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对德与福的看法

西方对德与福的看法的关键在于:德被把握成为仅仅属于人的道德，而在道德之外还有完全独立的自然。自然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在自然中发生的一切都有其严格的必然性，而人也是隶属于其中的。但同时人又是有道德的。就是因为有自然与道德之间的严格分野与分立，才会有德与福之间的不一致，乃至对立的情形出现。因此，德与福之间不相应的情形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来把握，甚至来尝试加以解决。这里，德对应于人的道德，福对应于人的自然。道德与自然是两个平行的、互相独立的不同领域，并且有着不同的规则。可以说它们二者之间是互不影响的。因此，如何使德与福能够相应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在中国人这里没有严格分离、并最终统一起来的领域为什么在西方人那里会严重的分离并形成对立的情形呢?道德与自然的分立就其自身来说真的具有确定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吗?这种分离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们还是从人与天地万物统一的源头处开始寻找这种分离产生的原因。“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它底。放在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著。”[15](程颢语)这个人与天地万物统一的源头，从人身上进入，就是每一个都具有的真正的自己。这个真正的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固有的，也可以称为是天赋予每个人的。对于这个源头来说并非只有在时间上最古老的那一个时刻才是创生的，而是时时刻刻都处于生生不已的状态中。生则一时生，即万物与我并生，这才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个生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像上帝创造世界那样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始终都处在生生不已的过程中。只有我们也同时处在创生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与万物的并生。也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领会并且成就我们固有的真己。它也才同时对我们显现为上天赋予的。因为只有在不断创生的过程中，上天内在于我们的亲近性才能被我们感受到，上天的创生才能成为我们自身的事情。上天不在别的地方创生，就在我们自身之内，而这也同时是我们自己的创生。同时，因为这个创生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进行的，真正的自己也就是永恒的。它可能每一次都对我们显现出不同的面目，而且每一次都是纯粹的、独一无二的，但是它实际上仍然是其自己，仍然是同一的。它的永恒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在变易之中，这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易”。我们对于存在于我们自身身上的这个真正的自己最合适的态度就是置身于其中，在时时刻刻的创生过程中、在每一次都不同的过程中去成就它，实际上就是在生活的过程中实现永恒。这也就是“大小大快活”、“乐莫大焉”的无上幸福。

但是这里要非常小心注意的是对于这个永恒的理解，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个永恒理解为在任何时间中恒定不变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从真正的自己那里脱落下来，我们就不能保证自己还能够与真正自己同一。因为这种永恒表面上看起来是和与它自身极端相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通过极端相反的东西表现出来的。“生生之谓易”，这个永恒是通过不断的生，“生生不已”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它恰恰是在变中实现的，即“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传》)。每一次我们遇见的真正自己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它还是旧有的、以前的那一个的话，就不可能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样才是生生不已的永恒。这就要保证自己的时时警醒，不能懈怠，即“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即“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人也要“纯亦不已”，“至诚不息”。

而我们一旦懈怠，就很容易把永恒仅仅把握为在任何时间中持续地保持不变的东西，把握为形式上的“一”。因为这样对于纯粹从理解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方式来说最为简单。这样我们和真正的自己之间就有了裂隙，我们与真正的自己就不再能够保持同一。这样我们就从真正的自己那里脱落下来，我们就处于一个外在于真正自己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把永恒赋予这个真正的自己，我们自然就置身于真正的自己之外。我们就从天地万物的源头处脱落了下来。这样我们就仅仅只能作为在生活过程中的从生到死的人来存在，而不再能够参与到天地万物的创生过程中。因此，我们就陷在“人”的躯壳之内了。而这个时时处于从生到死的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人并非是一开始自然就会有的，而是在一个特殊观点下的构造物。那就是我们把人身上真正的自己给固定下来了，仅仅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时间中能够保持不变的东西，而剩下的、一直在变化中的东西才被把握为人，也即永恒之外的剩余物被把握为人。由于这种分离，人和真正的自己之间有了距离。这样一来，人与这种永恒的、真正的自己之间，人和天地万物的源头之间就只能有一种关系，那就是认识或者思想的关系。只有认识或思想能够跨越或者说穿过这个由人自己造成的距离。但是这种穿越是否能够真正成功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即使有认识或思想穿越过程中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也还是建立在人把真正的自己从自己身上推到外面的基础上的。而这个推出去到外面的进程并不在认识或思想努力过程之中，而是在认识或思想努力过程之前。任凭认识或思想的努力有多么彻底也还是不能够发现这个秘密。这种认识或思想的关系并非是原初的关系，而是懈怠之后的产物。懈怠之后才有裂隙可言，也才有距离可言，因此也才有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可言，也才有纯粹从理解的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可言。

这样，真正的自己、作为天地万物的源头的永恒被把握为不变，被把握为形式上的“一”。人就只能在旁边采取认识的态度。而人也就仅仅处在无法永恒的从生到死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的尽头就是死。所以人的特征就被把握为“终有一死”的。死就成为人绝对不能越过的障碍或者说界限。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也只有从死亡的角度来规定。死亡的界限在何处，人的生存的界限就在何处。因为人是不能免于一死的，所以人就不是能够永恒的。本来人身上真正的、自己的永恒被给予了神。神是永恒的，只有他们是不死的，他们在享受着永恒的幸福。而人无时不在各种限制之中。死对于人来说就是绝对的否定性，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否定性。这样人就无法逃避神为人定下的命运。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最终都会遇到的这个绝对的、纯粹的否定性。因此，神为人定下的命运就表现出其绝对的强制性，从而对人表现为不可动摇的。因为神超出了人世间的范围，它位居于人世间之上，如果人世间是此岸的话，神就永远位于彼岸。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界限是绝对不可以超越的，就像人绝对不可以超越生与死的界限一样。人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就像人在神面前无能为力一样。而事实上这是人把自身上真正的自己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性质都赋予了神，把真正的自己当作神所招致的。这个真正的自己是永远在生生不息的。把真正的自己当作神以后，神就成为永生的。而脱离了真正自己的人就不再能够参与或体会这个生生不已的过程，而只能面对具有无尽威力的绝对否定性。命运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事先已经命定好的了，在生活的进程中，自己好像与自己的命运毫不相关一样，但是当决定性的时刻一旦到来，人只有屈从于命运的份儿。对于自己的命运不能做出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脱离了真正的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的命运是无法参与的。因为真正的自己这时候只是外在于人自己的、高居于奥林匹斯山顶的众神，或居于天国的上帝，而与自己无关。

这也并非就等于反过来说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的人就是在现实中可以不死，而是意味着没有与真正的自己分离的人能够时时参与到这个生生不已的过程中，时时在创生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下，死是由生来规定和决定的，而不是相反。死对于脱离了真正的自己的人表现出的绝对否定性、以及所形成的绝对界限，在这里都得到了克服。即使有命，对于没有与真正的自己分离的人来说，最终也是自己为自己立的，而不是从外来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外面可言，一切都在真正的自己之内。情况是这样:如果人把自己身上的生生不已的东西推到外面去，它就成了永生的神;而如果我们承顺它的要求，用我们自己全部顶上去，它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一旦我们从生生不已的过程中脱离出来，我们自身就只能是有限的，而只有神才是无限的;而一旦我们始终处于生生不已的过程，我们自身就是无限的，而且它也是本来就如此的。

在懈怠之后，人从真正自己身上脱离的过程中，由于人不再能够参与到生生不已的进程中，整个世界的创生过程被横向的无限拉长了。也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逆着时间流逝的方向，直线性地被拉长了。而且不断地创生基本上被把握为一次性的。它只能位居于几乎是无限久远以前的一个开始的时刻。从时间的开始点上或者说从世界的起点上，世界被创造出来。之后的进程由于脱离了真正的自己的人是不能参与其中的，因此世界被创造出来之后的进程就被把握为“自然”的。进而人也是在这个自然中产生的。不管这个世界是自然产生的也好，还是由神创造的也好，人对此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创造的过程已经结束，“自然”已经开始了它自己的行程，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也像我们与遇到的命运一样，对我们来说是强制性的，无法违背的。这样在真正的自己之外似乎就又有一个独立的领域。原本在真正的自己看来是生生不已的、纵向的、立体的创生过程被挤压拉伸成为横向的、平面的处于无限时间中的因果过程。由于人脱离了创生过程，这样形成的自然才被把握为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整体。虽然人也是处于其中的，但人是处在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在认识的时候，人才处于这个客观的、整体的自然世界之上。但即使是这样，人再也无法直接参与到创生的过程中去，而只能是依据于所谓的自然规律，对于外在的自然做出某些改变以符合外在于此自然的人的目的。这时候，人是躲在一旁的，还是没有能亲身参与其中。极端的情况是整个自然都可以被当作躲在一旁的人为实现人自己的目的的场所和材料。人只是在利用自然的因果必然性。而因果必然性却是人从创生的过程中完全脱落下来才能成立的。只有当人不再能够参与其中时才会有所谓的因果必然性。人把真正的自己具有的无限性和无限的力量全部归结到神的身上以后，人就对自己也开始无能为力，只能把这个无能为力的部分归结于人的自然，从而归属到整个的自然上去。这样原来可以每一时刻、每一天都进行的“改过迁善”的过程就被无限的推后了，一直推后到生命结束、死亡来临的那一刻，只有在那一刻被动地等待最后的审判。这时候生前所有的事情已经毫无挽回的余地，因此也才有原因的确定性，从而也才有结果的确定性，最后形成因果必然性。其实这就是一个不断偷懒的做法，不断地主动丧失改变的机会，把最初的原因委弃于所谓的自然。相比于“君子修之吉，小人背之凶”的开放性结果来讲，这种结果的确定性之所以能站住脚，就是由于放弃了对于原因的参与过程。原因在仅仅是认识、观照和理解的态度下变成客观的对象，甚至是纯粹的质料。自然的“自”因此是它自己，而不是我自己、你自己。

这样的自然一旦被确立下来，不管是否采用笛卡尔、牛顿的自然观，还是仅仅保留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问题的实质都已经事先确立下来:人的主动性在此产生了实质性的退却。但是人的主动性不能没有伸展的地方，虽然从永恒的源头中脱落了下来，可是人还能在此生中希慕永恒。虽然在自然的领域内，人无法改变自然的进程，但是人能改变或者培养、养成自己的习惯。真正的自己本身与天地万物的源头是同一的，并且是纯粹至善的。这些被归于神之后，人就只能向往这个至善，而不能够实现它。由向往至善而形成的习惯显然不能再被归结为自然，因为在这个时候人的主动性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这就形成了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另一个领域:道德。人就同时归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自然与道德。而与此对应的是人本身也就分离为两个相互对立的要素:肉体与灵魂。人在面临生死界限的时候，肉体被挡在了界限的这一边，永远无法穿过这个界限。但是灵魂却成功地穿越了生死的界限。这样脱离了真正自己的人永恒的愿望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因为灵魂认识永恒的善的理念，所以灵魂是不朽的。在生前，在自然的世界里，肉体得不到的东西，在死后，在永恒的世界里，灵魂都可以得到。而得到的方式不是成为善本身，却是在一旁观照和认识善。这依然是一种外在的方式。本来人的主动性如果能够真正成为主动性，就在于参与生生不已的创生过程。它是内在的、固有的。而在这里培养良好的习惯依然是从外而来的，就像是外在的约束。尽管它最终的目的是善，可是善还是在人自身之外。这个过程就可能永远都处在强力把捉的状态中，永远都在向它的尽头趋近，但是永远都不能够完满的实现。尽管可以把道德称为人的“第二自然”，但是这个“自”仍然还不在自己身上，还是自然不了。最终能够落在实处的解决办法就是再造一个客观的世界:这就是法律，即只能从限制性、强制性的角度解决问题，而不能诉诸每个人内在的自觉、自愿。在法律中，人被明确地分离开了，人的要求被把握为在现实上的各种权利。而这些权利又得到了明确的限制和规定，人与万物一体就只能成为一种内心的想象了，不再具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原本能够当下具足的、自上而下的、纵贯的道德创生性在这里又同样被挤压拉伸成为无限趋近的、横向的、平面延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即使是在这个道德的领域，因为已经成型的神与人的隔绝，人只能向至善的神无限趋近，但是永远不能越过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就像人永远无法越过生与死的界限一样。至善的东西只有在死后，在那个形式上不再会有任何变化的地方实现;或者如果它能够在生前表露出来的话，也不过是对于永恒的、至善的神的沉思。

道德的领域虽然独立于自然的领域，但是在人生活的过程中，这个领域却常常不是自足的，它还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然或者存在，而道德被把握为应然或者价值。价值要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或者它仅仅是作为主体的存在之上的一种附属意义而已，而不是能够造成存在的东西。因为它还需要以外在的东西为基础，所以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根基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才会形成一个问题，而且是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道德本身不能够让人得到最终的满足，也就是说脱离了真正自己的人在道德自身中不能够感觉得到其本身固有的圆满自足，因此需要现实上的幸福来补助或者增强道德的力量。真正自己所具有的无限力量被从人自身这里抽出去全部赋予了神，因此人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力量，而只能寄希望于道德与幸福的完满结合，而这又恰恰是人在发生真正的道德动机时所不能要求的。因此，彻底解决德福问题的关键只能落在第三方头上:这就是上帝。这样在从真正的自己身上脱落下来以后，在把永恒仅仅把握为形式上固定、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东西之后所形成的三个分离的领域就各自就位了。福基于自然王国，德基于目的王国，上帝基于天国。自然王国与目的王国只有通过上帝在天国中才能协调起来。这其实是把本来统一的东西分裂开来，然后再从外面组装起来。对应于这种先分离再组装的方式，完整的人本身也被分离为灵魂与肉体或者思想与身体，然后再进行外在的组装。世界本身不再能够自足了，人也同样不再能够自足了。真正的自己虽然以神的面貌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不能位居于自身之内。这样即使是在天国中道德与幸福的完满结合也不是建立在自足的基础上、建立在自身之内，最终只能导致彻底的虚无。因为这原本就是脱离于真正的自己之外，脱离于生生不已的创生过程之外，站立在虚无的地基上，也就是站在死后考虑生前的后果。

因此，这种自然与道德的分离与对立并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也就不具备貌似超越的普遍性。这实际上是人自身懈怠的产物。即使在这条道路上有不少人做出了超绝的努力，但是因为开始的大方向出了问题，真正的自己始终确立不起来，真正的源头和头脑始终付诸阙如，所以无益于发现真正的问题及其解决。他们发现并当作严肃的、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也许并没有真正的根基，可能仅仅是依据于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形成的。而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可能恰恰掩盖了问题的真相。再往前走，才能发现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并不在他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内，而是在这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