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国家、一个人：如何获得世界的尊敬？

首先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实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中国在一些国际竞赛中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一点世界是承认的。但是这种承认可能会遮蔽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在国外、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获得尊敬的程度，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获得的承认不是很相称，尤其是中国人在现代文化的创造上，还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支撑中国人的创造所必需的生命和精神状态，还没有形成鲜明的“中国式审美形象”——模仿、依赖和等待，以利益为中枢不断抛弃昨天的选择所显示的“聪明”，这样的生命状态基本上还是我们的现实。动辄我们只能炫耀传统的东西，除了琴棋书画、四大发明、风俗文物，我们就没有办法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还有什么东西”，因此这就不可能让世界获得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尊敬。有一个问题几乎是我们集体回避的：西方经济实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它的人文观念的创造，是同步的。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科学和技术上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包括民主、自由、个体等人文主义的观念。所以，西方对世界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是文化观念上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同步”，才使得西方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保持了持续的发展状态，西方文化也才成为世界的主流。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思想的创造，是保证经济和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技术的基础是原理和理论，如果原理和理论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发现和创造，西方的中心化影响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很辉煌的。这个“辉煌”，不仅仅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当时是领先的，更重要的是以与这种经济和科学相匹配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的思想，尤其是以儒、道、释形成的思想结构，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显然的。比如书法、武术，与道家文化就密切相关，中医与“气”的哲学密切相关，而道家文化对“技艺”的推崇也与“四大发明”有深层的文化关系，甚至蔡伦为什么用树皮、破布做造纸业的原料，也与中国哲学的“节俭”意识有关。我们今天在和东亚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常常为这一点而自豪——中国曾经影响到东亚文化各国，甚至也通过“丝绸之路”影响过世界。大家熟悉的哲学家黑格尔、罗素，以及今天的西方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都在他们的思想中谈到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至今仍然能获得世界的尊敬的原因。但是这样的尊敬与我们尊敬西方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西方文化赖以自豪的不仅是他们的古代文明，更为辉煌的其实是他们的现代文明，这种可以不断创造新的文明的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区别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原则性差异。

把这个问题再挑开看东方文化。日本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强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展非常快。日本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对过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日本理论界的丸山真男、竹内好这样的思想家，都探讨过这种东方与西方冲突的困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虽然大家感觉到日本的经济、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但是要说到日本的文化、观念，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哲学，要对今天的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就不见得了。所以日本的哲学界迄今也没有产生在现代化道路上影响世界的“东方式的现代哲学”。日本文学界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虽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因为他的小说中有自己对世界独特的哲学理解和体验，而这一点，文学评论界并没有很好的挖掘。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家，所以不可能在文化观念上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就像中国有现代作家鲁迅、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但还不能使中国现代哲学影响世界一样。所以日本的现代化道路，还存在着文化观念与经济和科学技术没能保持同步的缺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没有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那就是凝结在他们产品中的“缩小”理念。韩国的李御宁写过一本书叫《日本人的缩小意识》^[2]，集中地把日本人的现代创造通过“缩小”这个概念体现出来。这种“缩小”首先体现在日本的生活用品上，全世界现在使用的很多东西都与日本的产品相关，比如我们吃的快餐盒饭，我们用的折叠扇，更不用说数码相机、电视等，这都是日本人的创造发明。但这种创造发明，更主要是体现在他们的生命状态和国家精神的创造上：将生命的能力凝聚在自身而不给社会添麻烦，将每个人的力量凝聚成一个人式的“整一群体”去拼搏而不依赖外援，将生命的所有热情凝聚成工作的高度专一、细致和敬业而形成国家产品的一流。使用日本的东西与谈日本文化存在的问题是不矛盾的。只要是质量好的东西，人们都愿意使用。你不使用日本的东西可以，但中国自己要制造出可以与之抗衡的产品才行。否则那只是情绪发泄，而不是理性批判，更不是能让世界尊敬的批判；尊敬日本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命能量与谈日本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乏东方式的现代哲学贡献给世界，也是不矛盾的。而日本的这个问题是否能够由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来弥补，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

把这个问题再缩小，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提倡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一流大学不仅是综合性的学科概念，也不是在世界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多少的概念，更不是规模大、博士点多的概念。因为中国要搞博士点和重点学科，可以像“大跃进”那样搞，但质量怎么样呢？我认为一流大学必须在知识和观念的生产上能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培养出能创造和发现独特思想理论的大师才行。因为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以及由此支配的人的生命状态和价值追求，决定了你技术创新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决定了技术创新与其他文化创新的关系。只有突破技术层面上的发明、发现达到理论上的创造，一个学校、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所以哈佛大学等西方的名校，正是这样才成为世界一流院校的。以此类推，中国的一些著名高校之所以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号，也与这些高校在理论创新特别是理论原创上的滞后密切相关。其中我们的文科高校专业学科点再多，资料功夫做得再细，文章写得再有才华，但如果不能进行重大观念和理论的生产，那在人文学科方面也不可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一流文科大学。所以我常常跟本科的大学生说，在理论原创问题上，现在中国没有名校，所有的高校都差不多，处在同一层次。我们国家有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奖，但是缺少自然科学重大的发明奖。我们有很多工程性的院士、技术性的专家，但是我们确实还没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理论家。也就是在原理和基本理论上我们没有重大突破，这使得中国高校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都缺乏理论的原创性突破。各种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学术评奖，也没有真正以理论原创作为评价标准，所以获奖作品很多都是低程度的创新。因为以理论原创为标准，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文化积累的国家，就应该允许理论原创开始的不成熟和试错，并注重对其的培育。但现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奖，更多的是工具书，或阐释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理论的研究性著作在获奖，基本上没有个人化的理论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研究获奖，在评价中更多是看学术功夫而不是思想、观念和方法的突破，这样就形成不了支撑“中国式理论创新”的气候。这种滞后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同步发展。

所以，今天中国的文化观念还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获得现代创造，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自觉实践。因为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进程，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对商业的隔膜是明显冲突的。所以在这种冲突中要形成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化，是有它的难度的，但是也意义相当重大。我认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提出的“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一种中国文化观念的现代挑战。因为要说服像日本这样的通过对外侵略走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要能通过这种说服与西方式的、带有侵略性质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一个对峙的格局，“和平崛起”里面就包含着一种文化创造的含义：既要崛起，但是又要和平，这种崛起就不是西方式的“强”，这种“和平”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因为要“崛起”，你肯定要注重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充分展开，要“和平”，就是你的创造展开后如何形成和其他创造性事物的“彼此尊重”的局面，这个问题是中国儒家和谐观难以直接解决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和谐并不注重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展开，而世界观的创造一旦展开，就会有不同于儒家的世界观产生。儒家如果平等对待这些世界观，就形成不了儒家“天下一家”的血缘式等级和情感化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结构。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性质的文化如何形成的一个新的“和”之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儒家的“和而不同”硬加进“平等之和”的现代理解的问题。只有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才能应对西方不平等的“二元对立”文化的挑战。

其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说到“大款”。一个大款很有钱，我们会很羡慕他，但是要说你能不能尊敬这个大款，那就未必了。反过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梵·高，他是现代主义绘画的鼻祖，他没什么钱，甚至吃饭都成为问题，但是你说到他，不是羡慕而是油然而生的一种敬意。这里面就提出一个问题：对一个人的“羡慕”和“尊敬”是两个概念。这个人的日子过得很好，我也想过这样的日子，因此现在我很羡慕他。但是这个人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就不会尊敬他。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商人，尤其是我所了解的一些靠艰苦创业成功的浙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去走自己的道路，而希望孩子去读书去深造，成为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人才，很可能就传达出这种“我并没有受到世界尊敬”的心理。因为赚钱不能说明你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文化上的贡献，钱只能施舍，但不可能去影响世界，只有文化才能影响世界。所以文化的创造比金钱的慈善更重要。钱可以让人活下去，但文化才能让人们心灵安顿。我们以前理解“贡献”就是“出力流汗，公而忘私”，但这同样是在利益层面上理解贡献。当你贡献的利益如果流到以集团名义和人民名义出场的贪官手里，你的贡献便打上折扣；如果你的贡献是给真正为每一个人谋利的集团，那么你的贡献就应该有合理回报，而既然你的贡献有合理回报，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贡献。如果你不计回报，当然可以是利益上的贡献，但你要考虑你这个贡献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如果你资助的农民拿着你资助的钱去赌博了，你的资助同样是令人遗憾的。关键是，利益层面上的贡献只能解决你贡献对象的利益问题，但解决不了获得利益后的个人和群体如何让世界尊敬的问题。所以“尊敬”属于与利益没有多少关系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人只有贡献了别人不可能贡献的精神财富，才能相配这个概念。所以我提到梵·高是因为：梵·高再吃不上饭，也不会放弃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绘画，这种绘画才是他的生命皈依，他就是靠它安身立命的。注意，我说的是只有属于自己的画才能安身立命，而不是说绘画。“干什么职业”对一个人安身立命根本不重要。我们尊敬梵·高不是因为他从事绘画，我们是尊敬他通过自己的绘画给人类艺术史所带来的不可重复的贡献。在梵·高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古典主义式的、和谐宁静的绘画，就像《拾麦穗》那样的非常宁静和谐的一种画面，或者像《蒙娜丽莎》那样一种含而不露的微笑。但是到了梵·高笔下，世界一切都开始生机勃勃了。我们看他的《开花的果园》，马上就会感觉到一股春风不断轻轻地扑面而来。所以梵·高是西方绘画史上第一个将生命的质感、生命的灵动性贯穿到绘画里面的艺术家。这样的一种绘画及其所带来的艺术以及由这种艺术所形成的历史，对后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整个现代艺术对生命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梵·高开辟的。所以真正的贡献是对人类的精神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产生这样贡献的人和国家，世界才能尊敬他们。我们看韩剧《大长今》也是如此。长今最后不仅仅是宫廷内外男女老少，而且大臣和仆人都尊敬她，在亚洲和世界播放后，同样让很多人既喜欢又尊敬。长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她是一个始终追求自己创造性的人，并不是只以当上“最高尚宫”为目的的人。长今的人生有一点信念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最好的”——所以长今做的料理，菜谱上是找不到的，长今开的药方，医书上也没有现成答案的，如此才能解决现成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成为“最好的”。尽管崔尚宫能用很好的食材，而且也有家传的菜谱菜肴，但是就是做不出长今独特的味道，这说明材料并不是很主要的。引申开来就是，学术研究用什么样的材料，是用新发现的材料，还是用过去老的材料，我认为相对于“中国式创新”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发现新的材料我认为对学术是有贡献的，材料的发现可以证伪原来没有发现这个材料的观念，会对原来的学术结论有所突破。但是这个新发现的材料和原来的材料放在一起，你怎么有一个观念和理论上的总体把握，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有的时候用新的材料得出的依然还是和原来结论差不多的观点，甚至你会用原来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来解释这个新的材料，那就没有多少意义。反之，你如果有自己的观念创造，就是老的材料、大家司空见惯的材料，你也可以得出新的结论；甚至就是一般人不使用的、看不上眼的材料，也可以在你的创造性的思考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我认为学术上所用的材料就类似于长今做菜中所用的“食材”，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它、统摄它、对待它。

所以，从否定主义的“本体性否定”理论出发，创新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基本原理依附和模仿西方，加进中国的特色和个性，或者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中徘徊组合，也是创新，也具有创新意义，但这种创新不可能使中国人获得现代文化的安身立命，更不可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功能，它只是我们在现代化背景下不得不如此的应对，具有被迫性。我不轻视百年来这样的中国创新的意义，但这种创新不可能获得当代世界的尊敬。西方人依然在重大理论和问题上可以不把中国当回事。另一种性质的创新就是“不满足于”前一种创新的状态，通过对理论的批判与创造的自觉，以提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打通世界问题”为坐标，来建立中国式的关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同时通过改造儒、道哲学来完成中国当代人文思想的建设，促进中国现代文化获得内外一致的“中国现代文化现象”建立，并把后者作为“中国式创新”的“本体”或“核心”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