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近年来，西方翻译界已在关注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并开始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11]整合进“翻译社会学”这一框架下展开研究。尽管目前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社会学”这一名称的理解还不尽一致，但毕竟已经朝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在对本课题展开研究之前，我们先对“翻译社会学”框架下已有的成果做一梳理，目的是更好地理解该路径如何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化转向研究之间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2005年5月，在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作为社会活动的翻译和口译”的翻译研讨会，与会者围绕“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和象征性转换活动”展开讨论。会后沃尔夫（Wolf）和弗卡瑞（Fukari）把大会论文整合进“翻译社会学”框架，并在2007年以《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为题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该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的萌芽。

《建构翻译社会学》围绕“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这一主题展开。在论文集第一部分“译者在新兴翻译社会学中的位置论辩”中，Erich Prun分析了造成译者地位落差悬殊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原因，作者认为译者形象不佳，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者是有责任的[12]。该研究具有明显的社会建构主义色彩。赫曼斯（Theo Hermans）消解了译者的身份。赫曼斯借鉴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把翻译看作一套社会系统——这一系统既是自主的又是他律的。赫曼斯认为翻译的功能是元表征的，翻译有助于社会实在的建构[13]。

在论文集的第二部分“布迪厄对翻译社会学概念化的影响”中，古安维克（Gouanvic）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翻译学的具体场域拥有自己的结构和规则，其结构只有通过行动者的努力才能实现。行动者靠投资自己的“知识欲求（利比多）”、惯习和科学幻象，在翻译场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拥有象征性的或实际利益。在古安维克看来，将翻译社会学概念化就要通过持续改进使该学科获得布迪厄意义上的自主性地位，进而加强该场域的合法化程度[14]。海尔布隆（Johan Heilbron）和萨比罗（Gisèle Sapiro）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对语言群体与语言的国际体系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5]。沃尔夫（wolf）认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不足以对“调解空间”进行概念化，并通过尝试运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第三空间”理论来进一步弥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16]。霍米·巴巴认为不同文化间的杂合过程形成“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具有居间性，能够产生“边界效果和认同感”[17]。

在论文集的第三部分“绘制场域图：方法问题与翻译活动”中，Mirella Agorni为未来社会学取向的翻译研究指出了一个重要方向。她的主要工具是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在系统和个人之间”进行调解，不再把二者看作是对立的两极，从而彰显了翻译及其社会环境的受限制的、但全面的形象。这一形象以转喻的方式代表原文：通过关系进行运作，这种模型产生多重意义，而不是寻求单一的解决方案[18]。Buzelin受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的启发，主张过程取向的翻译观，突出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包括牵涉其中的各行动者之间的通讯记录和口头协商等。Buzelin认为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和各种民族志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克服多元系统模型的局限性[19]。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认为翻译社会学把质量理念带回到了翻译学的研究中心，认为社会学方法可以把因果关系、翻译活动、话语及惯习、翻译规范及策略等杂乱的概念统合起来[20]。

在结论部分“建构翻译社会学：回顾与展望”中，为了再现决定翻译学建立条件的知识过程，西蒙尼提议从“知识的地方性”来考虑问题，这一提法表明了形成学科共同体的诸要素及其研究对象的非中心性和多样性。在论文的后半部分，西蒙尼结合《恺撒大帝》译为意大利语的翻译个案，提倡一种翻译观——在采取规范（机制、意识形态、赞助人）时，不再优先考虑宏观语境的影响，而是考虑微观语境，在微观语境中，各行动者通过他们的社会活动和惯习采取行动[21]。在论文集的最后，甘比尔（Gambier）强调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翻译学的历史发展、分析该学科的场域，并勾勒了“社会翻译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翻译研究的社会学）发展的前提条件：翻译研究的历史考古学；翻译研究者的自我分析；全面探索形塑翻译学的各种机制和各种出版活动[22]。

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进一步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不过通过以上粗略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西方翻译社会学视角虽然视翻译为“一种社会活动”，但其研究视阈却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这一大环境之中，导致对翻译活动社会性的认识极其狭窄，仅仅以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研究框架或方法论来研究翻译活动，本质上属于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沃尔夫在《建构翻译社会学》导言部分亦坦言：“本论文集一个较重要的目的是把翻译学与社会学更好地结合起来，进而促进方法论基础的发展。”[23]既然承认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就应把翻译活动同更广的社会背景、社会过程、社会互动和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的考察，理解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关系、理解翻译问题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

西方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主要采用布迪厄、鲁曼和拉图尔等社会学家的理论。从社会学研究发展脉络来看，上述社会学家属于社会建构主义学派。社会建构主义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学术思潮”[24]，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秉承现象学本体论的基本预设，即社会实在是以解释过的事实而非客观存在的事实呈现自身的，对社会实在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不断建构新的社会实在。“社会建构论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实在是社会建构的。”[25]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社会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过程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对象性事实或状况存在的，所谓的“实在”是多元的、地方性的，是被建构的结果。对事物的认识因历史、地域、情境及个人经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用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社会“实在”不存在真实与否，而只存在合适与否的问题。研究者所呈现的是根据其个人经历和背景对文本的诠释。研究不是为了控制或预测客观现实，也不是为了改造现实，而是为了理解和建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个体和世界之间、过去和现实之间建构起理解的桥梁。因此，建构主义的研究结果是被创造出来的，也注定了这种研究结果是地方主义的，不具普遍性。对翻译活动的研究，应该面向社会现实，着眼于问题根源，解决翻译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现实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西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古安维克提出的翻译场域概念以及赫曼斯把翻译视为一个社会系统，都明显地把翻译同社会结构分割开来，似乎翻译变成了社会结构以外的相对独立的实体。这种二分法的研究路径固然有其积极的认识论意义，有助于认识和了解翻译本身诸因素相对独立的特征和性质。但这种研究路径没有考虑到真正的翻译环境与社会结构本身原本是相互交叉重叠、错综复杂的，只是把二者当作可以任意被宰割的认识对象，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歪曲翻译和社会结构本质的负面效果。同时，在研究完成之后，研究者又忘记了研究过程中所做的暂时性逻辑分割，忘记了在分析完成之后必须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反思。一旦把次系统从社会整体结构中分离出来，就同原有的置于社会中的文化脉络相隔离，因而无法真正揭示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翻译活动社会性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宽泛的理论描述，而应进入日常生活。

西方对翻译活动社会性的研究是纳入翻译社会学视野之中进行的。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对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评介。武光军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鲁曼的社会系统论和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论在翻译社会学研究中的进展，认为“翻译社会学研究大大拓宽了翻译学的外延，同时也带来了更加辩证的思维模式与更加理性的研究方法，是翻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26]。李红满对沃尔夫和弗卡瑞合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进行了评介，认为该书高屋建瓴、视野宏阔、题旨鲜明、理论新锐[27]。王洪涛在比较了“翻译社会学”和“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视角之后，认为“‘社会翻译学’更适合作为翻译学一门分支学科的称谓”[28]，进而认为“社会翻译学完全可以借鉴布尔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及其指导下的各种研究方法、理论模式来探索翻译实践中各种主客观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过程和规律”[29]。西方知识的引入对开阔视野大有裨益，但上述对翻译社会学的研究仅限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阐释、倡导方面。或者说，中国学界目前对翻译社会学的关注沦落为一种闭门造车式的、没有后继性的论述。语言学家徐盛桓教授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语言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研究成果来说，许多论著是低水平重复别人叙述的畸形制品，食‘洋’不化，仅作知识的复述和概念教条的堆砌，中国被《国际先驱论坛报》讥讽为‘模仿的大国’，造成一次性快餐式的成果泛滥，这些成果刊出之日就是淘汰之时。”[30]目前中国学界对翻译社会学的研究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即将西方的理论来一番概览、综合、比较、介绍、评述等，鲜有在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翻译机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有很大差异，即便是西方学者提出的那些对其本国及西方国家的翻译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一旦被用来套接中国实际，往往也会变得水土不服、牵强附会。这或许也是中国翻译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迟迟不能深入开展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翻译的社会性研究的苗头。吕俊教授曾发出对翻译社会性研究的呼吁：“对于翻译研究应加强社会性的认识，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天真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假设就是翻译活动是在真空中从事的；文本创作也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下进行的；语言是透明的、工具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译者也是价值中立的、是公允的；意义是预先设定的，而不是生成的；两个文化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等等。”[31]最近国内一些翻译学术会议也开始关注翻译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如2009年10月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在浙江金华举办的“全球化视域下翻译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征文主题之一为：“译学研究中诸如翻译社会学、翻译伦理学、语言学派新进展等各种特质问题的研究。”[32]可惜的是，从穆雷[33]会后写的会议综述看，翻译社会学并未成为会议的研讨主题之一，或许是因为这方面的成果还不成熟、没有在会上呈现。

尽管中国译界对翻译活动社会性研究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和引进阶段，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频繁及翻译活动的丰富和多元，学界已开始针对翻译活动的某一要素、环节或领域提出一些观点或者看法。

在翻译活动“要素”方面：阙道隆认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要用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介绍中国文化[34]。我们认为，为了扩大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覆盖面，还应该加大小语种对外介绍中国文化的力度。李新认为，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过程中，译者的素质不容忽视，中译外翻译人才的培养须加强[35]。我们认为，翻译人才的培养对于中译外和外译中同等重要，需认真研究如何科学地培养翻译人才。熊锡源认为，编辑对保证翻译出版物的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6]。

在翻译活动“环节”方面：章艳认为，应当以规范的翻译合同来保障译者的各种权益[37]。肖维青指出，中国的翻译出版合同不规范，有必要借鉴美国笔会翻译合同范本来保护中国译者的合法权益[38]。

在翻译活动“领域”方面：孙致礼研究了英、美两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39]。该研究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对上述两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成就，没有涉及翻译出版活动中的各种问题。高方、许钧认为，翻译质量不高，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40]。胡安江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应借助西方汉学家，采取归化式译法翻译中国文学[41]。我们认为，西方汉学家的翻译固然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但不利于中国话语，尤其是“国家关键话语”的对外传播。中国译者肩负着对外传播中国话语的重任。

上述针对翻译活动的某要素、环节或领域的观点、看法或研究，针对性较强。不过，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不合理造成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翻译活动在社会中运行，涉及的关系复杂，意图与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控制措施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不能孤立地考察每个要素来理解问题，如果把翻译活动与社会各自运作时所发挥的影响简单相加，就会受到误导，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翻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相联系，也必须在这种联系中加以说明。同时，面向未来，个人和社会都要不断做出各种选择和抉择，这些选择和抉择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多元化的选择往往会形成翻译系统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不能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其中一个环节的优化反而可能造成整个翻译系统更加不稳定。因此，针对翻译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应从整个翻译系统运行和谐和机制优化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西方对翻译活动社会性的研究，尽管将其纳入了翻译社会学名称之下，但并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广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加以研究和考察，研究视野较狭窄，不利于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中国学界目前还仅限于对西方翻译社会学的一些简单性介绍和评价，未产生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的新认识，也没有形成对翻译社会学理论的新见解。中国一些学者对翻译活动的某个要素、环节或领域的讨论仅限于现象层次，而对于从整体上如何解决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

对任何现象的思考，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随着跨文化交流的不断丰富和日益提高，翻译活动本身以及翻译活动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多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翻译活动作为社会整体结构和全部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将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对于翻译活动的总体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换言之，如果把对翻译活动的研究，仅仅限定在传统的语言研究的范围内，不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很难有新的突破，翻译学理论也不会有新发展。只有对翻译活动作多面性的探讨，才可能对翻译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才能适应翻译活动的新发展，翻译学理论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必须把这些问题同社会联系起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从翻译活动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本研究一方面嵌入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这一中心议题之中，另一方面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活动的实际状况——大规模的翻译出版活动、翻译服务产业和中国图书“走出去”，以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为主线，围绕中心问题展开研究，目的是促进中国翻译活动的健康发展，使翻译活动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为丰富翻译学理论提供有参考意义的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