端拱二年（989）至乾道五年（1169），这一百八十年间有二百九十四人，可见一斑。由是读书人见重于社会。
士、农、工、商，虽是我国自古以来社会分工不同而分业分“界”，并非阶级之分，但宋时社会上对士还是很尊重的。北宋徽宗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的衣巾装著，依其社会地位尚有等差分别，各有本色，不可越外。然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南宋都城临安，人们奇巾异服，斗美夸丽，任人衣着。这反映都市经济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自我解放”，并不影响读书人为社会所尊敬的风气。从职业上讲，“四民平等”，这是崭新的观念，是宋代社会变迁反映在思想上的一种突破。袁采是一位很重视教育，“留心风化”的读书人。他写道：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伐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这是劝导人们从事正当职业，又强调业儒为士，读书求学的重要。所以，他又说：
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史传载故事，文集妙词章，与夫阳阴、卜筮、方技、小说，亦有可喜之谈。篇卷浩博，非岁月可竟，子弟朝夕于其间，自有资益。不暇他务，又必有朋旧业儒者，相与往还谈论，何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与小人为非也。
由此可见，宋代社会上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读书应举，以求仕进。一则官家子弟可以得到“荫补”做官，也不被人们瞧得起；一般说“恩荫”和“特奏名”者不可能做大官，因而士人宁可自己读书来挣得功名，获取科班出身。例如，沈括本以父荫任沭阳主簿，后又应考擢进士第，官至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位居大臣之列。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法律对读书人（有功名的举人和一般士人）的优待，社会上人们对读书人的尊重，充分反映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例如，真宗时，“诏贡举人但曾预南省试者，公罪听赎”。其后，私罪杖亦听赎。贡举人可以赎罪减刑，即使不是“举人”，也可便宜处置。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有个例子：胡大发犯罪，“本合徒断”。但胡自称是“士人”，习诗赋，遂令当场试诗。因他写得出一首“粗通”的诗，便可以不判徒刑，而“重究竹簏二十”，拟押往池州编管。后来又因“学士乡贡进士钟俊等列名札状”，为胡讲话，竟可以“特免押遣，帖送州学，听读半年”。《清明集》里类似这种案例还有不少，都以犯者是“士人”,“粗知读书”，便鞭笞二十，“押下州学听读”，或“押下县学，习读三月”。又如，仁宗庆历时，政府规定举人可作为参加地方应试考生的担保人，足见举人的法律地位。再如，南宋绍兴年间，先后明文规定，举人享有免身丁以募人充役的权利，若是单丁户，丁役也可全免。这些，都表明举人乃至不是“举人”的一般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李弘祺先生在《宋代的举人》一文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证，此不赘述。上述举例，是引以说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社会地位上的反映。大凡读书做官（当然也有的读书并非为了做官，或不完全为了做官），做了官的读书人深知读书的甘苦，政府又右文崇儒，从而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便成一代社会风气。
三、文化传统与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的“士”即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从此知识分子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经历了复杂的进程，但文化教育与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从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并形成自己优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从孔子算起，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流风余韵至今未绝。它与中国文化传统始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并随着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风貌出现于世。如上所述，宋代着重文治，兴儒重教，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大批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学有专攻的各种专门人才。他们或“参与”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任，或“超然”而致力于文化教育，著述报国。他们的信念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风范、好的传统，体现为宋代知识分子的特质。
其一，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观。
读圣贤书，做圣贤事，大丈夫当以救世安民、兼济天下为志。这是宋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事业心的体现，是一种自觉精神。两宋许多名儒学者，诸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蔡襄、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王十朋、朱熹、陆九渊、周必大、杨万里、叶适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充分阐发了这种思想，并身体力行，实践这种思想，成为一代风范。特别是范仲淹，更是一位最杰出的代表。范仲淹从小有大节，寒窗苦读，志在“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要“利泽生民”，不能为良相，就希望能为良医，便于为民服务。他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察访民间疾苦，为百姓排忧解难。“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他又说：“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但愿天下乐，… …熙熙千万春”。这反映了范仲淹为国家和人民而忧乐的情怀。他提出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矫励天下、开一代风气的典范，一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崇高志尚。
其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
爱国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它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无数艰难困苦和任何风险，始终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而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强烈的忠诚的爱国者。与上述那种对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的忧国忧民之情相联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宋代知识分子坚强的爱国信念。这是和当时的民族矛盾直接相关的，是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反映。
这种爱国思想，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
一是临危不惧，奋勇担当。如真宗时，辽朝大军入侵，宋朝举国震动，进士出身的寇准力排众议，说服真宗御驾“亲征”，一身独当大任，卒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二是唤起民众，一致抗敌。如北宋末年，金兵围困汴京，太学生陈东率领诸生三百人伏阙，控诉宰相李邦彦等怀奸误国的罪行，要求起用李纲，抵抗金军。其后，又多次上书要求除奸抗敌，显示当时太学生的爱国力量。又如，南宋时，王十朋力陈抗金恢复大计。陈亮多次上书孝宗，要求北伐，收复失地。辛弃疾跃马从征，抵抗金兵。
三是慷慨捐躯，以身殉国。如南宋末年，为抵抗元兵而牺牲者比比皆是。他们宁可粉身碎骨，决不作逆子贰臣。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便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文天祥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受任于国势险危之际，寿命于呼吸存亡之间，为挽救宋朝的沉沦而竭尽了悃诚，最后壮烈殉国，浩气长存。
四是寄情笔墨，宣扬爱国。爱国诗人辛弃疾不仅亲自参加抗金斗争，更以他不朽的诗词名篇宣传、鼓舞人们奋起抗金。宋诗，尤其是宋词，便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爱国篇章。宋词之盛，与民族斗争直接相关。
知识分子这种爱国的热忱与行动，见重于社会。故有“国朝”虽亡，只要有“读书人种子”即有复兴希望的赞誉。爱国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闪光点。
其三，格物致知，学为君子儒。
宋儒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思想，特别重视“人”，尤重于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对知识分子，又特别集中于学为君子儒的体认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杨时、朱熹、张栻、陆九渊、黄震、王应麟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都有过专门的论述。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的就是人们道德修养与人格升华的层次。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到白鹿洞讲学，对这个问题就讲得“恳到明白”。他说：
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这是讲立志于义的重要。比如科举取士并非坏事，但若专为追逐个人的“利欲”，便不能于国事民隐有所裨益。所以，陆九渊又说：
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这是强调“士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张栻指出：“盖自异端之说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习胜，而士趋于蹇浅，又况平日群居之所从事，不过为觅举谋利耳。… …故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即注重学者的人格。王应麟针对南宋末年某些“士大夫无耻”，而提倡不做“小人儒”，要学为“君子儒”,同样在于强调道德修养和士人人格的完成。
所谓“格物致知”，既是讲的认识论，又是讲的人格升华的道德论。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穷天下之物理”，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个问题所涉虽极广泛，天地万物、人事社会，无所不至，但重点却在道德规范方面，即在乎明道德之至善。故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道德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好学君子”能扺御外物的引诱，不为物欲所蔽，“于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这里的关键在于“修身”，所以是“帅”。这也就是儒家经典《大学》上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意思。就是说，“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都在讲究一种积极的为学、“修身”的方法和途径。其终极目的在于求认识所当止的“至善之所在”，即求至善的道德和完善的人格。读书人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品学兼优，道德文章并重；明心见性，知行合一。这具有普遍意义，为我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和实践。
其四，安贫乐道，追求真理的宏伟气魄。
前面讨论到，在宋代社会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中，孕育出大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读书求学，以应科举，这是一条主要的出路。但情况又总是各有不同的。通过科举，达于显贵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即使做官了也未必能如愿以偿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失意者多。另一种情况，不少知识分子读书，并非为了仕进，而是，视富贵如浮云，举家业儒，教授生徒，专志于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当时“士”是王朝官员的主要来源，若不为官则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便无着落，往往连生活也成问题，穷困潦倒者多。尤其是下层一些村师、簿记、医生、技术人员、民间艺人等脑力劳动者，除知识、技艺外，一无所有。自古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痛切之叹，在宋代社会也不无存在。还有特殊的情况，即知识分子深感宋亡之痛，不受名利的羁縻，洁身自好，守节不移，或遁迹山林，隐姓埋名，或专志学术，拒不出仕。这些情况，使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着富贵的诱惑、穷愁的折磨、权势的压迫。然而，他们穷则志益弥坚，有着一种自尊、自重和自强的信念，有一种为国家的科学文化而鞠躬尽瘁的事业心。当然，在势利引诱下，不顾名节，丧失人格，也不乏其人。但那是小小的支流，知识分子的主流和大节，自古以来就有着优秀的传统，是民族良心的忠诚卫士，是国家希望之所在。
正是如此。宋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取得高级功名或没有任何功名的学者，也不管是大官要员或为下层官吏，都有一股尊重知识、刻苦学习、安贫乐道、追求真理的钻劲和攻关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潜心学问，埋头著述。宋人好学成风，潜心研究学问，发愤著述，成绩卓著。以文学著作为例，国内目前正在编纂、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诗》，搜罗所及，其分量已远超前代，其他在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各种宋人论著之丰富，亦为任何朝代所不及。这一大批宝贵的精神产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宋代知识分子心血熬成的结晶。例如，北宋的李觏以学林为清高，厌恶官场，居山寺埋头著述。他在《广潜书》序言中说，“心愈苦，言愈多”，著作更多。庆历新政时，他感到高兴，于是挥笔疾书，写了《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庆历民言》三十篇。他创办旴江书院，学生多达千人，以科研、教学为本分。又如，沈括虽忙于政务，未能专一研治学问，但仍勤奋不懈，著作等身，晚年处境艰难，仍有巨著《梦溪笔谈》（包括《补笔谈》和《续笔谈》）等书问世。再如，南宋的郑樵隐居莆田夹漈山中，白天专心研读，夜间观察星象（今夹漈山有观星台遗址）。“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在三十多年中写了五十种一千多卷著作，而从献书之年（1149）到他逝世（1162）这十三年内，至少还写了十多种著作，故其所著书在六十种以上。尤其是《通志》二百卷，更是郑樵一生学问的综合。《通志·二十略》尤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是他精力竭尽于此的佳作。最后，如王应麟入元不仕，专心学问，力图学术救国。所著《困学纪闻》，谈经说史、品评诸子百家，实即包含着宣传和发扬传统文化、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思想。他说：“圣贤心学，守而勿失。中夏虽亡而义理未尝亡，世道虽坏，而本心未尝坏，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这些，足以说明：宋代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知识的继承、积累和传播的使者，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疑古创新，追求真理。
任何科学文化的进步，都有赖于在原有基础上的新突破。宋代推行“重文”政策，政治上相对自由，学术上更有较大的自由。这有利于学术探讨和百家争鸣。自真、仁时期开始，学风转变，逐渐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如真宗时名士贺边参加礼部试，就因对《论语》作了新解，而不能进士及第，但亦见疑古之风实已开始。仁宗时，学界领袖人物欧阳修撰有《易童子问》三卷，用问答方式揭示其疑古思想，具有精辟的新解。随后学者们议经驳传，勇于探索，敢于提出新问题，研究出新成果。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新古文运动，就是一种新的突破和进展，与此相联系的宋学的兴起，更是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是学术进步的一大趋势。许多名儒学者力图突破汉唐以来的旧框子，开创宋代的新理论。王安石说：“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唯其不能乱，故有所去取者，凡以明吾道而已。”这里的要点，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就吸取古代学术文化而言，不以一家为正统，他家为异端，能以广阔的视野，开拓更多的新的研究领域。王安石又说：“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但求其“理”，即以义理为取舍标准。此乃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大原则。正是这样，对于儒家经典《诗序》、《孟子》、《周礼》、《左传》等，也敢于重新研究，创发新见。如司马光撰《疑孟》，批评孟子。自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非孟与尊孟的争论，绵历一百多年，实属前所未见，也是对儒学的一种新发展。
陆游指出：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这种反对迷古、立意创新的疑古思潮犹如春风吹绿了宋代的学术园地，成为推动科学文化发展的“发动机”。
论者或以为宋儒所讨论的无非是性命道德之学，与自然科学无关。这是很大的误会。宋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研究和贡献同样是很突出的。例如，科举取士，宋人从做官上看，以进士为贵；后人研究也重进士。其实，诸科中各种专门人才很多，算学、医学等科目更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理应注意研究。还有“策问”之试，这里面也有很多专门学问。如欧阳修就出过这样一道策问，以禹治水为题来考察举子对中国古代疆域、地形以及有关水利知识、大禹治水方法等的认知。宋人文集中，这类策问考题很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和各种实用之学的也不少，这对刺激士人研究科学亦颇有作用。科举取士中也确实包罗了各类科技人才。如燕肃就是精于天文、机械、历象诸学的专家。苏颂“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宫、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身为宰相，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
上述欧阳修的名著《易童子问》，既是疑古创新之作，又包含了对天文、地理等很多自然现象的探索和研究。又如邵雍被人误认为是不懂科学的“老古董”。其实，邵雍是宋儒中对自然科学研究用力最勤的学者。所撰《观物内篇》（《观物外篇》为其弟子记述），就是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观察的记录，他所发现和阐发的理论，与近代科学已很接近。再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本人和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在天文、数学、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矿物、机械、冶金、印刷、医药、水利、指南针等多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又，集理学之大者朱熹的著作中，探讨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亦所涉甚广，且有卓越的见解。总之，宋代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对自然现象的观测与研究，对自然科学技术之研究的重视和他们取得的成就，是超过前此任何朝代的。宋代学者实际上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延伸到致力于探索宇宙真相的各种问题。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光彩夺目的。古人探讨的问题，有的已被科学所证实，为我们所认识；有的也许还没有被人们所理解，但这不等于宋儒就不懂科学。他们留下许多金光闪烁的东西，有待我们去吸取，去发展。张载有句名言：
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何等宏伟的气魄！它是宋代知识分子崇高信念和行止的集中体现，是追求真理、永远奋进的科学精神。
以上宋代知识分子的这些特质，集中到一点上，与孔子所说“士志于道”的信念是相一致的，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密切关联的。这也正是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
至于宋代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它背后的阴暗面等，另当别论。本文旨在弘扬其优良传统，故多从正面论述之。
综上所述，无数事实证明：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器重人才，关系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发达与否。宋代武功不竞，文化特盛，为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兴旺的黄金时代，关键就在这个焦点上。同样，中国科学文化从先进变为落后，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中，虽然不断有人提倡学习西方但终究收效不大，落后挨打，究其原因，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之外，恐怕也就在这个焦点上。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香港中文大学宋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发表，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