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

论赵宋之统一与整治

赵宋开国前，中国历史再次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地方割据和战乱，社会凋残，民生疲惫，人心望治。宋兴统一，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自春秋战国之际至鸦片战争，历经二千三百余年，赵宋王朝三百二十年约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其功皆源自宋初之统一与整治，很值得研究。

赵宋开国前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趋势

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战乱不已。从朱温灭唐建梁（907）至赵匡胤建宋代周（960），凡五十三年，为五代十国时期。在此期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像走马灯似地更替着。与此同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前蜀、后蜀和北汉），史称“十国”。在北方，还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凭藉武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天下乱离，整个国家像“豆分瓜剖”，横遭践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即使是东南一带人民虽较少或免于战祸之殃，却不免于赋敛之毒，常在呻吟挣扎中。人民反对分裂割据和“残民自奉”的黑暗统治，南北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到处都有。如后晋天福七年（942）南汉循州（广东龙川）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号称“中天八国王”，即要求要统一当时并存的后晋、南汉、南唐、吴越、楚、闽、南平和后蜀等八个分立政权，反映南北人民要求消灭军阀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愿望。同时，由于国家不统一，地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对北方契丹贵族的南侵掠夺失去了强有力的抵御能力。从社会经济上看，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重心由北方黄河流域逐渐南移到江淮流域，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步演进的是南方人口日趋繁衍骤增；魏晋时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步由衰落走向消逝，庶族地主势力日趋上升，并由此形成新的官僚政治。而唐末五代以来军阀们连年混战和割据鼎立，则对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为不利，一部分官僚和新兴地主、商人直接受到损害。因分裂割据、关卡林立、制度不一、禁令繁多、商税苛重等种种灾难，遂使各阶级阶层普遍要求统一成为时代的一大趋势。

所以，五代十国时期，虽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但同时也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到五代后期，这种统一的趋势更是日益明显。有两种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其一，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五代八姓十四君，其开国者大多为方镇起家，总是把强大的镇兵直接变为中央的禁军，从而使中央军事力量较其他藩镇为强。五代政权尽管频繁更迭，似翻烧饼，但不论谁上了台，都设法加强中央权力，限制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资治通鉴》及新、旧《五代史》对此有不少记述。这说明社会朝走向统一迈开重要的一步。其二，走向统一是历史的趋势，要求统一的人们，希望的中原地区出现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以完成统一的使命，而力图继续保持分裂割据的诸王国，则对统一十分恐惧。有的分立政权还乘机扩大地盘，也想要以它为主来一统天下。例如，后晋末年，后蜀已占有五十州之地；南唐先后攻灭闽、楚，占地三十五州。后周立国之后，除边疆地区外，南方诸国都臣属于中原的后周王朝。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中原出现了推进统一的新形势。这震撼了当时各地的诸王国和北方辽朝。南唐、后蜀等国的统治者，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多次与辽和辽支持下的北汉相勾结，力图阻止统一的进程。这里面充满了统一和反统一的复杂的斗争。

柴荣（954—959年在位），在五代君主中，按照司马光的评述，堪称“英武”贤明，故能破敌广地，推进统一事业。柴荣在显德元年（954）高平之战中，打败北汉和契丹军队，获得大捷后，“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下令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以供他参考。“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唯比部郎中王朴所献《开边策》（一作《平边策》），为其规划统一中国的一整套战略策略，周世宗欣然采纳且付诸实行。王朴献策在显德二年（955）四月，在此前一月，“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于是，世宗努力进行统一战争。这年五月对后蜀用兵，相继收复秦（甘肃天水）、凤（陕西凤县东西）、阶（甘肃武都县）、成（甘肃成县）四州。同年冬，又亲自带兵打败南唐，在显德五年（958）三月，夺取南唐在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得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后周国力大增。接着，世宗又于显德六年（959）三月率军北伐，欲取幽云十六州。很快即收复了十六州最南面的瀛（河北河间县）、莫（河北任丘县）二州，占领了莫州以北的瓦桥关（河北雄县北）、益津关（河北霸县北）、淤口关（霸县东的信安镇）等所谓“三关”之地。同年五月，正议攻取辽朝南部第一重镇幽州（今北京）。可惜，世宗得病，不得不回师开封。此时由分裂走向统一乃天下大势之所趋，周世宗南征北伐，为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亦为其后赵宋之统一奠定了基础。

宋王朝“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统一战略之制定与实施

赵宋王朝立国之初，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进行统一中国的斗争，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二是加强中央集权，堵塞骄兵悍将拥兵自立改朝换代的老路，维护国家集权统一。

赵宋建国伊始，首先面对的是后周地方藩镇势力，如昭义节度使节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等人的反抗。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年在位）当即亲率大军速战速决，予以平定。赵普说这是“服天下之心”的战斗，亦即取得统一斗争的第一个胜利，稳定了大局。当时，在南方仍有南唐、后蜀、吴越、南汉、荆南、湖南、漳泉等地方割据政权；北方有称臣于辽朝的北汉，不用说还有强大的辽朝的存在。要进行统一中国的斗争，平定南方诸国和攻取北汉以及收复幽云等州，是两大历史任务。对此，如何进行战略部署，赵宋君臣是严重关注，深思熟虑，反复策划的。

据《长编》卷一，建隆元年（960）八月条载：

时上（宋太祖）将有事于北汉，因密访策略，（张）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然后可图。”上曰：“善。”

开始时，宋太祖曾想先取北汉，而张永德的分析，与他所问宰相魏仁浦的回答：征太原“欲速不达”，是同样的见解。于是，太祖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约其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微行出访赵普家，共商南征北伐的统一战略。

赵普问道：“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太祖说：“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说：“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太祖说：“吾欲收太原”。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祖问其故。

赵普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太祖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

这就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即先消灭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然后北上削平北汉进而收复幽云诸州，避免在统一南方之前与辽朝发生正面冲突。这个战略，是宋初最高统治者和高级臣僚谋士们针对当时的客观实际，反复研究制定的。其主要依据有三：

第一，取决于宋辽双方的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宋初，辽朝有御帐亲军五十万骑。赵宋在开宝年间（968—976），有禁军马十九万三千。不仅数量相差甚大，而且宋军的素质和战术力量也不如辽军。虽然，宋军也有其优点和长处，但缺少骑兵，多为步兵是一大弱点。因为在古代决战中骑兵极为重要，“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从经济实力上看，宋初在统一南方之前，所辖地域有限，且因自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政府和军队的粮食主要依靠江、淮漕运来解决。宋初，淮河流域虽已归属赵宋，但最富庶的江浙和四川地区仍为南唐、吴越和后蜀所占据，要行北伐，其补给线就很成问题。而辽朝“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其疆域数倍于赵宋，同时农牧等业发达。这就是说，赵宋单靠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是难以战胜辽朝，或者说较难有必胜的把握，而只能在边境上采取守势。赵宋王朝在进行统一中国的战略部署时，这个问题始终是极重要的立足点。甚至可以说，赵宋之成功在此，其后之失败亦在此。

第二，南方经济的发展和民心所向，为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自唐末五代到宋初，相对于北方频繁的战乱，南方相对地保持着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骤增，经济发展。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战乱，大批人民南迁，既增加劳力，又带来生产技术，为南方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南方七个割据政权所占据的大者是物产丰富的地区，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又是海外贸易的港口，颇有经济实力。同时，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对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障碍。经济虽有所发展，老百姓却生活于苦难之中。所以，人望统一为大势所趋。这在当时割据政权中头脑清楚的上层臣僚也已觉察到了。如后蜀宰相李昊曾对蜀主孟昶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而南方各国的统治又较薄弱，先对它们用兵易于制胜，夺取这些地区即可增加财政收入，足以支持北伐军需，积蓄实力，统一中国。

第三，宋王朝“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统一战略之制定与实施，实际上是周世宗时王朴《开边策》的继承和发展。如上所述，王朴在所献策中写道：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唯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 …

很清楚，王朴此策就是在战略上，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在战术上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各个击破。这个谋略符合周世宗时的客观实际，也完全适用于赵宋立国之初的形势。赵宋统一战略之制定与实际削平诸国均采此策，所谓宋太祖改变周世宗“先北后南”的统一战略，实属误解（下详）。赵宋进行统一战争的事实，充分证明上述战略策略的正确性。

乾德元年（963），赵宋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南平）和湖南两个弱小割据政权。次年（964），宋军分道伐蜀，仅用六十六天即平后蜀。开宝四年（971），宋军削平南汉。开宝七年（974），宋军讨伐南唐，次年平定。至此，赵宋统一南方诸国已成定局。太祖于开宝九年（976）去世，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在赵宋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俶相继纳土归附，南方各割据政权全被消灭。赵宋统一南方，共得一百五十七州，四军，一监，七百四十五县，二百三十多万户（不包括前述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和南唐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及所得户口）。宋王朝的综合国力大为加强。

这时，赵宋攻取北汉的时机业已成熟。太宗遂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御驾亲征攻打北汉。北汉是契丹贵族扶植下的割据政权，屡次破坏赵宋的统一战争。太祖早在开宝元年、二年（968—969）派兵北伐，直指太原城下，只因辽兵入援而不果。太祖曾对其弟赵光义（太宗）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候我富实则取之。

这是太祖实战的经验之谈。而此时赵宋既统一南方，太宗再次进攻北汉，辽重兵固守幽燕，入援的辽兵被击败，北汉降宋，又一次证明赵宋“先南后北”战略为切实可行。至此，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宣告结束。但后晋时的“儿皇帝”割让给辽朝的幽云十六州尚未收复。太祖早有计划要收复，并认为“幽燕未定”，赵宋就不能称作“一统太平”。赵宋在进行统一战争中，为避免两面受敌，对辽取和姿态；而辽朝因内部有事，故宋辽虽屡有冲突，基本上保持通好。到太宗灭掉北汉，完成全国统一时，即决心为进一步统一幽云而战斗。可是，面对强敌，如何对辽作战，理当有周密之计。而太宗过高估计宋军的力量，缺乏知己知彼之明，急躁冒进，企图乘胜一举攻下幽燕，结果深入敌后，陷于腹背受敌，致使两次北征不胜，反遭高梁河之败，始终未能实现统一幽云地区，乃至后来终宋之世成为一大憾事。

尽管如此。赵宋之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再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伟大转折，大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复兴，促进了其后科学文化的全面繁荣和经济文化的对外交往，使宋代的发展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境地，无疑是历史的一大飞跃。无视或低估赵宋统一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公允的。

宋王朝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等整治措施

前面提到，赵宋在统一中国的斗争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另一主题，即须堵塞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拥兵自立改朝换代的老路，在统一进程中同步进行全面整治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为此，赵宋最高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以至不能安眠。据司马光记载：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长编》所载为八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何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正是围绕这个重大症结所在，宋王朝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整治措施：

其一，集中兵权，整顿军队。

要确保国家统一，抑制地方军阀，当务之急要收兵权，首先是收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柄。建隆二年（961）闰三月，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从真定入朝，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征淮南返京，太祖即乘此机会从他们下手，罢掉延钊和令坤的禁军军职，收回禁军的最高统帅权，从此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之职。接着，太祖又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资深的耆旧宿将饮酒议事，暗示给予经济上的优厚待遇以换取他们交出兵权，即所谓“杯酒释兵权”。这样，王审琦等高级将领均罢军职，石守信当时虽兼侍卫都指挥使，其实已无兵权。从此也不再设副都点检的职位。军事机构调整后，中央禁军不设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之职，禁军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等三司）,“三衙”的将领起用一些资历较浅的人担任，以利于驾驭，并时常调动。中央又设立有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这样，统兵将帅虽有握兵之重，而没有征发调遣之权；枢密院虽有发号施令之权，却没有统率指挥之职，枢密副使实际上也是用以分正使之权。兵权全都集中于皇帝手中。

太祖既收兵权，改组禁军，即大力整顿军队。他认为：“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整顿工作“案籍阅之，去其冗弱”，挑选精壮，限其兵额，加强训练，严肃军纪。又按“收其精兵”的既定方针，派人到地方诸道选择精兵，凡才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力图把禁军训练成“一以当百”的强大武装力量，使“诸道皆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在统一南方过程中，赵宋还逐步建立起一支水军劲旅。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王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正规军，特意加强。厢军是地方部队，总领于侍卫司，有意削弱其力量。乡兵是按户抽调的壮丁或招募来的地方兵，维持地方统治。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不多，用以配合禁军作战。

赵宋最高统治者全国军事力量的部署采取“强干弱枝”或称“守内虚外”的政策。禁军在平时“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禁军戍守的地区，从内地的州城，到边区的要塞。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将领不随之调动，有意识地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杜绝将领拥兵自重，“横猾难制”的根源。中央和地方的驻军，以力量“均衡”的原则部署。宋初约有正规军二十二万，十万多驻防京城开封，十万多分驻各道。京师兵力可控制外道。合外地驻军能抵挡在京禁军。京城内外也是这样：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诸营列峙相望”，互为牵制；合京城内外的兵力，又和府属畿县的兵力相牵制，这就是所谓“内外相维”、“上下相制”。对边境上则只驻屯少数禁军，采取守势。宋太宗在一次谈话中点明了这种“重内轻外”的意图所在。太宗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以往论者对此多半解释是为了对付镇压人民，似非原意。笔者认为，赵宋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军事部署，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所谓“由中制外”，防止外重内轻引发内患（当然也含有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的用意在内）。

其二，分割事权，集权统一。

赵宋统治者在收兵权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财政、司法等机构进行改组，削夺地方权力归中央，集中央大权于皇帝，以维护国家统一。在中央，以削弱相权为重点。宰相之下特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分割相权，又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总理财政，分掉宰相的财政大权（所谓“计相”）。中书门下（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权”，合称“二府”（政府、枢府或称东府、西府）。由是本来“职权最重”的宰相，所剩权力有限，皇帝则可总揽大权。整个官僚机构，实行官、职、差遣分开的制度，以防微杜渐。在地方上，主要针对节度使而收取其军、民、财政等大权。宋王朝在推行统一整治中，不许州郡（府、州、军、监）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之职，削减他们的权力。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以相牵制。下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悉送京师。又派员外出监收税务，即“制其钱谷”。赵宋统一后，至道三年（997）分全国为十五路。在各路设转运使主管财政兼监察地方官吏，谓之“漕臣”；提点刑狱公事，初为转运使属官，后独立出来，主管司法兼监察，谓之“宪臣”；安抚使主管军事，有的也兼管民政，在边区设置，谓之“帅臣”；提举常平，原属转运使司，后独立出来，主管常平仓救灾、农田水利等，谓之“仓臣”。这四个司，除安抚使外，统称“监司”，长官均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将，有时也有用文人的。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政府临时指派（即“差遣”）。南方各州郡的城墙和护城河，绝大多数均毁为平地。整个国家机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全国各地集中统一于中央。

其三，科举取士，推行文治。

赵宋开国之初，为改变以往政治局面，极重要的举措就是起用文人。太祖先是擢用一批有特长的专家为文臣谋士。这些人，或为前朝幕僚，精于吏治，或是学有专攻的学者，或善于辞章的文学之士，重用他们对社会颇有政治影响。接着，太祖下令用文臣做知州、通判、典军，以取代武人的地位。《宋史·文苑传》前言写道：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这是赵宋最高统治者为扭转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之患的一大决策。为此，又把科举取士以网罗各方面有用人才作为重点。建隆元年（960）二月，举子扬砺等十九人中进士第，开宋代贡举选才之路。为禁前代贡士中第谢恩知举官之弊，宋太祖亲自过问科举，并于开宝六年（973）亲至讲武殿命题试士。后二年，廷试如六年，是为“殿试”之始。这使参试者一跃为“天子门生”，地位极见尊荣。太宗继位，特重取士之制。他认为，科举“止要求人”（即要网罗人才）。他说：“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由此科举取士不仅定为常制，且时有改进，录取名额逐年增加。源于隋、唐的科举制，至宋有较大革新和发展，并与文官政治更密切联系起来。科举向士人公开，不问东西南北之人皆可参加，且有糊名封弥、誊录、“锁院”等防弊措施，尽聚诸路贡士，唯才是择。对于士人，“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等级。即使“工商、杂类”及其子弟，只要有“奇才异行”也可应试授官，甚至僧道有时也可应试。屡考不第者，另有“特奏名”,“恩赐出身”。同时，自太祖行“殿试”之始，便注意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太宗就曾亲自黜落宰相李昉之子宗谔等人的进士第。从这件事本身而言，李宗谔等人因出于势家而落第可能有难言之苦，而赵宋皇帝则以此示其公平性，足见赵宋对科举的重视程度。科举取士，或间年一科，或三年一举，录取名额不断增加。如太祖一朝十六年中录取进士一百八十八名，诸科一百二十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所取进士一百零九名，诸科二百零七名，一年就超过太祖一朝的录取总数。这说明以新进文人充实宋朝官僚队伍彻底改变过去武人占据优势的状况。其实质是扩大统治基础，广泛吸收文人参政议政。不仅如此，宋王朝由重用读书人，科举选材，进而兴学设教，如其后州县学和书院之盛，收编典籍，提倡读书，使上下重视文化教育，安邦治国。同时，自太祖起，赵宋即有“祖宗家法”：不得轻杀大臣和言官，以文臣驾驭武将，对士大夫实行优待政策。

赵宋最高统治者重用知识分子，推行文治，历来论者多半把它概括作“重文轻武”政策。其实不然。如上所述，太祖以武力轻取政权，深知武事的要害，从而极端重视军队。太祖、太宗“重文”，从根本上说正是“重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太宗说：“…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政治。”他们礼遇文人，科举取士，目的是要为宋所用，司马光把它称之为“兴文教，抑武事”。这绝非轻武之举，而是用文士去驾驭武将，以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太祖、太宗所推行和奠定的文治，用文彦博的话来说，就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即是说，吸引文人参政，抑制武人跋扈，扩大统治基础，使士大夫也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士大夫内有各个阶层，有当权不当权之分。但就文治基础而言，是如此。这是赵宋进行统一整治措施中的一大发明，是太祖、太宗的高明之处。

此外，赵宋在统一中国的过程里及其后进行整合治理中，针对五代以来的积弊，实行严惩贪污、统一法纪、整顿税制、减轻徭役、奖励生产、兴修水利（包括治黄和整运）、促进工商发展等政策措施，同时，也对历史上大臣、宦官、外戚、后妃专权加以注意，有所防范，有所约束。这些对加强中央集权，澄清吏治，复兴经济，维护和巩固统一，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宋王朝加强统一与整治措施的利弊得失

宋初最高统治者围绕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立国的方针政策，以根除藩镇割据之患，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巩固政权。从总体上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极为成功的，有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转变，为后世提供了很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绝对的。这些措施自有其利弊得失，试以下列诸方面来讨论。

第一，关于统一。

如上所论，赵宋开国之初，鉴于当时的主客观形势，制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是正确的。赵宋在统一战争中势如破竹，正是对其战略策略的实际检验。赵宋恢复全国统一（虽然这种统一从完整意义上讲还不完全），消灭分裂割据的危机，结束数十年军阀混战的局面，无疑是划时代的历史转变。国家的统一，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定环境，这对当时及其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分裂割据，另立山头，社会动乱，国家不仅不能进步发展，而且必然大倒退大遭殃，故统一乃国家和人民命运之所系。从这点上讲，赵宋之统一是在中国历史上立了大功的。

鉴于北方有个强大的辽朝存在，赵宋统一中国时，一面十分注意辽朝的动向；一面把战略放在稳定局势，发展自己，先统一南方后行北伐，对辽采取守势，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正确的。太祖在统一战争中虽按既定战略实施，但在灭蜀之后，亦曾北上进攻北汉，没有成功再按原计划进行。据统计，太祖时，宋辽武装冲突至少有八次，其中有五次是北汉和辽联合作战的。宋军几次围攻太原都因辽的干涉而未能攻下。正如周世宗虽有高平之捷，也始终未能攻取北汉和幽燕一样，证明“先北后南”是不行的。陆游批评说：“… …其后中国（指赵宋）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这个评说，似是而非，可谓是个误解。事实证明：若照陆游的说法去做，也是行不通的。但是，赵宋在进行统一斗争中也有失误。这主要是对辽朝实力的估计不当，时而估计过高，时而轻敌。宋朝刚建立不久，太祖对如何统一幽云地区有过一个设想，即秘密别置“封桩库”，准备蓄满三五十万用来向辽朝赎买，如果不从就用做军费。可见，从一开始对辽就取守势，实已露出软弱妥协的倾向。上面说，因力量对比等因素，赵宋在统一南方前，在策略上对辽取守势是对的，但基本上削平南方诸国，所谓“封桩库”也蓄满了，却未见太祖对收回幽云地区有什么行动。开宝三年（970），太祖又说：“契丹数侵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其精兵不过十万，止不过费我二百万匹绢，则契丹尽矣。”到开宝九年（976），太祖虽然还说幽云没有收复不能称“一统太平”，但亦未见行动，不久他也就死了。太宗攻取北汉是对的。但当时因宋军多年南征北战，疲于奔命，面对强敌，急需休整再战。诚能如此，以赵宋此时的人力物力，收复幽云地区已有可能。然而，太宗急于求成，先是轻敌冒进，碰到硬钉子，身负重伤，则又变为保守，不敢再提北征。同时，还要看到太宗北伐失败的另一原因，是赵宋的军制和指挥有问题（包括各路将领相互牵制等）。这些，都是明显的失误。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赵宋统一中国的功绩。

第二，关于集权。

从收兵权和军制上看，经过一番削夺和改组，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根本上消除了军阀飞扬跋扈、分裂割据的主要因素，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军队的面貌，大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有效地防止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重演。这是很成功的一面。但矫枉过正，走向反面，所失不少。例如，削减将帅的事权，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帅无权，指挥不灵。皇帝是最高统帅，即使远在京师，临阵打仗也要由其遥控指挥，或按宋廷既定的作战“阵图”去打，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实战态势，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正如朱熹所说：“今枢密院号为典兵，仓卒之际，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若有紧急事变，如何待得许多节次？”又如，加强禁军，削弱厢兵，使厢兵成为有名无实的兵种。军事部署又“守内虚外”。结果大大削弱了对外的防御能力。赵宋常在岁饥时乘机吸收饥民入伍，原想将政权的对抗因素转化为皇朝的工具，一举两得，但这种养兵制度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以致后来如同蔡襄所指出，养兵虽多，却为“无用之兵”，反成冗兵浪费的根源。加上对武将猜忌，实行相互牵制之策，很难配合作战。这些军制上的缺陷和弊病，在太宗以后竟被赵宋历代诸帝奉为“祖法”，造成严重后果。赵宋武功不盛，与此关系极大。

从政权及其有关制度上看，赵宋重建统一集权国家，改组官僚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均行削夺其权、制其钱谷，分而治之，这一系列与收兵权相配套的所谓“强干弱枝”政策，确实做到集权中央，一统天下，铲除地方割据复辟的土壤和条件，把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司马光说：“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致治于未乱也。”对巩固国家统一确有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现象。但无可否认，这种集权本身包含着许多弊端，有的当时虽起很好的作用，随后即逐渐暴露出不良的后果。例如，分割事权，“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使“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马端临认为，这是“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其实，这是赵宋有意使官与职分离，便于控制之故。结果形成重构架屋式的庞杂官僚机构，臃肿重复，人浮于事，相互抵消，到后来遂使行政效率极低，几于瘫痪。又如，“尊京师、抑郡县”的结果，形成州郡空虚，内重外轻，一有外患，难以抵抗。朱熹批评说：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还有，为了集权，赵宋皇帝对臣僚防范太甚，总是采用分化事权、时常调动的手段，使官员互为牵制，既不能专权，也不得专事。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评说：“宋自（太宗）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这样，即使再有才能的宰相、大臣，也很难真正发挥匡辅的重任。因为“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訏谟，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些弊病，在太祖时人们于高呼“万岁”声中，或未显露，或根本不当一回事。自太宗以后，积弊渐多，而赵宋诸帝却不能有所更革，以致后来苟且废弛，积重难返。悲夫！

第三，关于文治。

如上所述，赵宋“兴文教，抑武事”，推行文治，奖励儒术，作为其基本国策。这个国策，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自太祖、太宗开始，重用文臣，笼络知识分子，开科取士，网罗人才，吸收文人参政议政，刷新官僚政治，这对赵宋中央集权国家的重建，维护和巩固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就科举制与文官政治而言，宋代的科举制尽管前后多所变化，也包含有自身的弊端，但有两点是始终如一的。一是无论当时或后世的人们对这种取士制度有种种非议或改革建议，对以科举网罗贤士、择优而取、成就人才这一点，基本是肯定的。宋代名公巨卿多从此出，群星灿烂，这是事实。二是科举取士与文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此为“重文”国策贯穿其中的要害。宋代科举盛于前代，颇具特色，此乃客观存在。由此推而广之，有宋一代，朝野上下注重兴学设教，普遍重视教育，尊重知识，读书求学成风，优待知识分子，独具典型意义，为历代所不及。宋代武功不竞，文化特盛，为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被学者们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与赵宋统一之初即行文治，关系极大，影响深远。以往论者涉及赵宋推行的文治，多半从加强思想控制作批判评述，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宋代在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却有相对自由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这恐怕否定不了的。

当然，赵宋统治者推行的文治，其主观目的是要稳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文治本身也存在许多固有的和其后演变而来的弊病。例如，重用文臣以取代武人的地位，当初着实起了好的积极作用，但到后来走向极端。仁宗、英宗时，蔡襄多次指出：那时用人大多数以“文词进”，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钱谷之司是文士，边防大帅是文士，天下转运使是文士，知州郡也是文士。蔡襄原意是从“知人善任”的角度提出批评的，却如实反映了由此产生的弊端，诸如使用根本没有实战经验的文人书生当大帅，何以抗敌镇边？有时只能起牵制边帅的反作用等等。又如，科举奔竞，如磁吸铁，有力地吸引了读书人参政，对充实和改善官僚队伍的素质有好处，但取士名额不断增多，官僚队伍日益扩大。仅以进士科为例，太祖时（960—976）平均每年取十一点七五，而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平均每年取一百四十一名。一旦登第，便可“入仕”做官，有很优厚的待遇。据考证，宋代无论大小官，与汉代相比，俸禄有近十倍之增，与唐朝相比，也有二至六倍之增。“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这样，加上机构重叠，人员庞杂，队伍愈大，官费愈多，人民负担愈重。恶性循环，冗官冗费，与上面所说的冗兵冗费汇合起来，遂成“积贫积弱”，危机四伏。本来军队和官僚机器是赵宋统治者的两大法宝，由于冗兵冗官变为两大包袱，以至于后来腐败不堪，无可救药。

对于赵宋的以上积弊，宋代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北宋中期以降掀起的改革浪潮中，许多志士贤臣都曾提出过革新变法的方案，且有“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的实际运动，终因宋帝奉守“祖宗成法”，群臣引为“故事”，各既得利益集团抓住到手的权益不放，或苟且守旧，或改革不当，主观武断，一意孤行，以至于无可奈何地失败了！这是历史的一大教训。

综上所述，赵宋之统一与整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伟大的转折，为当时和后世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建立文官政治上言，有宋一代是很有特色的。《宋史·艺文志》总序写道：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 …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生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这是颇有见地的评述。我们检讨赵宋在统一与整治措施中的利弊得失，亦应作实事求是地分析，还其本来面目，研究其历史经验教训。赵宋之统一与整治的功绩不可磨灭。有宋一代，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是无足轻重的朝代，而是一个继往开来、很有特色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本文原为香港大学主办第34届亚洲及北非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原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1994年3月），第54—65页。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