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起源》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科学阐述人类社会早期发展历史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起源》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历史，系统论述了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的形成、结构、特点和功能，分析了家庭的起源和特征，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本质和特征，揭示了国家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科学。
第一，更加完整地概括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由于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写作《起源》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早期的状况还不清楚，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对原始社会发展做出科学的分析，进而影响唯物史观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起源》运用唯物史观对摩尔根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分析，深刻分析了在原始社会两种生产的不同作用以及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这一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从而揭示了原始社会不同于阶级社会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填补了以往历史观的空白。
第二，更加系统深入、全面深刻分析婚姻家庭的起源及其规律。家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和研究对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作出了家庭关系最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才成为从属关系的科学论断。而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揭露了资产阶级把家庭变成金钱关系这一现象。在其他著作中，也不同程度涉及家庭问题。然而，在写作起源之前，由于缺少这方面的事实和材料，对于婚姻家庭的发生史、发展史是不清楚的。因此，《起源》立足于科学事实，对婚姻家庭的系统分析、对婚姻家庭的研究、对婚姻家庭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系统阐述和研究，使唯物史观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述更加全面。
第三，《起源》两种生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在人类社会起始阶段，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单一地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很好地说明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创造性地引进了“人自身的生产”，并使之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并列，共同构成人类的两种生产活动。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既为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从性质不同的两种社会历史中概括出来的。两种生产理论中论及的人类自身生产不是作为一般的人口问题提出来的，它是史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把这一生产包括在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用两种生产来说明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
两种生产理论丰富了已有的唯物史观，使这一历史观真正建立在对以往全部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的基础上，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均可用物质的原因，具体地说，用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原因，而不是用思想的原因或宗教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第四，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本质等问题的系统阐述，第一次系统阐明了这三者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发展规律，雄辩有力地驳斥了唯心史观关于三者产生的神秘主义论断。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把私有制看作是永恒存在的现象，认为私有制、阶级古已有之，国家问题更是被他们搅得混乱不堪。如果不从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对这一谬论加以反驳，就无法破除唯心史观的神话。马克思恩格斯无数次论证资本主义以及私有制存在的阶段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论证主要还是理论上的，还没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深刻论述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及本质，证明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确实存在既没有私有制也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共有制。这样，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也就被历史证明了。因此，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本质等问题的系统阐述，有力地回击和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荒谬观点。
《起源》从三大社会分工入手，系统阐明这三者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发展规律。尤其是在国家的起源、本质问题上，《起源》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阐述。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以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为例，详细研究了国家产生的三种典型形式。指出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共性，即:国家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产生的，其阶级实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些分析和论述为人们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主要方法以及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等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因此，《起源》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还是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进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1]吉凯，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3]《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
[9]同上书，第51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11]参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载编译组编《拉萨尔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71、23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3]［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上，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0页。
[17]同上书，第64—6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9]同上书，第184页。
[20]同上书，第1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