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翻译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中国开始从外国大量引进并翻译出版各类出版物；在翻译队伍日益壮大的同时，中国的翻译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又开始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国家战略。翻译选题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如从文学走向了学术；从经典走向了民间；从学问走向了生活；从华人读者群走向了世界读者群。30多年来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兴盛和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要求我们对种种翻译现象和状态进行专门研究。

在中国翻译活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翻译活动也出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翻译：差错‘俯拾皆是’”[1]、“翻译市场乱象丛生”[2]、“中国文化走出去急需迈过翻译坎”[3]、“中国优质翻译人才匮乏”[4]等呼声频频见诸报端。据我们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仅中国报纸上对翻译侵权、重复翻译出版、翻译质量、翻译人才培养、翻译职业道德、翻译服务产业等进行批评、鞭策的文章就有132篇之多（详见附录1）。如此高的曝光率，反映了社会对翻译活动的关注及不满。这些新问题、新要求、新课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

针对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们并非无动于衷，各种应对方案相应出台。如对于图书翻译质量问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行了不定期的专项检查。针对翻译侵权问题，中国有《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文件。针对翻译产业的不正当竞争，中国有《反不正当竞争法》。面对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教育部逐步批准在一些高校设置翻译本科专业，国务院学位办在一些高校批准设置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等。但这些相对较简单的方案在当今复杂、多变和多样化的时代面前很少奏效。从系统思维的角度而言，简单方案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它们不具有整体观，只是关注局部而非整体，忽略了局部之间的相互作用。局部思考的不足之处表现在，人们对问题的解决只是简单地将之从一处转移到了另一处。行为的许多效应是非故意的和出乎意料的，人们对翻译活动中的原因和结果所贴的标签常常是武断的。在解释结果的时候，往往倾向于检查一方要素的行为而忽视与之互动的其他要素的行为。翻译活动牵涉的要素较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功能取决于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互动。换言之，中国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不合理引起的。在现实的翻译活动中，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能是孤立的，而应该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如果翻译活动的各个要素之间不能良性互动，系统在整体上就可能表现出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翻译活动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需要通过系统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加以解决。

从翻译活动的目标确定，到激发意愿、发起翻译任务，再到翻译产品最终进入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运行过程。翻译活动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的目的是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翻译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翻译活动的运行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翻译活动由人来完成，而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翻译活动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和开展；翻译活动根植于社会环境之中，无时无刻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介入和制约；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都决定着翻译活动的轨迹和状况。同时，翻译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社会性是翻译活动的根本属性之一。

翻译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何让翻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效果？如何通过翻译助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如何让翻译更好地为这个时代服务？这是翻译的社会性研究要面对的课题。然而，翻译活动社会性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却被忽略了。这和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有很大关系。最初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翻译研究多年来以文本为中心，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路径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路径重在研究文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线性操作，即把原文的意义转化到目标语之中。这种方法感兴趣的是等值、自然和通顺等这类概念，以及是否有可能找到译文共性的或规律性的特点。随着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到来，翻译研究视野有所扩大。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层面上，文化代表了翻译的环境，重点在研究不同形式库（repertoire）或多元（分层）系统（polysystem）之间文化因素的转换。翻译研究的文化路径感兴趣的是意识形态、文化身份以及中心与边缘、权力与伦理之间的感知、价值观和关系，研究目的在于揭示文本背后的不平等现象。尽管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注重研究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现象，然而，文化研究把翻译活动的社会条件搁置在了一旁，关于翻译活动的社会含义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对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的忽视，现有的翻译研究，以固有的方法为中心，不顾及现实生活中翻译运行的实际问题，导致与生活世界脱节。与生活世界的脱离，使得翻译学不是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去研究翻译问题，而是固守狭窄的学科界限，以现有的方法能够研究哪些问题来对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取舍，而不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研究。“方法先于问题”，导致翻译研究脱离日常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要求。翻译是人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其活动总是带有社会属性。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过程，而且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系统，包括合作、沟通、协商、争论、妥协、折中、达成共识等。在生活世界，翻译活动的功能就是沟通和交流，就是为社会服务。“翻译是一种发生在交往之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复杂交易。”[5]任何事物的内部运动，都要受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是一种开放的、复杂的行为，如果不能从内部跳出来，超越文本自身，往往就不能理解翻译活动的真实面目。

翻译的选题、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产品的生产及发行，是一个社会运行过程，是社会协商、建构的产物。翻译活动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翻译现象，都会反映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翻译活动在社会中运行，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在当代社会，由于翻译活动与个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翻译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由社会环境、社会变迁引起的翻译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对翻译现象的观察和理解，要从翻译活动的各因素相互关联的视角出发。如马克思所言：“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6]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和世界观。在看待事物时，不应再持孤立的、局部的观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与其他存在物的内在联系中。个体的、特殊的事件，只有与时代的整体观点相结合才能得以理解。针对语言学家们把语言和其他活动相割裂的倾向，布迪厄这样说道：“如果不把语言实践放在各种实践共存的完整世界中，就不可能充分理解语言本身。”[7]维特根斯坦亦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8]，并指出：“‘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9]换言之，语言与生活密不可分，语言就是生活，应通过观察生活世界来研究语言。翻译作为语言转换活动，也是一种生活形式。生活形式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因此，如果不把翻译活动放在与各种社会活动共存的生活世界中进行考察和研究，就不能充分理解翻译活动本身。

翻译研究应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考察来把握自己所处的时代。任何一种理论保持其生命力的诀窍都在于保持与生活世界之间交流道路的通畅，时时从生活世界中汲取信息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翻译研究要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研究理念、思路、方法，从文本世界进入生活世界，回归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翻译学也要通过新的研究体系和范畴，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霍尔姆斯早就提出翻译学科的宗旨：“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10]翻译研究具有多维性，由于考察视角的不同或对翻译活动的不同认识，应对翻译形成多种不同的研究维度。为了充分了解当代社会中无所不至的翻译现象，我们有必要把翻译活动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翻译活动的发展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深入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

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即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翻译活动，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认识、理解和实现翻译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翻译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提高翻译研究的实用价值。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对于研究者而言，观察翻译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形成新的洞察力，发现、说明、解释翻译运行中的复杂问题。

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高度重视翻译活动中的经验材料，强调对材料的占有和把握。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描述和分析，真实地再现翻译活动的各种图景。因此，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不是简单地接受所获得的各种材料，而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分析整理。这种整理既包括分类，也赋予其一定的结构化意义，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角了解不同材料之间的相互联系，了解信息本身的结构。

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不仅仅是发现、说明和解释问题，还在于积极解决问题。这也是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所具有的意义。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主要从中观的角度研究和发现翻译活动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较具普遍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翻译学研究和具体翻译问题的研究都是有益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绩效的提高，也有助于翻译管理水平的提高。

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成果体现政策研究的特色。通过研究，可以为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并对翻译活动的发展和各种可能性进行预判。这些意见和建议既可以为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意见和方案，也能够积极参与翻译组织各方面的建设，以及协调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关系等。换言之，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改善翻译的效益，通过问题诊断和预判来参与翻译决策的制定。

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理论思辨式的研究，也不是纯粹逻辑推演式的研究，而是面向翻译现实问题的应用性研究。而且，研究成果仍然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不能简单地以理论的逻辑取代实践的逻辑。

研究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就要有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与之相适应，从而超越绝对主义的语言学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转向方法论，有针对性地研究翻译活动的多面性的社会属性，以使翻译与社会互惠发展，使翻译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既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学术发展的要求。目前，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在西方翻译研究界已经萌芽。在下一节中，我们拟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