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研究的过程方法

本研究始于2004年10月，2008年12月取得重要阶段成果《空巢乡村的守望:西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6]。此后直到2012年10月，研究基本告一段落。前四年，主要采用定性研究范式(任运昌，2009:396—415)。后四年，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定性研究遵循点面结合原则，借鉴社会学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理论[7]，并运用了文化唯物论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8]；定量研究主要是对系列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下面，对整个研究，尤其是后四年研究的过程与方法进行简要介绍。

一　选择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个案

2009年以来，我们选择重庆市作为最主要的省级个案进行留守儿童政策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2004年10月到2008年12月，我们通过系统研究(参见任运昌，2009:406—415)发现，重庆市留守儿童群体规模庞大、政策文献丰富、关爱工作较好，在全国具有较好代表性(参见任运昌，2009:128—201)。2009年以来，我们在中西部地区的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也有着同样发现。

(一)重庆市留守儿童群体规模庞大

2009年1月26日，《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指出，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重庆市所在的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东、中部地区。2011年，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6546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量25.9%，比上年增加409万人，增长6.7%(国家统计局，2012)，而重庆市是西部劳动力输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就意味着，重庆市留守儿童现象非常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早在2000年，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就占全国总数的32.14%，约637万，义务教育学龄留守儿童约416万；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分布较为密集，以重庆、四川为例，当年留守儿童分别为123万和296万，占到了当地农村儿童22.32%和18.71%，比例高居全国第一、三位(段成荣等，2005)。到2007年初，重庆市留守儿童已由2000年的123万增加到了160多万，整个西部地区则增加到了800多万，其中，义务教育学龄留守儿童约550万。当然，这还不包括15—17周岁留守儿童(任运昌，2009:3)。

2011年秋季，重庆市教委以“父母亲均不在身边”为标准对全市在学留守儿童进行统计发现:全市除没有农村居民的渝中区之外，其余各区县都有大量留守儿童，仅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就有留守儿童110余万，占学生总数的27.1%(见表1、表2)。其中学前教育233065人，占学前教育幼儿数的29.2%；义务教育871581人，占义务教育学生数的26.6%，其中小学538938人，占小学人数的26.9%，初中332643人，占初中人数的26.0%。全市留守儿童的养护情况是:隔代教养906544人，占留守儿童的82.1%；亲友教养131860人，占11.9%；寄养39881人，占3.6%；其他(自行管理和主要由托管家园代管等)26361人，占2.4%。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市统计留守儿童排除了父母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也没计算未入园、入学和高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参照有关数据[9]，我们根据访谈调查情况和个案学校、村落的准确统计结果估计，若按当前学术界基本统一的标准[10]统计，2011年秋季，重庆市0—18岁留守儿童总数大约为245万人。至于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远远不止27.1%，因为留守儿童数量增加了1倍多，再加上儿童总数应该剔除城市学生人数(如表1纳入总数统计的渝中区学生57491人，以及各区县城区为数众多的学生)，所以按非常保守的标准估计，重庆市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也应该在60%左右，即超过一半的农村儿童是留守儿童。[11]到2012年9月，全市留守儿童总量估计有小幅下降，但也不会低于240万人。

(二)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文献丰富

文献研究发现，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文献非常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重庆市相关法律、法规，如《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等。

2.全市相关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如《重庆市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重庆市中长期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3.中共重庆市委文件，如《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渝委发［2010］19号)、《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渝委发［2011］23号)。

4.重庆市政府文件，如《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08］77号)。

5.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如《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精神任务分工的通知》(渝委办［2011］94号)、《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保护联动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10］333号)。

6.市级相关机构部门文件，如重庆市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重庆市健康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教委、重庆市妇联、共青团重庆市委等都有多个文件。

7.区县党委政府文件，如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办公室、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江津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方案》的通知(江津委办发［2010］48号)。

8.区县相关部门机构文件，如黔江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黔江教发［2010］225号)，城口县妇联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城妇发［2006］31号)，共青团奉节县委、奉节县少工委关于印发《奉节共青团、少先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9.镇乡党委政府文件，如中共大歇镇委员会关于印发《大歇镇机关干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暑期大家访”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歇委发［2011］51号)等。

(三)重庆市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较好

实地调查发现，重庆市近年关爱留守儿童的各项工作开展比较扎实，在全国处于相对先进水平，这主要体现为7个方面。

1.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市委研究室、市发改委、市教委、市财政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在市教委下设办公室；各区县参照建立健全关爱留守儿童联席会议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增强推进合力，保障工作落实。二是建立片区协作组制度，全市共建立5个片区协作组，明确工作职责、规则及机构，定期组织开展活动，搭建学习、交流、互动平台，促进全市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协调发展。三是建立留守儿童工作督导机制，对区县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进行专项督察，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推进情况纳入对区县党政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作为对区县政府教育工作评估的重要内容，保证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正常开展。

2.加快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截至2010年，累计投入68亿元，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2080所。其中，2010年累计投入17.1亿元，完成寄宿制学校建设480所，修建校舍面积93.7万平方米，其中教学类用房36.8万平方米，宿舍和食堂52.3万平方米，其他类用房4.6万平方米，惠及在校的留守儿童20.7万人，其中寄宿学生14.1万人。

3.实施“学生营养工程”。2010年，中小学生营养促进工程全市投入资金8.2亿元，其中市级1亿元，区县7.2亿元，惠及学生277.7万人次。2011年，40个区县和北部新区全面实施“蛋奶”计划，共计投入1.93亿元，其中惠及留守儿童75.6万人，投入资金0.42亿元。

4.开展留守儿童节假日送温暖活动。2010年，端午节期间，按每人20元左右标准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吃粽子经费，惠及51万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秋、国庆期间，安排慰问经费1492.2万元，慰问55.9万人，发放月饼169.1万个；春节前，组织人员深入200余所农村学校慰问留守儿童，赠送学习、体育和生活用品，让农村留守儿童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5.探索多种关爱模式。一是“留守儿童校外托管家园”模式，二是“代理家长”模式，三是“4+1”培养教育模式。在全市1732所学校设立“亲情视频聊天室”2247间，在3058所学校安装“亲情电话”9431部，加强了孩子与父母的联系和沟通，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

6.提高农村教师素质。2010年，从高校毕业生中公开招聘1256名国家“特设岗位”教师，全部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选派主城九区300名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选拔1050名优秀高师毕业生到15个区县农村学校“顶岗实习”。同时，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新一轮全员培训，并对1万名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开展留守儿童教育管理专项培训。2011年全市投入资金1亿元，重点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同时对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管理人员和相关教师进行专项培训。

7.推进“平安校园”建设。2010年落实校园安保专项经费4.4亿元，配备校警5588名、校园保安26554名、安全保卫干部9829名，独立建制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实现“一校一警”，规模小、人数少的学校实现了“多校一警”全覆盖，在校园重点部位安装视频监控镜头30094个，排查、整改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近6000处，保障11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

2011年12月1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重庆: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为题，报道了全市“六大行动计划”惠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张莎、何清平，2011)[12]。就在这天，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重庆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2011)充分肯定了重庆在探索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体系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说，重庆把照顾好、培养好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统筹城乡、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经验主要包括:把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总体规划中；以政府为主导；根据当地实际创立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模式；依托社会力量构建了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立体关爱网络。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赵东花(2011)也对重庆市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进行了高度肯定。她说，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既有政策法规支持，又有制度体系保障。

二　实施重庆市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政策调研

选择重庆市作为留守儿童政策研究最主要的省级个案后，我们集中精力开展了全市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政策研究。

(一)组织调研力量:与重庆市关工委、教委合作

2011年3月，重庆市关工委成立以主任肖祖修、副主任刘丽莉等为领导，以江津、永川、长寿、涪陵、璧山、垫江等18个区县关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为核心成员的留守儿童成长调研工作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作为核心研究力量，承担问卷研制、实地访谈、数据分析、研究报告撰写等任务。任务完成过程中，课题组研究人员在重庆市教委办公室、政策法规处领导帮助下，与市关工委精诚合作，充分整合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力量，对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和相关工作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全市“十大民生工程”，尤其是“留守儿童关爱培育工程”的持续推进提出有效政策建议。

(二)进行问卷调查:18个区县5910人参与

2011年3—5月，课题组研究人员和重庆市关工委、重庆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的同人一道，经过反复研究、讨论、试测和修改，制定了调研所需的工作问卷、学生问卷、教师问卷。5月，重庆市关工委下发专门文件，对调研工作进行部署。6—8月，18个区县调查员接受系统培训后，与所在区县教委合作，运用上述问卷对留守儿童及其教师、家长，以及有关干部等人员进行了调研，其中，留守儿童3929人，教师1014人，干部、家长等967人，合计5910人。9—10月，重庆师范大学的专业人员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7.0对5333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处理，“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一道对统计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

(三)开展实地调查:访谈12区县400余人

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重庆市关工委于2011年5月组织相关同志带领三个工作组，到9个区县对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和相关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到大约20个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查，访谈有关人员约150人。9月下旬，市关工委副主任刘丽莉同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研究”课题主持人任运昌教授、课题组核心成员谷生华教授到长寿、垫江、石柱，会同当地关工委、教委的同志展开田野工作，调查农村中小学16所、乡镇政府2个、村委会2个，访谈相关领导、留守儿童及其教师、家长等共计286人，对其中39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三　持续研究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

2004年10月至2008年12月，我们通过系统研究发现，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依然普遍存在数量不足、素质较差、骨干流失、年龄老化等问题。农村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艰苦、工作负荷重、社会地位和待遇低下、自我认同不高、队伍不稳定等情况也普遍存在。西部农村教师发展滞后这一现实问题，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任运昌，2009:66)。留守儿童在农村儿童当中所占比例较大，如重庆市当前留守儿童总数为240万人左右，占农村儿童的比例约为60%。留守儿童有的问题农村非留守儿童基本都有，只不过留守生活可能加重这些问题(卢德平，2007)。在当前情况下，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或缓解留守儿童问题，最可依靠也最为重要的一股力量应该来自广大农村教师。因此，研究留守儿童政策，必须研究农村教师，即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2009年初把重庆市确定为留守儿童政策研究最主要的省级个案后，就对重庆市农村教师，即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

研究依然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整合实施的方式。定性研究主要包括文献研究和访谈调查等工作，大体始于2009年1月，到2012年6月基本结束[13]。定量研究集中在2009年5—10月进行，我们向重庆市28个区县发放《留守儿童教师问题调查问卷》[14]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19份，回收率为91.9%。填写这些问卷的被调查者广泛分布在重庆主城和“一圈两翼”地区。[15]问卷回收后，课题组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1.0进行数据统计，并根据需要分析讨论了统计结果。

四　放眼全国进行综合研究

在立足重庆市这一主要个案的同时，我们放眼全国，展开了以文献研究贯穿全程，以访谈调查为重点的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定量研究结果撰写了书稿。

(一)文献研究

本课题比较系统的文献研究始于2004年10月。当时，我们做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西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困难及对策研究”[16]，撰写该课题结题专著[17]的过程中，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与留守儿童政策密切相关的大量官方文件、普通传媒信息和理论资料(任运昌等，2005:110—215)。从2005年6月开始，我们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农村‘两基’攻坚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战略研究”[18]，又研究了与留守儿童政策密切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林健等，2008)。从2006年6月开始，我们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19]，大量研究了留守儿童政策方面的文献资料(任运昌，2009:66—75；102—108)。从2007年6月开始，我们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城乡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学视角研究”[20]，又研究了与留守儿童政策密切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

到2009年初，上述5个课题的研究累积了上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留守儿童政策研究相关领域的理论资料，如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农村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农村教育学、儿童福利、儿童政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大量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政策和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文本，还有大量珍贵的田野工作资料。我们从2009年初到2012年6月，对上述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同时，密切关注全国留守儿童工作及其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收集研究相关文献。截至2012年10月，我们收集了中央和18个留守儿童较多省份近年留守儿童政策的主要文本，同时补充相关理论研究资料约300万字，确保文献研究贯穿了本课题研究全程。

(二)访谈调查

1.个案调查

在2004—2008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0月，我们在实施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留守儿童成长状况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问卷调查的同时，对一系列儿童个体、家庭、村落、学校、乡镇、区县等个案进行了深入调查。这种鼹鼠打洞式[21]的个案调查[22]主要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即要求样本能够为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当然，样本还要尽可能具有代表性。比如，确定一个样本区县，首先要考虑它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在中西部地区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其次，要考虑该区(县)在整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于具有同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本，则考虑研究的人际条件、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一切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研究为原则。

遵循上述目的性原则，我们起初重点调查的系列个案是:重庆市这一省级个案当中10位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留守儿童，3个留守儿童家庭，以及留守儿童较多的村落、学校、乡镇、区县各1个。后来，我们向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进行了适度拓展。整个过程，深入调查与系列个案密切相关的各类人员约300位。其中，最多的是留守儿童，其次是留守儿童的老师和家长，再次是各级干部，以及到农村参加文化教育服务与调研活动的大学生。个案研究的深度根据研究需要而定，研究时间灵活安排，以所获信息到达“饱满”为度。本书中编呈现的研究结果，主要来源于这一系列个案调查。

2.验证性调查

以个案调查为重点的定性研究和以问卷调查为重点的定量研究取得重要阶段成果后，我们在2010—2012年3个年度的暑假，针对中西部地区实施了较大面积的验证性调查。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有三个:其一，进一步确认个案调查样本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如果发现更具研究价值的个案，则实施后续个案调查；其二，对文献研究和个案调查形成的阶段性结论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实地验证，如有偏差，就根据实际情况修正；其三，进一步丰富研究者的实地工作经验，进一步获取更大地域内的研究信息与素材，以便于本书的写作。

2010年暑假，我们调查了重庆市渝北区，四川省邻水县、万源市，以及陕西省镇巴县、石泉县、蒲城县、宜川县，历时16天。2011年暑假，调查了重庆市万州区，湖北省利川市、咸丰县，以及湖南省龙山县、花垣县，贵州省沿河县、德江县，历时21天。2012年暑假，调查了四川省金堂县、茂县，甘肃省碌曲县、民乐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泾源县，陕西省长武县、镇安县，历时19天。3个暑假的调查，合计56天。

验证性调查涉及的地域宽广，为了使调查达到必要的深度，我们灵活采取多种措施，请有关人员完成了一些拓展性、补充性工作。比如，2009—2012年，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部分师生完成了大量调查工作。该院师范专业毕业生到贫困农村地区顶岗支教，也完成了部分调查工作。本课题组研究人员深度参与了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承担的“国培计划”中西部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共计9个项目的工作，在来自重庆市近40个区县，约500名农村中小学教师当中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查。课题组研究人员利用寒暑假给重庆市近10个区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函授“专升本”授课的机会，通过组织焦点团体访谈、约请志愿者参与调查研究并完成书面访谈等方式也完成了一些调查工作。从2011年6到2012年9月，课题组负责人、本书作者受西南大学培训学院邀请，为该院组织的广西平果县、贵州麻江县和习水县，以及重庆市三峡库区和民族地区的中小学骨干校长、留守儿童班主任培训班讲授“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专题，推广验证阶段研究成果，并与参培学员合作，对留守儿童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3.访谈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在个案调查和验证性调查工作中，我们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有6种:(1)深度访谈:在自然宽松的氛围中对调查对象展开全面的非结构性访谈或深入的结构性访谈，以获取有关留守儿童政策的翔实信息与资料。(2)焦点团体访谈:通过集体座谈的形式组织参与者紧密围绕留守儿童政策的某个焦点问题展开互动探讨，以针对这种访谈活动本身以及参与成员个体和群体的情况收集研究资料。(3)电话访谈:在电话中对调查对象展开全面的非结构性访谈，了解有关留守儿童政策的翔实信息。(4)书面访谈:约请研究对象书面回答与留守儿童政策相关的系列问题。[23](5)参与观察:深入留守儿童生活的家庭、学校、村落、社区、乡镇，与相关人员密切交往，参与现场活动，系统了解与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人际关系、复杂的教育现象和真实的生活故事等。(6)收集实物: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请求当事人提供、邮寄有关留守儿童政策的文字、图片、音像等实物材料。其中，特别注意收集能够反映留守儿童政策实施情况的图片文字材料，对于能够反映留守儿童政策实施效应的统计资料、档案材料等尤为珍视。

为了确保资料的可靠性，我们运用三角检核法进行了检验。具体方式有两种:其一，把观察、访谈所得资料和实物资料并陈比较，如能互相印证、支持，就确认其真实有效。其二，就某一具体资料，寻求有关当事人、知情者、参与者共同辨识，如各方一致认可，或多数认可，就肯定其真实有效。对于检验出有矛盾和差异的资料，要么不予采用，要么如实呈现种种矛盾和差异。

每次调查工作之后，首先是做翔实的备忘录，记下观察、访谈的发现，并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具体情景进行必要反思，以便发掘资料的潜藏意义。我们还及时地、逐字逐句地整理访谈录音，记下言谈内容，旁批语气、语速，以及其间的沉默、迟疑、欢笑、气恼等。对于实物资料，则详细记录来源、特点和收集过程，并对其效度与信度进行判断。初步整理后，再对各种资料逐一分类、编号、归档，使之形成较为系统的档案材料。需要时，再反复阅读，提取信息，归类集结信息，发现资料的深层意义。整个过程，始终坚持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借助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解释和探究问题。

(三)书稿写作

本书写作是文献研究、访谈调查与问卷调查[24]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融为一体的过程。其间，多环节工作以一种重叠交叉、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态势推进。本书写作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一系列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呈现出来，从而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实施效应、问题、困难，以及发展创新的系统研究。本书上编集中了定量研究，即系列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及相关讨论。中编则在定性研究范式下参考邓金所谓的“把握、化约、建构、情境化”等程序(邓金，2004:56；77；167)，把访谈调查所获原材料转化成了一个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的观点，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描述研究结果，报道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下编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结果，讨论了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和教育关爱政策的发展创新。这部分借鉴了社会学家封·马南(Van Maanen)所谓民族志写作“规范的故事”方法，即通过研究结果来建立、验证、概括和展示某一理论或研究者自己的某种观念(陈向明，2000:360—361)。

在进行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进展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很多被调查者给我们提出了如下建议和希望:“深入基层，实事求是，真实反映调查结果；及时反馈信息，关注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真实汇报留守儿童情况，帮助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将比较实在的建议如实上报；通过调查督促各级政府，层层落实责任；多宣传、关心留守儿童的生活及生理问题、关心他们学习及安全问题；能真正帮助留守儿童、根据调查的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执行政策、落实责任；为党和政府提供第一手资料，献好策、及时反映到政府；号召社会人士关注留守儿童、介绍社工介入；争取资金和宽松的政策、多办公益活动；切实关心下一代、深入每一个留守儿童家庭内部、关心儿童内心真实需要、解决留守儿童周末的文化生活问题；希望一如既往地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根据调查结果扬优剥劣，制定好的政策；多关心农村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发展；多关心农村教师；拓宽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爱范围，深入农村村社和城镇社区，提高务工人员的责任意识，呼吁多方参与留守儿童教育；下基层，做实际的帮助，发现问题，解决难题；动员全社会关心留守儿童，多办实事、好事；把调查的情况综合反馈给区县；找出做得好的政策进行推广，发现工作中的不足精心设计弥补方法；形成调查报告提出具体建议……”回首整个研究历程，我们深感自己实在无法让每一位被调查者都完全满意，仅仅尽可能做到问心无愧。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充分尊重大量研究对象的意见，尽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隐私与权利，笔者在成书过程中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不愿泄露，或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的信息进行了严格保密。比如，回避了一些研究对象与我的社会关系与合作经历，隐去了一些确切的研究时间、地点与对象；又如，一律以化名代替未成年人真实姓名，对有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负面影响的成年人姓名、地名，以及一些班级、学校、村镇、区县等名称，也一律以化名代替。“真实”和“伦理”是一个考问学者的两难问题，比如，有学者就评说，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为追求“真实”而违背了社会调查的“伦理原则”(参见王振国，2006)。本书研究对象涉及大量未成年人，也涉及不少个人和单位的隐私，所以本书必须高度重视“伦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对“真实”的放弃。至于二者的关系是否处理妥善，只能期待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