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亲和、穿越、对等于世界的中国式个体
强调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世界”作为中国现代化对中国个人观建设的要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个体化理解世界”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群体“对立”和“超越”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个人对社会、群体和国家“对等”、“穿越”的基础上，这是牵涉到是否存在“中国式个体”的又一理论原创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家苏轼从来没有进行颠覆现行政治体制的实践，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文以载道”之文坛主流文学观，但他的“御史监察制”的倡议，却不是现有政治哲学可以概括的，其代表作，也不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道”可以概括的，所以我将苏轼概括为“亲和、穿越、对等于世界的中国文化个体”，体现出中国式个体“亲和尊重既定整体”、“穿越改变既定观念”和“内在对等既定世界”的统一，可以作为中国当代个体观建设的文化资源来看待。
就“亲和尊重既定整体”来说，其一，无论皇帝还是渔民，诗人还是歌妓，亲人还是生人，朋友抑或对手，均采取人格上的尊重与态度上之亲和，此乃谓所有人都作为人类家园的成员来平等对待。“亲和尊重既定整体”，在“人”的层面上不存在对抗关系、排斥关系，当然也就没有帮派关系、结盟关系，这使得中国个体对世界反而可以呈现为对每一个人都尊重的整体态度，并打通西方“人人平等”的现代文化。这种亲和尊重不仅是礼节性的，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礼节和内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尊重有可能掩饰内心的轻蔑，而内心的尊重使得礼节上的尊重变得不再刻意——这正是苏轼比较率性的原因。特别是，苏轼即便不赞同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攻击和打倒王安石，王安石罢官后苏轼仍然去看望他，更突出了苏轼在“人”的意义上从没有“真正的敌人”这个概念，这对中国传统文化“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的状况是一显然的突破。苏轼能与和尚、歌妓交朋友，意味着只有不从地位、身份、职业去看人，这个世界才与“人人权利平等”的西方现代性能够打通但又有所区别——这个区别体现在个体首先不是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与世界发生冲突，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而对世界“一视同尊”。所以，苏轼虽然被算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阵营，但由于苏轼对派别争斗并无兴趣，就没有积极参与“旧党”对“新党”的争斗。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是一种“亲和他人、尊重整体”使然，从而可为利益争夺的全球化现代生存环境做出东方性的示范。其二，中国式当代个体与世界的亲和性整体关系，还应该体现在将群体性理解作为个体世界的重要部分、显层内容来看待，以体现中国个体对群体的尊重和容纳。林语堂认为苏轼对堂妹的暗恋并没有逾越传统的婚姻规范[15]，其实便传达出中国个体在实现自我价值时并不以对抗传统规范为代价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个体自我实现的一种隐性的、含蓄的存在性质，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中国式个体对世界的宽容性。这种“隐性的自我”比较西方文化中“裸露的自我”，不仅会避免个体之间因对立形成的隔膜关系，而且可以产生类似气功那样的内在强力。即我们不能说苏轼与堂妹的感情关系是“真感情”，也不能说苏轼与夫人的感情是“假感情”，而只能说苏轼与夫人、与堂妹的感情同样都是有价值的感情。只不过社会的运转和文化的承传使得苏轼与夫人是一种群体化的显层感情，而苏轼与堂妹的关系是一种私人化的隐性感情。林语堂说苏轼是“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悖的”[16]，即是指这种整体之一、隐性之二的关系。如此一来，苏轼对群体性自我和个体性自我的双重重视，就突破了中国文化“真与假”、“虚与实”之对立性命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将西方自由主义视之为“真”，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依附于儒家伦理的人格简单判定为“虚假”而抛弃。
就“穿越改变既定观念”而言，“个体化理解世界”与“依附儒家、道家哲学做新的阐释”之不同处在于：由“生生”所产生的“通透”可以不突破儒、道哲学而只是解释“经”的创新，但“穿越改变”却可以突破儒、道哲学而体现观念和原理的创新。如果突破了儒、道哲学，“通透”就由“变器不变道”转化为“尊道也穿道”，“求同存异”就改变为“尊同求异”，从而在性质和结构上对传统的哲学思维与观念有了创造性改造，不改变既定思想性质的“通透”就转化为突破观念进行原创的“穿越”[17]。苏轼写过“我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类诗，明显与道家的超脱哲学水乳交融，构成苏轼全部作品可以用儒、道、佛哲学解释的某些方面。苏轼是靠这些作品建立起他与传统和其他诗人的共同性的。但在他最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中，读者虽然可以用“天、人”思维类比他的《琴诗》中的“琴”与“指”，从而看出他的作品与儒家哲学命题“天与人”命题的亲和性，但“琴声”是“琴”与“指头”共同合作的产物，意味已突破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合一”观和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道决定人”的思维，具有苏轼的“天人对等”的独特意味。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个体“亲和现实又可以不限于现实”的“穿越现实”的品格所致，是中国式个体文化的独特产物。另一方面，“改变既定观念”所显示的“穿越”性，是通过“理解的层次”或“意味的张力”体现出来的，从而使得个体创作的文本、符号体现出“表层的共性理解背后还有深层的独特理解”、“时代性文化意味后面还有个体独特的意味”的中国特性。只要我们注意到故宫的建筑结构，就会发现领略故宫的审美奥妙是必须穿越天安门、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最后到达御花园。作为休闲游乐的御花园与前面处理公务的大殿比较起来，性质和功能明显是不同的。这样的穿越过程凸显出中国文化的“象后之象”[18]，是明显区别于西方文化中直面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崇高”、“纯粹形式”和“反抗绝望”等艺术符号的。这使得中国个体独特理解是不对立，不破坏时代性、社会性、群体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在哲学上是一种“整体中的个体”。御花园的闲赏性质，是通过乾清宫之寝房逐渐转折而来的，而不是唐突的、断裂的、革命的变革。中国个体的“独特理解世界”看上去仿佛是与既定的文化理解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很容易使得我们将真正的有自己理解世界的个体混同于没有自己理解世界的依附性个体。也因为如此，中国个体的“个体化理解世界”的存在方式不仅容易被中国思想史边缘化，而且在文化和文学批评中也常常被做如“现代—传统”这样进行类型化解读。这就导致我们容易看到《水浒》“替天行道”、“弃恶扬善”这些能被儒家文化解释的文学内容，而作品最后梁山好汉悲凉结局对“替天行道”质疑的独特理解却容易被忽略。过于看重一个人、一部作品“显在”的存在方式与内容，其后果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和艺术失去了内在的独创性深度。
就“内在对等于既定世界”而言，中国式个体应该是由“八卦之对等”关系启发而来的，或者是对“八卦”进行现代新的阐释所致。《易经》“太极图”如果作“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间的性质同一的关系解，八卦就是“多样统一”，且必然推导出“天人合一”的理解，人、文化与万事万物便可理解为从属同一种“道”，个体对儒家伦理的遵从就是合理的；但如果将“太极”理解为材料渗透的影响性关系，将每一卦看作阴阳材料相同，但结构不同的并立存在，那么八卦之间便是“多元对等”的关系——即每一卦是区别又不高于另一卦的存在，而且其区别也是性质的区别，是道的区别而不是对道的理解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可以推导出“人与天”、“个体与群体”的“整体中的二元对等”关系而不是西方的“非整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八卦之整一性构成了个体与世界的整体性，但八卦的对等性则可以提炼出“整体中之内在对等”的观念。具体说来，“个体化理解”之所以不是“对立”于“群体化理解”的关系，是因为中国个体应该看到基于任何一种理解所建立的制度、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均有其长处与短处，所以依托一种理解所显示的长处去批判另一种理解所显示的短处，因为没有从文化结构去考虑问题，是最容易但也可能是最无效果的。那种基于西方文化擅长逻辑分析的长处去指责中国文化缺乏这样的长处，已被百年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现代化实践证明其局限。因为中国文化基于印象、感悟和情感式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建立在对世界“天人合一”的理解基础上并将这样的理解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的。但苏轼的诗词之所以有明显的独特意味，是因为《琴诗》以一种“天人、物我对等”的关系本体论来把握人对世界的理解的，从而不仅突破了《易传》的“天人合一”哲学，也突破了荀子的“天人相分”中人“最为天下贵”的人本思想，自然也不同于刘禹锡在《天论》中所说的天人互为优胜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观念，这就不是“承载哲学之道”而是“穿过哲学之道”了。苏轼经典作品的深层内容便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哲学性理解”的意味。这种个体化的理解由于改变的是传统的依附性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这就使苏轼的平和大气明显区别于王安石的颐指气使，也使得认定无路可走时的鲁迅显得忧郁虚妄。这种平和大气与忧郁虚妄，已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克服”、“轻视”的基础上，所以个体世界内部就存在着隐性的“群体理解与行为——个体理解与行为”的“二元对等”结构，是“透过原来的理解世界建立起自己的理解性世界”的“意味内在对等”的关系。于是，“两种理解性世界内在对等”显示出中国个体的深度独立，而表层内容对群体文化的容纳则显示出中国个体的亲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