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武则天形象嬗变的时代原因_武则天形象的文化建构及阐释-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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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武则天形象嬗变的时代原因

武则天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显示出不同的面貌，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军事状况、经济发展、社会思潮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唐五代：本色化武则天的原因

唐五代时期，关于武则天的记录基本上是“实录”风格。这是伦理道德以及史家秉笔直书的结果。无论从尊敬祖先的角度还是孝顺的角度，无论皇族、士大夫及普通民众内心怎么看待武则天，在官方文化中，必须维持武则天的正面形象，这是李唐王朝的尊严所在。

“孝”的伦理作用。作为子孙后代，唐代的统治者必须对武则天保持尊崇的态度。“百善孝为先”，传统文化对“孝”极为重视。这是对一个人安身立命最起码的要求。唐代是李氏的天下，武则天虽然改唐为周，但临终前遗嘱祔庙、去帝号，归葬乾陵，即反周为唐，不再以帝王的身份，而是以皇后的身份与高宗合葬，回归李家宗庙。这就给自己的身后之事一个明确的定位。她希望自己死后不会曝尸荒野，希望李氏家族能够接纳她，能够享受到后世子孙的祭祀。中宗、睿宗都是武则天的儿子，他们对母亲都相当尊敬。中宗李显在《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中评价说：“则天大圣皇帝，内辅外临，将五十载，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17]武则天之后的统治者，都流着武则天的血液。当政者都是她的子孙，对父母祖先保持尊敬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作为君主，统治者必须为天下表率。“孝”所关乎的并不仅仅是一家之事，更是天下的君臣大秩序。慎终追远，克绍箕裘，才能敦亲睦族，民德归厚。统治者身体力行，才能为民示范。

“忠”的约束作用。忠君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产生，是维护家族统治的道德保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对于大臣而言，无论君主是贤明还是昏庸，都必须绝对服从，对君主保持虔敬之心，是“忠”的内容之一。虽然武则天是女性，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君主，从道德上来看，臣子必须为她效忠。神龙政变中，“五王”虽然迫使武则天退位，但也只是杀了“二张”，并不敢对武则天无礼。姚崇在武则天移居上阳宫时呜咽流涕，以尽臣礼。崔融的《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中称赞武则天：“英才远略，鸿业大勋，雷霆其武，日月其文……四海慕化，九夷禀朔，沉璧大河，泥金中丘，巍乎成功，翕然向风。”[18]对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及之后的所有朝臣，武则天要么是其君主，要么是其先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君臣关系。作为臣子，对武则天必须保持臣礼。

“礼”的规范作用。儒家文化要求以“礼”为上。孔夫子在删定《春秋》时本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的原则和态度，在后世成为一种传统。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必须维持自身在普通民众中的权威，帝王的“至尊”地位是不允许侵犯的。武则天是李唐皇室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败坏武则天的名声，就会损害到李唐皇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维护武则天的正面形象，对于李唐皇室来说，也有一层“家丑不可外扬”的意味。“礼”的规范作用使文人士大夫必然要考虑这一因素。此外，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在“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妄议皇室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没人愿意因为文字言论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此外，史家“实录”精神的客观效果。唐五代时期，关于武则天的记录很多出于史学家之手。尊重客观事实，秉笔直书，是史家的使命。故关于武则天的记录相对比较客观。

二宋元：异族化武则天的原因

唐代关于武则天的记载多是就事论事，宋元时期则多了一层讽刺现实的意味。

与异族对立的政治现状。宋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北宋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对峙之势，“靖康之变”使宋人体会到了深切的“国耻”和“族耻”；南宋与金国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统治华夏。整个这段时期，可以说都是笼罩在民族矛盾之下。北宋初期，士大夫从正统性的角度指责武则天“牝鸡司晨”。当民族矛盾激化，受制于现实又不敢公开反对时，武则天成为一个指桑骂槐的靶子，士人借反对异性执政表达反对异族统治的愿望。

文人士大夫的民族情绪。受当时的政治局势、军事力量、民族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当时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刻，文人士大夫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却碍于统治者而不敢明目张胆发表言论。当触及武则天时，这种民族情绪找到了宣泄口，他们拿武则天大做文章，以反对武则天来表达驱逐异族的愿望，以反对异性执政来反对异族统治。

三明代：艳情化武则天的原因[19]

艺术作品通过时代的交替、风俗变化的思考，反映一定区域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揭示当时的社会内容与文化特质，是人心、人性的本质及其欲望、理念与价值的沉淀。明代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经济的变革，导致原文化的裂变，在新的文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人们常常会丧失原有的价值观，处于混乱状态。武则天在明代被艳情化，除了人物本身的因素外，明代的社会氛围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统治阶级的影响

明代皇帝的生活，影响了当时整个时代风气。“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波震于下”（《文心雕龙·时序篇》）。从明宪宗（成化）到明末约100 多年间，明孝宗、武宗、世宗、穆宗诸皇帝，不仅后宫佳丽三千，而且龙阳之好亦盛，以献房中秘方而得官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发生皇帝因服药而死的情况。上行下效，皇帝如此，大臣效之，平民亦受其影响，形成房中术大盛，色情书籍泛滥的局面。

明宪宗朱见深由于经历了“土木之变”前后数次废立，对从两岁起就开始照顾、保护他的宫女万氏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朱见深继位后，把这位比他大19 岁的万氏立为贵妃，专房独宠。随着年龄的增长，万氏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以春药固宠，朝中小人也以献房中秘方求进。明武宗在位16年，建立豹房和诸多寺院（供养三教九流之人如乐师、回教徒、喇嘛僧等）供自己淫乐。除此之外，还经常外出游幸，每到一处便强抢民女。有一次他去扬州，当地百姓听到消息，突击“嫁女”，一夜之间差不多把所有的少女都嫁光了。世宗嘉靖皇帝好道求长生，宫女杨金英等不堪其苦，铤而走险，上演了绞杀皇帝的“壬寅宫变”。这种风气也使百姓深受其害，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一些方士为了制春药，竟阉割男童，以至于人心惶惶，生怕孩子丢失。神宗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因“国本之争”几十年不上朝。光宗继位仅两个月，就因服用红丸而暴毙。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对朝野氛围、社会风气影响巨大。

（二）晚明思潮的冲击

宋明理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颇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思想极大地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望和本性。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欲望的被压抑并不等于被消灭，而是被禁锢在潜意识中，一有机会便会变本加厉地寻找出口。这种压抑越强烈，宣泄的欲望便更强。宋明理学并非如后世所说的那么不近人情。艾梅兰在《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中认为理学并不否定“情”，只不过把情的表达置于礼义规范之内。目的不在于泯灭“情”，而在于使“情”礼义化[20]。理学在传承过程中部分地被歪曲，一些随口而发的议论原本只是细枝末节，却变成了金科玉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话语，本来并不是说话的重点，但却被后人奉为经典。

晚明的心学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戴震认为物欲与情感是人性的基本部分，物欲使人投身于自然与社会的创造性活动，情感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使人与外界环境产生互动。他提倡以遂人之欲的方法疏导人的感情，而不是用禁锢的方法压抑人性。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人把这种思潮引入了通俗文学领域。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强调率性而为，宣扬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世俗享乐，抨击禁欲主义。思想的解放使文学中的爱情被当成感情的自然流露而被大力渲染，还常常与“欲”联系起来。晚明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文学作品，如《金瓶梅》《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等。“虚构的诗人和情人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创造物的一部分，开始取代表现自我牺牲的贞节或忠孝之德的传统传记模式。性欲的小说化表现不再需要被伪装成政治或道德寓言，因为各种形式的情感都变成了道德原理的一种补充——甚至是道德的基础。在许多情况下，‘情’的表达已成为本真性的道德表演的标志。”[21]心学的兴起，使理学的霸权地位开始松动，给文人思想的变化提供了契机。

（三）商品经济的影响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认为文学的四要素是作家、作品、生活和读者。经济通过改变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等改变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内容，改变读者的群体及阅读方式。文学从文人自娱的享受变成了大众的消费产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把文化与商业联系起来。明代的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明成化、弘治以后，高额的商业利润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参与。农民、和尚道士、大臣、王公贵族都参与到其中。[22]从事商业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正德皇帝也以开酒馆为戏。晚明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许多文人“弃儒服贾”，弃学从商，文人加入了商业队伍。读书人能够看书识字，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许多商业活动如操作账目、订立合同、借贷典当、甚至商务诉讼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商业活动，既能获得经济实惠，又不失士大夫的高雅趣味。许多行业对于文人来说具有天然优势，如经营书铺、字画古董买卖、出版印刷业等。

失意文人是艳情小说创作的人才储备。文人需要经济来源。科举制度的连贯性使社会上形成普遍读书的风气。读书人向往能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但幸运儿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无法通过功名以求取富贵。许多人终身不第，即使侥幸得中，也不一定能马上任职，除了荫承祖业，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为了贴补课业，必须自谋出路，撰写小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成为此类小说创作的人才储备。

市民阶层的出现是艳情小说的消费主体。现实社会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传播渠道及传播载体的改变，对作家和读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都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产生。市民阶层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主体，他们是艳情小说的主要消费者。文学作品只有满足了大众读者群的需要，才会有市场，有销路，书商、出版商等群体才会趋之若鹜。这一文化事业的发展会刺激消费，促进商业繁荣。商业利润的刺激，又会反过来促进这种小说的发展。

印刷术的普及为艳情小说的盛行提供了技术支持。明清时期，江南出版业十分繁荣。江南地域士人读书应举是首选，而且非常擅长科考。巨大的科考市场催生了八股文选刊刻出版业。“江南选家之多，选择之精，坊间翻刻之快，流布之广，成为时文大本营。顾炎武感慨地说：‘至一科旁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23]书商成为一个群体，出版业成为一种产业发展起来。

四清代：妖魔化武则天的原因

清代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比较严格，“文字狱”时有发生。人们对当时社会事物的一些看法，不敢公开表露，便借武则天之形象，言说自身话语。

慈禧掌权的影响。清代慈禧当政，虽然她并没有公开声明自己效法武则天，但实际上她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武则天执政时掌控了李显、李旦两位皇帝的废立，慈禧同样也把同治、光绪等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武则天执政约50年，慈禧掌权也近50年。武则天公开养面首，慈禧的私生活据说也有很多难以言说之处。武则天修建的明堂，顶端立一金凤，下面是九龙盘绕，形成九龙朝凤之势。慈禧的菩陀峪定陵中，隆恩殿周围的汉白玉栏杆，浮雕都是龙追凤图案，76根望柱的柱头雕刻打破了传统龙凤相间的排列顺序，全部把柱头雕刻成翔凤，把龙雕在柱身内外两侧，形成“一凤压两龙”之态，殿前的丹陛石打破了传统的龙凤并排格局，改成凤上龙下的图案，彰显着围绕皇权的性别角逐。鉴于清代的社会环境，慈禧无法在活着的时候称帝，便把这种想法寄望于死后，在陵墓建设上寄托自己登基为帝的梦想。

清代多部关于武则天的作品都有影射慈禧的倾向。《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写狄仁杰与武则天的对峙。认真阅读可以发现，武则天身上时时能看到慈禧的影子。苏兴及魏泉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是借武则天影射慈禧太后，抨击时政，是“借古人为式法，举往事以劝惩”。清代许多反对慈禧的人都将其比作武则天。如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载当时的小报刊载说唐故事，以武则天指西太后，以李旦指涉光绪。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中著录有《武则天》。《新小说》1903年刊登了春梦生编写的京剧《维新梦》。该剧表现了武则天撤帘归政，新君继位，广纳贤才，实行新政，海内一片新气象。帝党与后党矛盾加剧，太后罢免帝党重臣，并密诏荣禄带兵进京铲除帝党，废帝更立新君。剧中以武则天影射慈禧太后，内容是百日维新，取材于《光绪皇帝实录》《清史稿·康有为传》等。晚清涉及百日维新内容的作品很多都采用这种写法。

伦理道德意识的影响。武则天是李家的媳妇，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尤其是清代贞节观念的影响，丈夫死后，即使不随之而去，也应该自守本分。武则天不仅与他人关系不清不白，还公开养面首，这在清代是绝对不允许，也是必须被扼杀的。无论是统治者从维护纲常以巩固统治为目的，还是士大夫从维护传统道德，以纯化社会风气为目的，都把武则天视为洪水猛兽。生怕这个女人的行为会激起女性被压抑扭曲的思想意识的复苏，便把武则天当成一个活靶子，把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所有的女人都不寒而栗，望而却步。

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演变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武则天的历史形象不变，文化形象则随时代而变，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自身的立场对武则天的事迹任意取舍。当民族、政治问题突出时，武则天的政治方面会受到重视。当对女性的贞洁观严格要求时，武则天的私生活便成为关注的焦点。文学艺术通过塑造形象来传达道德观念，道德评判标准反过来又通过多种方式限制艺术的表现形态。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0页。

[2]（北宋）司马光等编纂：《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8页。

[3]（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5页。

[4]（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4页。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30页。

[6]（北宋）司马光等编纂：《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8页。

[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5页。

[8]（北宋）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4页。

[9]（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5页。

[10]（唐）陆贽：《陆贽集》（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6页。

[11]（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51页。

[12]（宋）郑思肖：《郑思肖集》，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