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武则天形象的时代特点
唐代以降，武则天的形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 唐五代：本色化的武则天
唐五代是武则天形象的发轫期，这是武则天形象中各个因素的生成阶段。时间上从武德七年（624）武则天出生，到后周显德七年（960）周恭帝退位为止，共336年。武则天是出现于唐代的历史人物，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伴随着武则天在政治领域开始发挥作用，关于她的记录开始增多。这一时期出现了涉及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神秘文化、性别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类别分野，零星的记录及短篇故事为后世提供了叙述的蓝本和撰写的起点。这一时期的文献总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篇幅上相对较短。这一阶段的作品集中于史书、野史及笔记小说，除了史书中的传记类作品篇幅相对比较长以外，其他作品多是只言片语，或是简短的小故事，长篇作品比较少见。
内容上相对写实。这些作品大体上是关于武则天的言行、施政措施、朝野逸事的记载，接近历史上武则天的真实面貌。《隋唐嘉话》《大唐新语》等书的内容大多都是撷取当时的朝野传闻，《纪闻·裴伷先》《集异记·集翠裘》两则故事比较有代表性，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出现了许多同题材的作品，贯穿了整个武则天故事系统。
叙事手法上相对客观。这一时期关于武则天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正史、野史及笔记小说。大多数采取客观叙述的笔法，即使是小说也是实录风格，接近历史。
（一）政治才能
重用人才，奖罚并举。史载武则天非常重视人才，她曾经通过多种途径选拔招揽人才。她鼓励自荐和命大臣举荐。《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垂拱元年（685）五月，“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永昌元年（689）六月，“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载初二年（690）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文明元年（684），令“职官五品以上举所知一人”。武则天还设立了试官制度，对于有才能的人，打破门阀制度的界限，破格提拔，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一显身手。
对于选拔上来的官吏，委以重任，赏罚分明。陆贽于贞元八年（792）所上的《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中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防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10]对武则天选拔及任用人才方面给予充分肯定。《新唐书》载：“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11]整个唐代，入《良吏传》的人数，属高宗及武后当政时的比例最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武则天成功用人的表现之一。
完善科举，选拔人才。科举制创立于隋朝，隋文帝开始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人才。隋炀帝设立明经、进士两科，按考试成绩录取应试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唐太宗时规定定期举行科考，考试科目比隋代有所增加，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主要有五项。一是制举，这是汉代设置的为了招揽“非常之才”，由“天子自诏”的考试，武则天充分利用这一制度选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二是进士科，武则天抬高了进士科的地拉。三是殿试，武则天在洛城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开创了后世“殿试”的先河。四是糊名，为避免裙带关系左右考试，武则天命令把试卷上的名字遮盖起来进行暗审，糊名阅卷至此开始。五是武举，武则天首次开设了武举，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负重等，考中的人可以任命为武官。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就是由武举进入仕途的。这些举措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影响深远。
广开言路，善于纳谏。武则天主张“广言路，杜谗口”，对于大臣的意见大多能够从善如流，并采取措施以保证谏言渠道的畅通。她曾经为了方便“言事投书者”，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设立了“铜匦”。官员及百姓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对朝堂之事的见解及自身的冤情等投入其中。
发展生产，重视农业。武则天在唐高宗时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她特别注重发展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等。采取一系列措施，奖励农桑、实行屯田、兴修水利、轻徭薄役。这些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二）情感生活
这一时期，关于武则天的情感生活的记载集中于几个事件的描述。一是关于武则天进宫及与唐太宗的故事；二是武则天与李治的故事；三是武则天与王皇后及萧淑妃的故事；四是关于武则天与薛怀义及张易之、张昌宗等人的故事。这些记录零星分布于史书及野史笔记中，相对客观。此外，这一时期关于武则天的记录还涉及文化、宗教、军事等诸多方面。
二 宋元：异族化的武则天
宋元是武则天形象的沿承期，也是无顾忌地评价武则天的开始。在时间上，从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到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大都失守，共400多年。这一时期关于武则天的记录基本上继承了唐五代的写作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在撰写过程中进行了筛选，主观因素影响了武则天形象的走向。
体裁种类增多。宋代是修撰唐史的高峰期，主要集中于正史的重写。以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代表，士大夫把武则天放在正统的框架内来评价，主观色彩比较严重，导致关于武则天的记录中，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类书。虽然类书的内容是分类收集编撰前代的资料，却无法抹杀时代色彩。宋元时期出现了很多新的体裁，如散曲、金院本、元杂剧等。但由于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许多作品已经散佚，难以窥其全貌。此外，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常能看到对武则天的评论。这是一个整合前代素材，生成新内容的时期。
内容更加丰富。唐五代时期的作品有的只是简短的记录，情节性不强。有些将原来的零星记录整合到一起，按照因果关系加以排列，再完善细节，使片段性的史料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如关于武则天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的故事，在唐代的记录仅百余字，而在元代则出现了同一题材的戏剧，如《武则天肉醉王皇后》《武则天》等，演变成了复杂的故事。
艺术手法上增加了虚构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大部分沿承了唐五代的内容，但在写作手法上，运用了文学手段加以修饰，虽然已经偏离了武则天的本来面目，但还没有偏离太远。如《吉凶影响录·武后狱》中描写黄靖国在死后进入冥间，看到武后时期的酷吏受到严厉惩罚的故事，寄托了作者对酷吏政治的批判。这其中不乏想象虚构的成分。金元时代的戏曲作品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一）以武则天表达驱逐异族的愿望
国家分裂及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使士大夫十分重视正统问题。有宋一代，边疆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南宋偏安一隅，丢失的北方一直是士人的终生耻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恰是这种心态的表达。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士人对政权的正统性一再强调。南宋陈亮在《酌古论》中说“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强调的就是华夏正统观，郑思肖对正统问题也非常重视。
郑思肖（1241—1318）生活于宋末元初，宋亡之后改名思肖，“肖”是繁体字“趙”的组成部分，即思念赵宋的意思。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都要向南背北。堂匾题为“本穴世界”，“本”字可以拆为“大”和“十”二字，“十”置于“穴”下为“宋”，合为大宋。元军南侵时，郑思肖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后客居吴下，寄食报国寺。曾著《大无工十空经》一卷，“空”字去“工”加“十”为宋，即《大宋经》。擅长画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意为宋土已被元人所夺。他为所画的菊花题诗为“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以表气节。临终前嘱咐其友在其牌位上书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可见，郑思肖的整个人生都沉溺于亡国的痛苦之中。
郑思肖强调正统观念，不仅否定武则天的帝王地位，甚至连她的皇后地位也一并否定。他认为正统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黄帝，夏后氏之后；二是必须是天子所封；三是男性统治。在他眼里，只有黄帝及夏后氏的后代才是华夏正统，北朝因与中国抗衡，故北史应黜为“胡史”。南朝虽地处一隅，但因是华夏一脉所系，故应尊崇为“四朝正史”。隋代杨坚因为是异族，故应黜其国名、年号，直书其姓名及甲子。唐代的统治者本是夷狄，但因为享国久盛，姑且列于中国，但仍不应该以正统对待，如遇到与帝王相关的行为如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应直书“某僭行某事”。在提到女性执政时，认为“吕后称制八年，武后称制廿一年，牝鸡司晨，俱恶逆事，书法同前；但仍书曰吕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当以后书之”[12]。
吕后、武后因为是妇人，所以连“僭”和“逆”都不够资格。“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王莽、曹操为汉臣，逆也；普六茹坚乃夷狄，吕后、武后乃妇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俱僭也，非天明命也……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13]郑思肖借武则天之史，言宋朝之事，在民族矛盾尖锐之时，正统观又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
（二）借反对异性表达反对异族统治
元人借反对武则天来表达反对异族统治的愿望。宋人虽然丢失山河，但还有立足之地，元人则没有这么幸运，所以这种民族感情更加强烈。因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元代人不敢公开叫板，故武则天就成了现成的言说对象。他们认为“妇人不可加于男子如夷狄不可加于中国也”，把正统性与民族性合为一体[14]。
陆文圭（约1256—1340）是元代文学家，字子方，江阴人。南宋咸淳年间考中乡试，南宋亡国之后，隐居城东，人称“墙东先生”。元代延祐年间恢复科举，他被强令参加，再中乡举。朝廷多次征召，陆文圭都没有应聘。他有一首诗《戏狄怀英》：“花样精神月样妆，妖魂不以近忠良。如何凰阁平章老，欲事宫中妩媚娘。”[15]怀英是狄仁杰的字，他一直都是被当作李氏王朝的中流砥柱来塑造的。但这首诗歌竟然把怀英作为调侃的对象，一个“戏”字体现出作者嘲讽的态度。“妖魂”两字，把武则天视为祸国殃民的妖孽。“凰阁平章老”指狄仁杰，唐代实行九品中正制，唐初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总理政务。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都是宰相，正三品（一、二品是虚职）。有时候，皇帝指派其他官员参与朝政机密，有些人官阶较低，就采用“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以示与宰相享有同等权利。后来“同三品”成为参政标志，即使品级高于三品者，也要加此衔才能成为宰相。“平章”即辨别评判，唐代非中书令，门下侍中而又实际担任宰相的人授予此衔。武则天改大周时，把中书省改名为凤阁，门下省改名为鸾台，故“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新唐书·狄仁杰传》载狄仁杰曾“拜鸾台侍郎，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诗中“凰阁”指“凤阁”，“凰阁平章”也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者还特意使用“宫中”二字，以示与“朝中”之不同。第一句是说武则天这个妖孽主动接近忠良之臣，第二句则是反问，武则天这样也就罢了，为什么像狄仁杰这样的“忠良”，却要为她做事呢？
陆文圭由宋入元，可以说是前朝遗老。国家败亡，进入新朝，新朝又是“异族”。亡于“异族”之手与正常的朝代更替对于士人来讲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当于在“亡国”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亡族”的意味，这种心灵上的打击令他们不堪重负。陆文圭入元以后屡召不应，其原因不言而喻。此时他戏狄怀英，即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自嘲，同时表达自己不仕新朝的决心。由于当时处于元蒙统治之下，人们不敢公开反对，只好采取这种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对抗情绪。
三 明代：艳情化的武则天
明代是武则天形象的转折期。时间上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建立明朝开始，到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于煤山自缢，历时270余年。明代的武则天形象继承了前两代的研究成就，同时又加以发展。武则天形象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欲望的万花筒，虚构的内容占主流，武则天被艳情化倾向比较明显。
体裁上更加丰富，从以前偏重于历史记录转向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武则天已经退出了史书的舞台，在文人士大夫的政论、文集中频频出现。武则天的形象集中于小说和戏曲，出现了中篇、长篇作品。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明代的武则天画像开始增多。
内容上将武则天艳情化。此前的小说多是短篇文言，明代白话小说占主体，出现了以武则天为主人公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戏曲也有数部。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局限于史实，加入了很多杜撰的，尤其是歪曲、诋毁武则天的内容，产生了一大批艳情小说，如《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情史》《天史》等。这些小说把写作重点转移到了武则天的私生活领域，描写武则天与太宗、高宗尤其是面首的淫乱生活，把武则天写得与娼妓无二，如同一个不知礼义廉耻的女人。
艺术手法上以虚构为主。长篇小说和大量戏剧的出现，虚构、想象、夸张等许多手法都加入进来，武则天成为一个被创作出来的形象。
（一）作为君主荒淫无度
明代部分小说中的武则天，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人们用大量的笔墨渲染武则天与面首之间的故事。历史上有名有姓的面首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写作的需要，便虚构出一批子虚乌有的人物。如小说《如意君传》中的薛敖曹。武则天因为宠信面首，置朝堂大事于不顾，导致朝政混乱。在这些小说中，已经不再用传统道德的外衣掩盖内容上的堕落，恰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晚明小说以叙床笫之事为时尚，“至于末流，则蓄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蝶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16]。
（二）作为祸水狐媚惑主
武则天“祸水”之说的源头是骆宾王的檄文。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明确斥责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之后历代关于武则天的形象中几乎都有这项内容，人们一再强调武则天“惑主”本领之高。但在明代，人们却把这项内容具体化。艳情小说把武则天塑造成类似荡妇的形象。在《混唐后传》中，武则天把人们印象中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迷得七荤八素，不仅如此，又把唐高宗拉了进来。武则天的魅力使胆小的高宗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父亲的才人私通。甚至违背父亲遗命，把出家感业寺的武则天再度接回宫，立为皇后。
四 清代：妖魔化与理想化的武则天
清代是武则天形象的繁荣期。时间上从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到宣统四年（1912）溥仪下诏退位，共260余年。清代的武则天形象沿袭了明代所开创的新局面，描写武则天的各体作品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仅继承之前的故事形成的精彩的单篇小说，还出现了系列小说，与前代的作品一起构成了“说唐系列”与“公案系列”等。
体裁上承袭前代类型。武则天故事在明代时基本上已经众体兼备，清代基本沿袭明代。新出现的体裁如弹词等并没有出现关于武则天的影响较大的作品。主要仍集中于小说类、戏曲类、诗歌类和总集类、图像类等。
内容上出现妖魔化和理想化两种相反的倾向。主要集中于长篇小说和戏曲，内容多是无中生有。
艺术手法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作品，集前代各种艺术手法之大成，把多种艺术手段都发挥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熟练运用变形、反讽等手法，使武则天故事变得五花八门，令人大开眼界。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个时期的武则天形象内涵更加丰富。
（一）妖魔化的武则天
清代的思想钳制比较严重，像武则天这样的“另类”很难令人容忍，所以这一时期人们不遗余力的丑化武则天。在政治上把她塑造成祸水，成为迷惑君王的狐狸精。唐太宗和唐高宗在她的魅惑下，不理政务，荒淫无道，误国殃民。在生活上，把武则天整个人全面丑化。随意编造面首，出现了薛敖曹、张玉、张采、张保、张天左、张天右等一大批虚拟的人物。人们已经全方位地丑化了武则天，很难再找出新内容了，于是便挖空心思地从中国人传统意识最重视的大事——传宗接代上大做文章。别出心裁地编撰出她与面首生下的一个孩子，虽然是人的身体，却长着个驴（骡）头。这位长着驴（骡）头的太子，不可能有后代，以诅咒武则天会断子绝孙。怪物后代是清代小说家发明出的丑化武则天的新的生长点。小说家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目的是昭示后来者，像武则天这种“牝鸡司晨”的女人绝对没有好下场。
（二）理想化的武则天
清代还出现了一类新的武则天形象，即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所依赖的理想明君。性别本不存在优劣之分，但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女性却被后天的变成弱者。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女性被禁锢在院墙之内，以相夫教子为人生追求。但走出院墙，参与社会事物的意识却很难泯灭。这种思想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出口，便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女性参与到社会中去，必须有当政者的允许和支持才可能实现。纵观中国历史，武则天是女皇帝，曾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女性地位，重用上官婉儿等女官，重视才女等事迹，使她成为最适合的女性明君角色。清代部分小说中的武则天，对女性格外关注，能够照顾到女性的诉求，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期待。一方面，这是朦胧的尚未完全觉醒的女性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失意文人的寄托之笔，用闺阁女儿的纯洁本真与贵族官僚政治体制相对应，借女性形象言说男性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