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　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设计力度:相对较强

系统的文献研究发现，近年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设计力度相对较强。虽然全国和重庆市留守儿童现象出现了20多年，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大社会问题集中显现也有了10余年时间，但党和政府对留守儿童的高度重视，大体始于2005年。重庆市则在最近5年，尤其是在2011年达到了政策设计力度相对最强的高点。

2008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08］77号)明确了留守儿童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牵头”的责任制度；提出了使全市留守儿童“学业有教、监护有人、安全有保、亲情有护、活动有地”的工作目标；要求全市各区县努力保障留守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大留守儿童公共服务产品投入，积极完善留守儿童救助保障机制，逐步推进留守儿童医疗保健服务，加强留守儿童户籍管理与权益保护，净化留守儿童成长的文化环境，做好留守儿童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工作，推行完善有效的社会关爱机制。

2010年6月，中共重庆市三届七次全会《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渝委发［2010］19号)提出:“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解除外出务工群众后顾之忧。”9月，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重庆市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计划》(渝委办发［2010］41号)，要求在全市实施关爱留守儿童的六大行动计划。

2011年7月，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渝委发［2011］23号)提出实施关爱行动，“使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与此同时，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转发《重庆市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在暑期为农村留守儿童办实事的意见》(渝委办发［2011］37号)，要求在2011年暑假为留守儿童办实事，开展系列活动。

2011年11月，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实施方案》(渝委办发［2011］53号)，提出如下目标:到2015年，率先在全国建立和完善“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家庭配合、社会参与”的留守儿童关爱机制，让110万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同时明确了关爱行动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在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设计方面，重庆市也立足于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高度，系统设计文件，努力推动留守儿童教师发展。2008年7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和教育部签订《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设计了以下教师发展政策:探索建立教师编制宏观调控、监测机制，提高农村学校编制标准；统筹配置城乡师资，促进城乡教师基本均衡；实施市级农村教师全员免费培训等计划；改善城乡教师职称结构，岗位设置、职称评审适当提高农村学校中、高级比例；创新城乡教师交流互动机制；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津补贴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为落实上述政策，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近年出台了系列文件，积极促进留守儿童教师，也即农村教师发展。

横向比较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近年也有不少省级党委、政府，如贵州、湖南、安徽等陆续下发专门文件，对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及其教师发展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就政策设计力度而言，依然不及重庆。中共重庆市委高度重视留守儿童工作，市委研究室等机构牵头组织实施留守儿童教育实验研究，并把“培养照顾好留守儿童”作为全市重大民生工程，先后两次列入市委全委会决议。重庆市各区县党委政府、相关部门2008年以来也相继出台系列专门政策。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设计力度，于2011年毋庸置疑地达到了相对较强的水平。

二　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实施效果:喜忧参半

系统的问卷调查发现:重庆市留守儿童工作进展处于“一般偏好”水平；留守儿童成长状况处于“一般偏差”水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自评处于“一般偏好”水平；留守儿童教师发展处于“一般偏差”水平。综上所述，重庆市留守儿童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谓喜忧参半。

值得欣慰的是:重庆市基本遏制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留守儿童这一庞大困难儿童群体的生存发展处境有所改善，广大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少年儿童的关心爱护，广大群众能够看到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重庆市留守儿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值得担忧的是:重庆市已经动员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投入“留守儿童关爱培育工程”，但是人民群众对留守儿童工作缺乏很好评价，广大农村教师对留守儿童成长状况缺乏很好评价，留守儿童对自我心理健康缺乏很好评价，党和政府的种种努力，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与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重庆市留守儿童工作依然面临艰巨挑战。

(一)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进展:一般偏好

707名被调查者对重庆市留守儿童工作的目标实现情况、责任承担情况、举措落实情况和综合情况进行评价的平均分是2.45(1为最好，3为一般，5为最差，下同)。男性与女性、城镇与农村被调查者的评价基本一致，但是负责留守儿童工作的干部评价最乐观，平均分是2.38，而他们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占到了56.9%的比例；留守儿童家长评价居中，平均分是2.48；其他了解留守儿童工作的人员评价最低，平均分是2.63。这说明重庆市留守儿童工作的总体情况，应该比所有被调查者平均分为2.45反映的情况稍差，即处于“一般略略偏好”的水平。

全体被调查者对全市留守儿童工作目标实现情况评价的平均分是2.63；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机构责任承担情况评价的平均分是2.53；对关爱留守儿童系列举措落实情况评价的平均分是2.59；对综合情况评价的平均分是2.42。在整个问卷35种情况的评价中，全体被调查者最看好各区县对市委留守儿童政策的宣传与认识，平均分为2.39。在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机构责任承担情况的评价中，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得分最高，为2.44；村(居)委会得分最低，为2.64。

总之，基于系列数据，结合实地考察、访谈调研的情况，我们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工作整体进展处于“一般偏好”水平。

(二)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状况:一般偏差

924名农村中小学教师作为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6项正向特征判断的平均分是2.31(1为差，2为一般，3为好)。仅就这一数据分析，可知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优点比较认可，说明留守儿童成长状况较好。

所有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16项负向特征判断的平均分是2.57(1为好，2为一般，3为差)。仅就这一数据分析，可知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缺点比较认可，说明留守儿童成长状况较差。

综合分析以上两个数据则发现，所有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缺点认可程度(平均分2.57)高于对其优点认可的程度(平均分2.31)，二者平均值相差0.26。系统分析调查得到的全部数据发现，0.26的均值差距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再者，国人对一种问题的定性判断易于习惯性地选择居中状态，即“一般”。问卷的频次分析和课题组的田野调查也发现，多数被调查者评价留守儿童优缺点受到了“居中”习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缺点的认可程度还远远高于优点，说明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并不看好。

另外，全体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占“优良学生”比例判断的均值为23.16%，对留守儿童占“问题学生”比例判断的均值为45.79%，后者基本上是前者的2倍。这说明，被调查者对留守儿童优点没有较好认可，对其缺点肯定程度较高，甚至存在把留守儿童视做问题儿童的倾向。作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全体被调查者是最熟悉留守儿童的人，他们的判断，能够较好说明留守儿童成长状况不容乐观。

总之，基于系列数据，结合实地考察、访谈调研的情况，我们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总体成长状况处于“一般偏差”水平。

(三)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自评:一般偏好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3702名中小学留守儿童作为被调查者对自己心理健康水平评价的平均分是1.95(1为好，2为一般，3为差，下同)。其中，2120名留守儿童对党和政府、全社会的特别关爱有感受和体会，且认为帮助大，占到了所有被调查者的57.3%。这部分学生对自我心理健康水平评价的平均分是1.92，高于其他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

被调查者判断自己是否具有认知方面的10个问题，所得平均分是1.87。其中，对“我是个不幸的人”的认可度最低，平均分为1.52；对“自己遇到的不公平事情很多”的认可度最高，平均分为2.27。判断自己是否具有情绪方面的9个问题，所得平均分是2.08。其中，对“经常羡慕或者嫉妒别人”的认可度最低，平均分为1.80；对“总是在担心些什么事情”的认可度最高，平均分为2.43。

被调查者判断自己是否具有意志方面的7个问题，所得平均分是2.00。其中，对“需要别人提醒我才能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认可度最低，平均分为1.61；对“常常犹豫不决”的认可度最高，平均分为2.32。判断自己是否具有行为方面的4个问题，所得平均分是1.88。其中，对“有时候故意做坏事”的认可度最低，平均分为1.49；对“总是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认可度最高，平均分为2.33。

总之，基于系列数据，结合实地考察、访谈调研的情况，我们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心理自评状况处于“一般偏好”水平。

(四)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状况:一般偏差

系统分析919份问卷发现:根据农村教师整体数量判断，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水平为2.60(1很好，3一般，5很差，下同)；根据农村教师整体质量考察，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水平为3.86；从满足当地文化教育事业需要的角度考察，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整体发展水平为3.48；根据教师人生价值的实现情况判断，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水平为3.64；根据农村教师工作与生活的满意度考察，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水平为3.29；根据农民家长的满意度判断，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水平为3.13；从实现教师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统一的角度判断，被调查者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水平为3.24。

总之，基于系列数据，结合实地考察、访谈调研的情况，我们认为: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状况处于“一般偏差”水平。

三　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发展创新:任重道远

在系统分析重庆市这一主要省级个案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中西部地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点面结合的田野调查，以及持续多年的文献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留守儿童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弱势儿童群体，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留守儿童工作高度重视，但是全国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处境依然不容乐观。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并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的社会问题，其妥善解决必须依靠城乡统筹、儿童福利、教育发展、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系统创新。

留守儿童政策必须长期坚持的利益诉求是:关注民生，促进公平，追求“儿童最大利益”。留守儿童政策发展创新的基本路径是:立足于现有相关政策的系统分析，努力发展留守儿童教师队伍，建构长效机制，优化留守儿童儿童教育监护系统，重点关注留守儿童中的“脆弱群体”；努力发展农村县域经济，支持农民工带着子女进城学习生活，谋求留守儿童数量尽快减少。

(一)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政策建议

1.政府及时巩固已有成果，大力加强政策保障。以重庆市为例，近年该市留守儿童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全市要花大力气及时巩固已有成果，推广已有经验。市、区(县)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权威功能和杠杆作用，加强留守儿童教师发展的政策保障力度，提高相关政策水平，加强“城乡统筹”和“以人为本”取向。

2.提高工资福利，增强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当前城乡教师普遍实行绩效工资的基础上，全国依然有必要实施留守儿童教师的特殊补贴制度。由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等各级财政出资建立农村教师发展资金，用于留守儿童教师特殊津贴发放，使他们的月收入高于城市地区同类同档次教师500—800元。建议比照城市经济适用房制度实施留守儿童教师安居工程，圆农村教师购房梦。

3.实现管理大改观，提高农村教师职业认同度。要努力改善农村教师与各级管理者的关系，为留守儿童教师发展提供良好软环境。要深入改革农村教师日常工作管理，妥善评价留守儿童教师的工作绩效，改革人事考评管理，推行积极有效的人事管理政策，并对留守儿童教师实施多种有效激励，积极引导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4.高度重视农村教师对于农村社会的特殊价值。留守儿童教师要深度融入乡土环境，承担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彰显自己的特殊价值。为此，要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引导农村教师实现教育观念大转变；要建立有利于留守儿童教师发展的特殊制度，专门建立独立的农村教师资格认证机构与制度；建立相应的农村教育评价制度，配套改革农村中小学教育评价。

5.改革师范教育，确保农村教师来源量足质优。首先，要改革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加大师范生培养力度，偏远区县未来10年的所有农村教师、一般区县农村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条件较好区县的农村幼儿教师，都应该采取“定单、定向”的方式进行培养。其次，师范教育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课程结构，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农村特色，大力培养职前教师扎根农村教书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6.多管齐下，全面提高农村教师职后培训质量。首先，要加强留守儿童教师培训的督导管理，把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与社会公益价值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其次，要合理构建留守儿童教师培训特色课程与教学体系，提高农村教师实施留守儿童教育的思想认识与业务技能水平。同时，积极构建区域性教师培训资源共享体系，优化远程培训，提高留守儿童教师信息素养。

7.大力促进农村教师学习研究以实现自主发展。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承担责任，全社会都要积极关心和引导留守儿童教师的学习发展。每一所农村中小学校，都应该积极作为，全力促进教师的学习发展。要建设学习型组织，开展“学、研、训一体化”的校本活动，促进留守儿童教师的自主探索和自我反思。

(二)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政策建议

1.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认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研究发现，唯有各级党委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留守儿童工作才能有效开展。比如，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留守儿童，全面建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培养照顾新体制，大力遏制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恶化。《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也明确规定了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和关爱工作内容。重庆市被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誉为“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各地应该像重庆市一样，省级党委、政府主动担当，系统优化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状态。

2.推广留守儿童工作经验巩固成果。重庆、江苏、安徽、湖北崇阳、湖南邵阳等留守儿童工作先进地区的共同做法是:把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总体规划；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根据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形成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模式；依托社会力量构建家庭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立体关爱网络。各地推广留守儿童工作有效经验，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应参照我国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由县区级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确定或组建专门机构，督导所辖乡镇灵活运用“社区共育”、“结对帮扶”、“还原家教”、“家校一体”、“托管中心”等模式开展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

3.增强留守儿童心理教育师资力量。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最大，如被调查留守儿童有18%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但是，农村学校师生关系比较疏远，留守儿童认为自己的烦恼主要来源于学校和教师，而教师对留守儿童的评价很差。在父母缺席情况下，教师拥有决定留守儿童心理是否健康的关键力量。建议为农村学校配齐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造福于广大留守儿童在内的所有农村学生；在保证农村教师合理物质待遇的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大范围整顿教风，大幅度提高师德水平，努力改善农村教师工作心态和农村学校师生关系，使教师都能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同时，充分利用各地师范院校资源对留守儿童教师进行心理教育全员培训。

4.把钱用到留守儿童的教育教学中。调查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不缺钱”，他们差的是教育培养，而众多地方把有限资金大量投入到了对留守儿童的物质关爱。为体现公平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共财政应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教学进行更多投入。首先，要用于留守儿童教育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提高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水平。其次，要较多考虑教师为留守儿童教育加班应该得到的补贴。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资金用于构建以寄宿制学校为中心的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体系。该体系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留守儿童的包括周末、节日、寒暑假在内的住校学习辅导和住宿管理等费用，予以一定比例补贴，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引导留守儿童家长投入一定比例的教育费用，确保每一个留守儿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监护。

5.依托学校创办留守儿童假日乐园。调查发现学校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为有力的机构，而留守儿童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周末、节假日教育监护一片空白，校外安全风险极大。所以各地应高度重视学校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依托农村中小学，特别是寄宿制学校创办留守儿童假日乐园，在课余、周末、节日、寒暑假把留守儿童集中起来教育管理。所需费用，由留守儿童家长和公共财政共同承担，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政府提高补贴比例，家长少交或不交费用。当前农村学校的建设基础和广大家长、学生的共同需要为留守儿童假日乐园的开办提供了可能。为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搞好寄宿制学校硬件建设，学校则需努力开发实施适合留守儿童课余生活的“快乐课程”，全面提高课余教育管理质量。

6.同等重视父母一方外出留守儿童。父母双系抚育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父母单方长期外出也会导致家庭子女抚育功能的严重缺损。我们调查发现，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比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加令人担忧。具有10种认知问题、7种意志问题和4种行为问题可能性最大的都是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有时候故意做坏事”可能性最大的则是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略差的也是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然而，一些地方调查统计和教育关爱留守儿童都排除了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各地留守儿童政策务必同等重视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对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甚至要更多关注。

7.落实对特殊留守儿童的特别关爱。调查发现对党和政府、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有感受和体会，且认为帮助大的留守儿童超过了一半，但认为帮助不大，以及没感受到、没听说过的仍接近有一半。留守儿童是一个呈高度分化状态的群体，少数留守儿童生存发展问题极其严重。如极个别留守儿童身心受过深深伤害，留有严重后遗症。仇视社会，对抗父母家庭；行为偏差，深夜外出上网；生活绝望，具有自杀倾向；理想匮乏，沉迷色情享乐；以身试法，已经违法犯罪。少数留守儿童则面临着各种严重的家庭生活困难，如父母贫病交加，或违法犯罪，或因工伤亡，或离婚出走，或数年不归，对于这些留守儿童，务必采取特殊政策举措，做好一对一帮扶工作。同时，不要人为扩大留守儿童负面特征，彻底杜绝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

8.加强立法、执法工作，建构长效机制。我国留守儿童问题涉及地域广阔，人员众多，且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各地要加快相关立法工作，确保执法具有实效，建构长效机制，使留守儿童工作立足农村常抓不懈。立法与执法工作要进一步明确留守儿童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的责任与义务，完善民间委托监护制度，建立国家义务监护制度。要进一步严厉打击侵犯留守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消除农村社区非法组织、不良网吧、邪教势力等带给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要创新法制宣传与教育方式，加强留守儿童法制教育，提高其遵纪守法的素质和利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留守儿童较多的省市，要进一步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或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尽快制定《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保护促进条例》。

9.努力谋求留守儿童数量尽快减少。各地应进一步细化政策设计，强化政策实施力度，努力发展地方经济，吸引农民工大量返乡就业创业，同时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引导农民工带着子女进城学习，大幅度减少留守儿童数量。调查发现:多数被调查者对这些政策思路有着积极评价和热切期盼，可以为系列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充足动力；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必须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尽量就近创业就业，如重庆市璧山县、长寿区等地近年已经取得了大量值得推广的经验；农民工子女“异地高考”、改革户籍制度、抚养未成年子女农民工优先租住廉租房、公租房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将有利于留守儿童的大幅度减少。

[1]从功能分析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留守半年的儿童在自尊、心理控制源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与普通儿童有显著差异，半年是划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关键性时间标准(参见郝振、崔丽娟，2007)。

[2]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父母任何一方长期外出的儿童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双方在家庭教育这个系统中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将给儿童的成长带来较为明显的影响。

[3]在父母单方或双方长期外出时，到自己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寄居”，或在寄宿制中小学住校学习的农村儿童，也属于本研究关注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时间分离居住是其定义的主要标准。

[4]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研究发现，2010年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其相关比例与增幅见本书“后记”第一段。

[5]本书一般以“我们”指代本书作者和留守儿童研究合作者。

[6]该书基本情况见本书后记注释。

[7]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社会学资深研究员邓金(Norman.K.Denzin)提出并系统阐述的研究方法。邓金(2004)认为，社会学家要尽最大努力去搜索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理解生活世界中“沉默者”(这些人要么不在社会科学中“出现”，要么出现了也是扮演一个“沉默”的“任人宰割”的无名者)曾经有过的创伤、恐惧、焦虑、梦想与希望，唯有如此，那些旨在帮助“身不由己、没有选择的人们”的社会政策才能行之有效。本书中编力图充分践行邓金的理论，其主要做法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描述”；高度关注研究对象的“心灵发现”(参见任运昌，2009:400—402)。

[8]“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是美国当代人类学家、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提出并系统阐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记述和解释相关事件是“主位研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进行考察与判断是“客位研究”；检验主位研究的效度主要是看其记述与解释是否符合当事人的世界观，是否被他们认为正确、恰当、有意义。检验客位研究主要是看其考察与判断是否就有关社会文化现象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参见黄淑娉等，1996:328—330)。

[9]重庆市妇联2007年8—9月统计，全市0—16岁父母双方和一方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有235万人，占农村0—16岁未成年人总数的53.41%(重庆市妇联，2007)。近年重庆市留守儿童总数略有减少:重庆市教委统计，2010年9月全市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双亲同时外出的留守儿童(即“双留守”)约为130万人(见《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渝委发［2010］19号)；2011年9月约为110万人(见渝委办发［2011］53号文件)；2012年9月约为107万人(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所述访谈有关干部的准确数据)。

[10]参见本书第1页对留守儿童的界定。

[11]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超过50%，重庆居全国首位。

[12]《重庆日报》从2011年9月5日开始，以“重庆: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为主题，陆续刊登“缩差共富照顾培养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区县特别报道”，关注全市各区县在此方面开展的一系列探索和创新。

[13]具体情况详见本节后文。

[14]见本书附录。

[15]其基本情况见本书第二章表2－1。

[16]主持人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谷生华教授，项目编号DHB030310，已于2006年9月结题。

[17]任运昌等:《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西部农村基础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9月版。

[18]主持人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林健教授，项目编号05XZX001，已于2008年12月结题。

[19]主持人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任运昌教授，项目编号06XSH001，已于2009年2月结题。

[20]主持人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谷生华教授，项目编号07XSH003，已于2010年4月结题。

[21]这种研究方式被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庄孔韶教授命名为“鼹鼠法”，与此相对的是“蝗虫法”。庄教授认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均以“更广和更深地获得整个的或区域的人类认识综观为目的”，为此，“需要无尽的面与点的考察积累与良好整合”。其中，“面的”研究主要“使用覆盖较大地理面积的、体现区域文化之宏大时空内涵的，或者认同某一偌大族群人口的认识框架的观察法、调查法和研究法”，即“辛勤可敬”的“蝗虫”法；“点的”研究则主要依靠“学者(个体或群体)长期孜孜不倦地在一个调研点或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挖掘和‘深描’”，这就是“执着可爱”的“鼹鼠”法(参见庄孔韶，2007)。本书系列不同单位大小的个案研究就是在践行“鼹鼠”法，我们2004—2008年的调查研究和后文所述验证性调查，则可视为“蝗虫法”的实践。

[22]个案调查是以一个个体或组织(例如家庭、社区、学校或部落等)为对象，对某项特定行为或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参见林重新，2001:428)。个案调查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重点访问、生活史研究、个别文献分析等(参见徐经泽，1994:108)。

[23]问题参见本书附录“农村留守儿童政策调研访谈提纲”之“成人书面访谈提纲”。

[24]主要指重庆市留守儿童教师发展、留守儿童成长状况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问卷调查，所用问卷见本书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