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新观察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正如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璀璨的宋文化乃我中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无论是经济、生产、衣、食、住、行、风俗、民情，还是政治、道德、学术、文艺、科技、典籍、宗教等众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成就。如果说唐朝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宋代则主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影响深远。

一、宋代文化的“活水源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宋文化总体衡量上言，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说，现已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共识。但从追寻宋文化繁荣昌盛的原因上说，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我们认为，造就宋文化兴盛的“活水源头”在以下两大巨流。

（一）宋代社会的深刻变迁——时代的洪流

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战乱不已。从朱温灭唐建梁（907）至赵匡胤建宋代周（960），凡五十三年，为五代十国时期。在此期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像走马灯似地更替着。与此同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过吴越等十个割据政权，即“十国”。在北方，还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朝。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凭藉武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大者称帝，小者称王”，天下乱离，整个国家像“豆分瓜剖”,横遭践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正是这样，社会凋残，民生疲惫，人心望治，希望统一。所以，五代十国时期，虽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同时也是中国由分裂趋向统一的过渡阶段。宋兴统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经过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和动荡，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经济上，随着中国封建经济的重心南移，同步演进的是南方人口日趋繁衍添增；政治上，魏晋时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步由衰落走向消逝，庶族地主势力日趋上升，南方人才崛起，并由此形成新的官僚政治。赵宋立国之初，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主题：一是进行统一中国的斗争，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二是加强中央集权，堵塞骄兵悍将拥兵自立、改朝换代的老路，维护国家集权统一。宋初最高统治者将兵权、政权、财权集于中央，各路监司、各州的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以文人掌兵权，根除藩镇跋扈之祸。在加强统一的同时，实行轻徭薄赋，招徕流亡，奖励生产，惩治贪官，“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等政策，这就促使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民得安居，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和市镇、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同时，宋初统治者又提倡文教，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气节，养好士风。这些举措，促进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中央政权、地主阶级内部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变化，出现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础，从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各种典章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和发展，互相作用，又互相制约，犹如百川汇海，成为一股时代的洪流，这正是丰富多彩的宋文化的“活水源头”之一。

（二）中国传统文化巨流之汇合——历史的积累和创新

宋文化的普遍繁荣，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广泛继承、总结并发展前代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巨流汇合点上的奇葩，既是中华文明历史积累的产物，又是宋人全面创新，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高峰。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到宋代，这些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宋人创造宋代新文化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基础，无论是生产、科技，还是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文化积累，都是如此。宋人很重视前代文化遗产，政府组织力量对宋以前的儒、道、佛文化都进行过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宋代士人对前人著述作了大量的搜求、校勘、注释、编年工作，李白、杜甫、高适、韩愈等人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宋人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宋人学古而不泥古，极富创造性。例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宋学及其后理学的创立和发展，就是突出的范例。又如，史学上在编年、纪传体外，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和向史论方面之发展。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创造出许多超越前代或不同于前代的好作品，宋词堪称空前绝后，宋诗、宋文稽其数量倍增于唐。例如，《旧唐书·艺文志》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零二十八卷；《宋史·艺文志》集部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补辽金元艺文志》凡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代欧阳、曾、王、苏占六家；以我们现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纂的《全宋诗》、《全宋文》所得成果来看，其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前代，其作品又多别开生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再如，在科学技术方面，火药、火器、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雕版印刷的推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天文、数学、医学等等，都在前代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所以说，宋代文化承上启下，继承先前文化的遗留，开启后世文化的新章，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宋文化的新纪元。

二、宋朝开明的文化政策与设施

如上所述，宋代文化有两大“活水源头”，但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形成文化发展的高峰，文化高峰也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相应适宜的历史条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而这与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容态度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一）优礼儒士 注重文治

宋初最高统治者为惩唐末五代武将乱政之弊，围绕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立国的方针政策，以根除藩镇割据之患，加强中央集权，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更以“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为其基本国策。尊重知识，重用文臣，注重教育和养士，这从根本上说，是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在客观上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对宋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好作用。太祖即位之初，百废待兴，来不及进行大的文化建设，但他看重读书人，起用文臣以驾驭武将，引用聂崇义、崔颂、王昭素、孔维、尹拙等，置之清要或学府，使其讽咏讲说，以励教化，连他早年的启蒙老师辛文悦也被请出来做官，给人以“重文”的印象，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宋人写道：

王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

这说明民众渴望社会安定和对士人寄予殷切的希望。宋太祖能够起用和激奋士人，这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开明措施，是他的高明之处。太祖先后起用的文臣谋士，除开国功臣赵普外，诸如李崇矩、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刘温叟、窦仪、吕徐庆、刘熙古、李穆、薛居正、沈伦、陶谷、徐铉、窦俨等，都是各有特长的专家，或前朝幕僚，精于吏治，或学有专攻的学者，或善于辞章的文学之士，太祖能擢而用之，这对当时稳定社会，吸引文人参政，都很有好处。接着，太祖便下令用文臣充知州、通判以至典军，逐步取代武人的地位。《宋史·文苑传》前言写道：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这是创业垂统之君为扭转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之患的一大决策。其后，乾德（963—967）改元，太祖对宰相说，年号须是前代没有用过的。乾德三年（965），太祖在宫内偶尔看到一面镜子背后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他立即召见后周名儒窦仪、陶谷询问，窦仪说，这镜子是后蜀的，后蜀曾用过这个年号。太祖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更加尊重读书人，使读书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太祖还立下“祖宗家法”，告诫后代子孙不得轻杀大臣和言官，实即优待士大夫的一大政策。太宗以下十七帝，大体上都能遵守祖法，故“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虽也有党争兴狱（如“乌台诗案”等），但从不轻易杀戮文人，多半是贬官了事，不久又起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特放异彩的。王夫之《宋论》中议论“得士者昌”，其基本点即在此。

对于太祖奠定的文治基础，优礼儒士的传统，太宗更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太宗对知识的尊重，对读书人的优礼奖饰很是突出。例如，淳化四年（993）五月丙午（十九日），张洎赴翰林学士院，太宗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又如，他对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待如宾友”。同年十一月丁卯（十四日），太宗为武宁节度使曹彬来朝，宴群臣于长春殿，诏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张咏并赴宴。这些，都显示对翰林学士的尊重。其他对馆阁侍从的优待，对儒臣学官的礼遇也是一样的。比如，端拱元年（988）八月庚辰（二十六日），太宗到国子监，谒文宣王，看见讲座，得知博士李觉正在讲书，即召觉对御讲学，亲自听课。第二天，对宰相赵普说：“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太宗以下两宋皇帝亲临太学视察、听讲课的事例颇多，足见其重视之一斑。

上述事例，说明太祖、太宗以降，知识分子所受的礼遇和重用，地位的提高，为历代所不及。经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努力，确立了宋代的文官统治。仁宗、英宗时，蔡襄多次提出：当时用人大多数以“文词进”，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钱谷之司是文士，边防大帅是文士，各路转运使是文士，知州郡也是文士。蔡襄原意是针对当时已成时弊，从“知人善任”的角度提出批评的，但却反映了军政财文大权已掌握在文人手中的事实。蔡襄本人也是由文士而为名臣。实际上这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实行的文官政治。文彦博在熙宁年间同神宗的对话中，说宋朝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说明当时士大夫已成为赵宋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士大夫内有各个阶层，有当权与不当权之分。这里是就其文治的阶级基础而言。赵宋重文，实际上就是扩大统治基础，广泛吸收文人参政议政。

（二）科举取士 兴学设教

赵宋建国之初，急需各方有用人才，对科举取士之制十分重视。建隆元年（960）二月，举子杨砺等十九人中进士第，开宋代贡举选才之路。为禁前代贡士中第谢恩知举官之弊，宋祖亲自过问科举，并于开宝六年（973）亲至讲武殿命题试士。后二年，廷试如六年。是为“殿试”之始。这使参试者一跃为“天子门生”。太宗继位，特重取士之制。他认为，科举“止要求人”（即要网罗人才）。顾谓侍臣说：

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由此科举取士不仅定为常制，且时有改进，录取名额亦逐年增加。太祖一朝十六年中录取进士一百八十八名，诸科一百二十名；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录取进士一百零九名，诸科二百零七名，一年就超过太祖一朝的录取总数。太宗还常虑有遗材，至有复试、再试、再放之举。一旦金榜题名，即授以官职，有的还破格提升。如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及第，到端拱元年（988）二月，不过十二年，即官至宰相。苏易简于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登进士第，到淳化四年（993）十月，不足十四年，官至参知政事。

这种取士宽厚之风，自太祖、太宗，历真宗、仁宗而不衰。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贡举录取总额竟达一千五百余名（其中进士四百零九名）。除正规考试外，宋代还先后设有制科、杂科（如“童子科”等）和特奏名（“恩科”），以广开才路。这一传统国策，即使在国势危急的徽、钦二帝时，仍相沿不替。如徽宗宣和六年（1124），礼部试进士一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故这年进士及第者竟多至八百人。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已围困汴京，钦宗仍下诏“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南宋时期，这种国策亦仍延续。宋代科举取士之制尽管多所变化，但有两点是始终如一的。一是无论当时或后朝的人们对这种取士制度是否有过种种非议或改革建议，但对以科举网罗贤士、成就人才这一点，基本是肯定的。宋代的名公巨卿多从此出，群星灿烂，这是事实。二是科举取士作为“重文”的国策贯穿其中，这是不变的。宋代科举盛于前代，独具特色。

由“重文”而崇儒，由崇儒而兴学，这是必然的。太祖即位，便在京师设立国子监，为国家教育领导机关。不过，天下粗定，百废待兴，宋初还来不及顾到发展学校教育。科举取士旨在通过考试网罗天下人才为宋所用，然而专重考试而不讲教育，等于“不务耕而求获”；就考试内容而言，重诗赋而忽治术，能否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也有问题。所以某些有识之士如宋祁等，就围绕着“教不由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有所议论，把科举取士与学校培养人才联系起来。到真、仁时期，这类议论渐多，并早已出现有些学者聚徒讲学，办起私学（如书院）。仁宗即位，赐兖州学田，虽给地方学校以经济上的辅助，但大规模兴办州县学，要从“庆历新政”才开始。在庆历之前，地方官兴学的，晏殊算是最早的一位。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就曾应晏殊之聘在半官方的应天府书院任教过。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在著名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范仲淹认为，人才的养成，必须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学校教育又要以六经之道来灌输青少年。他的这种“宗经劝学”的教育思想，完全植根于儒家的教育原理，并有所创发。十四年后（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提出“精贡举”、“兴学校”，就是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考察，作为这个新政策的立足点。而这种主张亦为赵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因为从根本上说，它要达到的目的，与宋祖以来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一致的。仁宗庆历四年（1044）、神宗熙宁四年（1071）、徽宗崇宁元年（1102），这三次大规模兴学运动所力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是改革科举考试与兴学育才相结合。所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实，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尽其奥，简程式则闳博者可见其才”。“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 …”“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才，为治世之急务”。说的都是这个问题。这在宋代的科举与教育史上，均为重要的转折点。

经过北宋这三次兴学运动，庆历时在中央正式建立太学，政府拨给土地、房缗作为教育经费，任命学官教授，改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聘请名师胡瑗主持太学，取胡瑗在湖州实行的以经义、治事并重的教授法，整顿太学，并形成制度。科举考试实行先策论后诗赋。熙宁时太学实行外、内、上三舍法。崇宁时，改外舍为“辟雍”。崇宁三年（1104），废科举中各州发解试（乡试）和礼部试（省试）法,“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这些措施，后来虽没有成功，宣和三年（1121）又全面恢复科举取士，但此后太学的三舍考选法和朝廷的三级科举制（乡试、省试和殿试）同时实行，互为补充。太学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士庶子弟获得殿试资格的主要途径。中央政府所办学校，除太学、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宗学外，还有律学、医学、武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至于州县之学，自仁宗开始，各府、州、军、县都陆续建学，尤其是庆历兴学之后，州县各类学校遍天下，北宋末年蔡京推行的“州县三舍法”虽是不成功的尝试，但却为此后士人参加礼部省试增辟了途径。据记载，崇宁三年（1104），全国学生多达二十一万多人，经费三百四十万缗，粮米五十五万余石。南宋时期，官学虽无“中兴”，但官学各类学校也还维持，尤其是书院等民间学校或半官方学校更是兴盛。总之，有宋一代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各地州县，普遍重视教育，各类学校众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制度。这与宋文化的发展关系极大。

（三）收编典籍 提倡读书

图籍之丰备与否，关系到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宋初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藏书仅一万三千余卷。然自太祖、太宗开始，即注意搜求遗书，使国家藏书不断增长。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三年（965）灭蜀，又派孙逢吉去成都收取后蜀法物图籍，得一万三千卷送三馆。四年（966）诏求亡书，得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开宝九年（976）平江南，派吕龟祥收金陵图籍二万余卷送史馆。太宗即位，更重视于图籍的收编和保藏。他说：

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

还把访求图书典籍，视为国家“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太平兴国初年，太宗亲自察看三馆房屋，下令扩建，别建新馆崇文院。太平兴国三年（978），崇文院建成，三馆藏书正副本八万多卷。太平兴国九年（984），诏“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较，据见缺者，特行搜访。… …若臣僚之家，有三馆缺书，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已上者，与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淳化三年（992），在崇文院中堂新建秘阁，收藏珍贵图籍和文物。此后历朝宋帝，对书籍的搜集和整理，也十分用心。真宗咸平四年（1001），决定馆阁所缺书籍，每卷给千缗，三百卷以上者，量材录用。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欧阳修等人修成《崇文总目》，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不包括副本）。嘉祐五年（1060），又下诏搜求遗书，凡馆阁所缺书，每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以上者赏官，“开购赏之科，广献书之路”。元丰改制，崇文院隶属秘书省。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对图书搜访仍旧不辍。徽宗政和七年（1117），累年收集图籍已超过《崇文总目》，孙觌等重定编成《秘书总目》，收藏甚丰。可惜，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开封，北宋历朝所收图籍毁于一旦。

高宗南渡，定都临安后，下访书诏，又赶忙搜集亡书。指出：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能献书者，给赏补官。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编《中兴馆阁书目》，收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虽比《崇文总目》多出万余卷，实多新出之书，旧籍亡佚甚多。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张攀等修成《中兴馆阁续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还不包括其他机关藏书和各路刻板没有来得及进献的图书。南宋时期，由于刻书事业很发达，当代著述多，故藏书比北宋尤丰。《宋史·艺文志》著录图书九千九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宋以前任何一个朝代。

宋代三馆一阁不仅藏书，而且储才。馆阁学士以及在馆阁的其他人员，待遇优厚，地位清高，是政府选拔高级官员的对象。“治平、熙宁之间，公卿侍从，莫不由此途出。”其实，宰相出身于馆职者亦不少，如所谓昭文相、集贤相等是，足见最高统治者对此之重视。馆阁除藏书、储才外，自宋太祖开始，还十分重视整理和编印书籍文献。开宝四年（971），太祖派人到成都去雕刻《大藏经》，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达十三万片之多。这就是世界最早的著名藏经《开宝藏》。太宗时期，下令编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真宗时，又编撰《册府元龟》一千卷。是为北宋著名的四大书。此外，太宗还恢复早已中断的佛经翻译工作，雍熙元年（984）又刊印新译经论，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以冠经首。对道藏，自太宗始，就派人收集、校正。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诏张君房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1019）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其后，又经多次修校，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道藏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名为《政和万寿道藏》。这是道书全藏的最早刊板，以后金、元各藏，均以此为蓝本。对医书，太祖时，编有《开宝重定本草》二十卷；太宗时，有《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后又简化为《太平圣惠方》一百卷；仁宗时，更是大校、大编医书，颁行中较实用的，如《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简要济众方》五卷，徽宗还亲撰《圣济经》十卷，作为医科学校教科书。至于儒家经典的校勘和刻印，自太宗以下历朝宋帝都很关注，所涉经、史、子、集等书，均加详校，刻印广布。各朝日历、实录、国史等官修史书和某些大臣的巨著（如《通鉴》等），宋朝最高统治者也都是十分重视，委派著名学者参与编撰，给予经费支持和诸多方便，以至御制序文，多所奖励。

自宋祖以来，历朝皇帝不仅访书、藏书、编书和刻书，而且带头读书，提倡读书。太祖在后周任将领时，就很重视读书学习，以求“广闻见，增智虑”。“虽在军事，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太祖即位，常鼓励武将和大臣读书。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太祖曾劝他多读书，“普遂手不释卷”。太祖还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在太祖倡导下，文武大臣读书成风，例如武将党进不识字，也要显示自己读过书。一次朝班，党进喊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他道：“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党进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太宗更爱读书，他说：“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当《太平总类》（后改《太平御览》）修成，日进三卷，太宗亲览，并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太宗以后，赵宋诸帝如仁宗、神宗、高宗等，也都很重视读书，以资治世之鉴。正是这样，宋代君臣多以读书为荣，蔚然成风。

以上所述，是宋政府“重文”的基本国策的主要体现，反映了宋代的特色。

以上宋王朝所有这些举措，对宋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强有力的推动。因为，文化建设主要是靠人才、靠士人来完成。如果当时政府对士人采取防范、压抑甚至迫害的政策，将士人视为异己分子，士人终日惶惶然救过不暇，他们如何能发挥聪明才智，从事各种文化事业的活动呢？综观赵宋最高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条，就是宽容精神。因宽容而有学术的自由，这对宋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同时，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活水源头”便会横遭截流而枯竭，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会被破坏殆尽，何来谈文化的创新发展！宋初经过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前期的整顿和奠基之后，在仁宗庆历时期出现宋文化的鼎盛，就是很好的验证。

三、考察宋代文化的新认识

如上所述，自中唐以降，为我国中世纪变化最大的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从文化上看，大则如政治、文教之种种变革，细则如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制风俗的不同。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科举制的改革，尤于文化大有关系。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写道：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这就是说，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新起点，非常值得研究。20世纪初以来，不少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力图窥探其深藏的奥秘，作出了各自的有益的贡献。然而，或由于如众所知客观政治气候的影响，或囿于观点和方法，或受制于研究方向，对宋代文化的科学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不够展开，某些领域有待深入探索和发掘，有些问题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关于几个问题的新见解

其一，关于所谓“重文轻武”

赵宋最高统治者重用知识分子，推行文治，对于宋文化的繁荣昌盛着实起了重要作用。而历来论者多半把这概括为“重文轻武”，有的甚至说“重文”是导致“积弱”的原因。其实不然。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是后周的大将，以武力轻取政权，深知武事的要害，从而极端重视军队。宋人所说“国倚兵而立”，正反映宋王朝之“重武”。太祖、太宗“重文”，从根本上说正是“重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太宗说：“…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他们礼遇文人，科举取士，目的是要为宋廷所用，司马光把它称之为“兴文教，抑武事”。这绝不是轻武之举，而是用文士去驾驭武将，以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所以，太祖、太宗所推行和奠定的“文治”，其实质是吸引文人参政，抵制武人跋扈，扩大统治基础。这是赵宋进行统一整治措施中的一大发明，是太祖、太宗的高明之处。就宋王朝而言，“文治”和“武事”在其巩固政权的天平上是并重的一对砝码，无所谓“重文轻武”。

至于这一政策推行中的弊病，以及这对砝码本身存在固有的和其后演变而来的矛盾与弊端，在宋初太祖时人们于高呼“万岁”声中，或弊端未露，或根本不当一回事。自太宗以后，积弊渐多，到北宋中期仁宗朝，许多志士贤臣针对存在的弊病曾提出改革方案，且有“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的实际行动，终因宋帝奉守“祖宗成法”，群臣引为“故事”，各既得利益集团抓到手的权益不放，或因循守旧，或改革不当，主观武断，一意孤行，以致苟且废弛，积重难返，遂使本来军队和官僚机器（即“文治”和“武事”）这两大砝码，蜕变成冗兵冗官两大包袱，以至于后来无可奈何地破败了！这有多种因素，另当别论，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说是“重文轻武”的结果。《宋史·艺文志》总序写道：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 …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我们研究宋代文化，在检讨这个问题时，亦应作实事求是地分析，还其本来的面目。可以说，不是“重文”导致“积弱”，而是“重文”（推行文官政治）使赵宋王朝得以维持三百二十年的统治，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其二，关于理学

萌发于唐后期而至宋勃兴的新儒学——宋学及其后派生的理学，是从经学侧面演进而来，为汉学的对立物，是儒家的新学问。它是宋儒特盛之学，是两宋学术思想的主体，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然而对理学的研究，以往论者的观点有两个方面似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第一，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又把理学说成从一开始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这不符合历史实际。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不应该把两者等同起来。按照邓广铭教授的论证，“理学之形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并在当时的部分学士大夫中间形成一种言必谈修养、说性命的风气，乃是在宋高宗在位的晚年和宋孝宗即位初期的事，应当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北宋后期，尽管有张载、二程等人的出现，尽管他们也都收徒讲学，但仅是他们各自的一家之学，常与诸家学说互相辩难。如苏轼就批评程颐“迂阔”，形成所谓“洛蜀之争”。程颐本人曾被编管，在北宋末年，程颐之学且遭禁止。所以不能说二程之学在北宋起过什么支配作用。

在南宋，以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来说，在他生前，与他立异者亦大有人在，诸如陆九渊、陈亮等人言论所及，直指朱熹的学说，陈亮对朱熹的批评尤为激烈。至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朱熹之学还被视为“伪学”，加以严禁。朱熹的学说逐渐取得官学地位是宋理宗以后的事。从严格意义上说，程朱理学在两宋时期都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为封建帝王所利用，使它在思想界占有统治地位是从元朝开始，而盛于明、清时期。

第二，以往对理学的评述，多半从加强思想控制作批判，甚至把它当作“反面教材”。众所周知，理学是一种新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进步。它的产生，在宋代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它融合儒、道、佛思想，阐发性理，发展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强调道德至善的自律精神，促进理性主义思想之发展。这在当时和后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对理学应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而不该对它简单否定，事实上也否定不了。如上所述，理学在两宋时期并未定于一尊，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宋代在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却有相对自由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这恐怕是否定不了的。理学被利用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是元、明、清时期的事。当时的统治者利用宋儒理学的教条以束缚世人的思想，实行愚民政策，搞文化专制。所以，清代思想家戴震等人激烈批评理学家“以理杀人”，这是有所特指的，我们不能据此而否定宋代理学。理学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也并不是专门用来禁锢劳动人民思想，对付农民起义的。“存天理，灭人欲”，从本体论的高度强调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有其合理的思想内核的，要具体剖析，不宜一概抹煞。当然，并非说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没有负面作用。

第三，关于理学、道学的名称问题。学者仍有不同见解，故有说明之必要。一、这里讲的理学即道学。道学这个名称，是宋朝本来就有的，并不是修《宋史》立《道学传》的元人妄造的。冯友兰先生已列举八条材料，其实可证之资料尚多。冯先生之说为是。二、据考证，道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学者王开祖，比程颐早三十多年。《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列王开祖为“安定同调”，开祖本传谓“先生见道最早，… …是时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徕、古灵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实遥与相应”，可以佐证。三、道学、理学这两个名称，自清朝以来，已相互通用。理学这名称出现较迟，南宋《陆九渊集》和张栻的《南轩文集》都有理学一词，其他南宋文集也有。这里讲道学、理学是指宋学派生出的一个学派。

（二）关于考察宋代文化的新角度

讨论一个国家的强弱要分析其综合国力，考察文化的兴衰则要从总体上去衡量。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说，即是从总体衡量得出的结论。而如何从总体上去衡量，则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进行观察和研究。对此，邓广铭教授有一个精辟的论述。邓先生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为求能够全面地、正确地、深入地、透彻地予以剖析、说明，并做出公正的评价，这就需要运用多种视角、多种尺度、多种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进行观察，进行探索，进行衡量，才庶几可以做到。”站在这个高度上看，本书各章节所涉，与这个要求相距甚远，不过鉴于这方面研究的现状，我们想着重从以下几个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观察宋文化的发展，寻求其脉络和梗概。

其一，从社会生活的横断面观察宋代社会的文化风貌。

研究两宋文化，和研究整个中国文化一样，首先碰到的是文化的定义如何。这个问题有六十多种，或称一百多种说法，众说纷纭，难下定论。我们不赞成在定义上作许多诠释、在定义上兜圈子。一般说来，“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文化。所有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成果都是文化的内容”。具体而言，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狭义文化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社会组织、学术思想等。其实，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总是彼此关联、互有交叉、互相促进或影响，不能截然分离的。所以，我们研究文化史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应以历史的实际为依据。同时，以往对宋代文化的研究，宏观方面的论说较多，从哲学思想，尤其从理学方面论述更多，甚至使人有种错觉，似乎哲学思想史等同于文化史，不免有偏颇之嫌。要对宋代文化进行新观察，理当改变这种偏颇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宋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时代的洪流，是宋代文化的“活水源头”之一。而社会的变迁、新面貌的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的变革。所以，我们从衣、食、住、行及其综合体社会生活入手，以小见大，以变化看发展来观察宋代的文化风貌；从风俗民情，从社会底层来挖掘宋文化的宝藏。

其二，从注重典章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反映宋代文化的特色。

宋代文化普遍繁荣，在广泛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创新，富有宋代的特色。就典章制度而言，尤为突出。以往有一种误解，所谓宋代“制度不立，政策不定”，甚至误谓宋人只讲理学，偏于迂腐鄙朴，不重视文物制度。这显系毫无依据的说法，是一种偏见。赵宋王朝立国伊始，为其巩固政权的需要，就在沿用唐制方面作了许多改革和创新，从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很有系统的典章制度，诸如官制、兵制、礼制（包括宗法、家族制度）、监察、法制、财政、科举、典籍等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与此相关的一些名物制度），虽多半从前代嬗蜕而来，但亦有许多创新，有些是宋的发明，或始行于宋，很有赵宋的特色。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就其主要的一些典章制度同宋以前各代主要是唐代作比较，进行纵切面剖析，综合研究其演进，上溯下联，以见其特色和影响，这应当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这正是迄今所见的关于两宋文化史论著中阙如之处，本书拟作补缺的尝试。

其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察宋代文化的新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又与哲学、文学、史学、音乐、艺术等领域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叉点，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平。宋代的科学技术在前代基础上有很多新的突破、新的创造。除对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有新的进展和实际运用外，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等科技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

宋代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研究和贡献是很突出的。以往论者或以为宋儒所讨论的无非是性命道德之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无关。这是很大的误解。例如，燕肃就是“以创物大智闻天下”，精于天文、机械、历象诸学的专家。苏颂“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身为宰相，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除各类科技专家和能工巧匠的众多科技发明外，一些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学者对科技有关领域亦多所涉及。文坛领袖人物欧阳修所写的名著《易童子问》，既是疑古创新之作，又包含了对天文、地理等很多自然现象的探索和研究。哲学家邵雍被人误认为是不懂科学的“老古董”。其实，邵雍是宋儒中对自然科学研究用力最勤的学者之一。所撰《观物内篇》（《观物外篇》为其弟子记述），就是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观察的记录，他发现和阐发的理论，有的与近代科学相接近。当然也有其谬误。但应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再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本人和其他知名或不知名人士，在天文、数学、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矿物、机械、冶金、印刷、医药、水利、指南针等多方面的新发现、新创造。又，理学大师朱熹的著作中，关于探讨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亦所涉甚广，且有卓越的见解。理学家如朱熹等人，并不是不要科学技术的“迂儒”。宋代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对自然现象的观测与研究，对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视和他们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方面是远超前人的。宋代学者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延伸至致力于探索宇宙真相的各种问题。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是光彩夺目的，宋代成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绝不是偶然的。古人探讨的问题，有的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为我们所认识；有的也许还没被人们所认识、所理解，但这不等于宋儒不懂科学。至于后来理学空谈性命道德之学，走向反面，不务实学，影响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个负面作用另当别论。

由此可见，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去考察宋代文化的新水平，应是我们对宋文化进行新观察的重要方面。

其四，民族的地区间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发达的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考察宋代文化繁荣的两个重要方面，是广角镜。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也是多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融合和交流中共同创造的。宋代文化更是这样。我们研究宋史，更确切地讲，应是包括辽、宋、夏、金史，亦即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宋代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包括宋与辽、夏、金以及宋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之间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宋与辽、夏、金历史上有斗争，更有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互相促进，这从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文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要真正深入研究宋代文化，这是必须挖掘和阐扬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观察宋文化，会有新的发现和进展。

其次，中国文化绝不是所谓“封闭型”的停滞的变化，而是开放型的不断演变的文化。它具有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和对外传播自己文化的特征。就宋代文化而言，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它既是能“兼容并蓄”地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又是能广被世界、引导世界的，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例如，宋与高丽、日本、交趾（越南）等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宋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文化交流，都充分说明宋文化在当时既占有全世界的领先地位，它本身又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相互补充、促进的结晶。从这个角度观察、透视宋代文化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原载《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23—339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