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史与概念史：一个方法问题的探讨

人类社会总是以文化的形式谱写自己的文明历史。在历史中呈现的文化，可以表现为未必言说、任由岁月侵蚀，但却以自身的存在而彰显历史的“器物”，也可以表现为貌似可以任意言说但实际上一定有着内在规定的“观念”。器物文化与观念文化交织出的历史，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表现方式，也由此成为走出历史，并且仍然以各种方式创造历史的现代人的宝贵财富——现代人之所以为现代人，不是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如何“现代”，而是因为身处现代的“人”拥有历史。

作为观念史的表达方式，社会史和概念史是任何一种关涉历史的理论的基本研究路径或方法。前者指“历史表述史”，后者指“历史反思史”。在研究实践中，这两种研究路径互相阐发并相互参照，瑞因哈特·考斯莱克认为，社会史表现为“在将人类生活的所有‘历史表述’还原为‘社会状况’的同时，也由‘社会状况’引出‘历史表述’”；概念史表现为“把‘社会史’特别是‘政制史’的分析与‘概念史’的问题结合起来”[1]。

显然，社会史更加倾向于历史的真实表达，因此它以还原历史的方式表述历史，并且由此构成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但是，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以哪种方式才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性，却成为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表述”的方法问题上，就存在着“言谈”和“书写”真实性问题的争执。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言谈”和“书写”两种表达“真实”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按照他的理论，传统哲学和人类历史中所看重的“言谈”方式，不具有也不应该具有以“更加真实”的身份统摄书写历史的权力。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书写”的真实性分量更重。在解构主义看来，“言谈”与“书写”的任何偏重，都可能导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峙和主客二分，其结果必然是逻辑帝国的形成。于是，历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而在于以何种方式“解构”出来。

德里达的解构是历史的现代解构。它不仅包含着历史中器物文化的解构，也包含着历史中观念文化的解构。于是，历史的“表达”与关于“表达历史”的解构，同样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基本途径，社会史不可能离开观念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中，社会史力求以“客观性”的笔触完成对社会或历史的描画。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界定这种客观性呢？

社会史中的客观性，绝不是历史中所有客观存在的泛泛列举。历史与逻辑之统一中所强调的逻辑环节，铺垫了社会史所选择的范围及其意义。这里的“客观性”，一定是形成此种历史的那个时代的一种标志，即时代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能够展现历史的时代性的东西，才能纳入社会史的范围，并且能够在社会史的“求真”过程中，解释其客观性问题。这样，在这种客观性的解释中，就已经暗含着一个基本内容，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时代的标志性问题，并由此而把此问题纳入社会史的乐章之中？

哲学把构成社会史乐章的主旋律，称为“解释原则”。社会史的解释原则，不是历史中普遍存在的客观性原则，而是某个历史阶段人类所形成的共识的客观性原则。某个历史时期共时性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精神发育与发展的标度，是人类认识水平与实践水平的标志，也是历史承接与延续并且在承接和延续中显现历史阶段性的关键环节。能够构成时代共识的尺度，即是时代的解释原则。海德格尔说，存在是向“此在”敞开的状态，作为此在的“人”，以哪种方式表达“在者”的“在世之在”，那么“存在”就以哪种方式规定并显现你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既定的和无法改变的，但世界如何展开，却依赖我们的时代性的共识。金钱拜物教成为基本共识时，世界以经济方式向我们展开；官本位成为基本共识时，世界以制度腐败形式向我们展开。这样，社会史所追求的客观性问题，便以时代性的共识性解释原则表现出来。

当一个时代认可了某种解释原则，意味着这个时代已经以时代性的共识为自身打下了历史性的标志。那么，社会史以此为前提，论证此种解释原则所能包容的社会之全部，就是一项技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时代的社会史或问题史，所形成的应该是在时代性解释原则基础上、以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观念史”。在这里，概念不过是“观念”的表达方式，而“观念”所反映的，则一定是共识基础上的解释原则。社会史要寻求的，首先是构成观念的共识“是什么”，其次才是在这种共识原则下对历史中的社会的解释或描述。当我们找到了一个时代的共识性解释原则之后，就意味着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去看待历史的存在和历史中生发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史的客观性所指。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化为历史的永恒，历史不可能永久地驻足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当一个时代以结束自身的方式开启另一个时代时，该时代所谓共识性的解释原则，便会被新的时代理解为一种“合法性的偏见”。于是，讨论、质疑、反思、批判这种时代性的共识，就成为思想由“现存”设法移居为“现实”的一种努力。这种思想的努力，构成概念史的基本篇章。

由概念构筑的历史和社会史一样，也一定是思想的产物。从形态上看，概念总是以“反思”的方式力求将观念提纯，并且在这种提纯过程中，形成可以独立于直观的经验世界之外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独立性的求索，使不同时代关于某种思想所形成的概念，按照某种理论的要求链接起来，形成概念自身的历史。

同样是一种历史，同样是关于历史的观念性表述，社会史和概念史当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概念史有着自身形成的历史，有着在自身历史中所形成的、有别于社会史的鲜明特点。

概念史中的概念，不再是观念的表达形式，而是任何一种观念得以建树的根基。我们知道，文明的发育仰仗着思维能力的提升，由“抽象”而形成的概念，曾力求将概念所要反映的内容进行一般性的整理，因此，概念以“一般”的特征作为思想形成和思想交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观念，都首先仰仗着概念作为基本单位，并以概念的形式完成观念的铺叙。在这种铺叙中，观念将遵循概念的逻辑完成自身的整体性构建，由此，能够解释历史的观念，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概念，而是一个能够具有概念史意义上的概念集合，一个能够为观念的解释获得支撑的概念体系。

概念史中把概念当作“对象”时，它所涉及的概念不再是某种解释原则下对事实的表述工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原则。关于世界的说明或解释，来自于概念本身，而不是解释原则下的概念。显然，构成解释原则的概念，不仅仅是具象事实抽象的结果，它的形成，经历了“感性具体蒸发为思维表象”和“思维表象还原为理性具体”的基本路径。由此而构成的概念，是一个理性的综合，它不仅以概念之间的逻辑链接着彼此的关系并由此形成概念的历史，并且在这种链接中不断以反思和批判的手段审视着“链接”的合理性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历史有可能区别于历史中的其他，独立为人类可以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把握的历史性存在。

从功能的角度上看，概念史和社会史也有很大区别。社会史以“表述历史”为基本功能，因此它对历史的表述，一定会在相应的社会史解释原则确立的前提下得以成立。而这个解释原则，来自于被解释的历史中的共识，因此，社会史一般以观念形态的静态表述作为表达历史的基本方法。换句话说，社会史是一种静态观察、静态描述的过程，它的理论也是在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中构造出来的。黑格尔认定“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飞出树林”，十分准确地描述了社会史的这一“历史之后述说历史”的特征。概念史则不然，构成概念史的概念，不仅仅要观照历史，而且更要观照现实和未来。因此，在时间上，它不以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为唯一的解释内容和参照，也不以现实所生发的一切存在为唯一平台。恰恰是在历史接续现实、现实走向未来的重要环节中，构造出能够作为解释原则的基本概念，从而构造出概念史中一个个理论环节。也就是说，概念史是思想变动中概念的生发过程，这些概念对其内容的彰显，不是静态的说明，而是动态的、批判性的超越。而由这些概念链接起来的历史，有着可以独立于内容的自身逻辑。从方法上说，社会史是一种分析的结果，即以已经形成的某种历史为对象，分解之后形成观念的历史，概念史则是综合的结果，即在一个确定的或不确定的逻辑路向上祭起批判之大旗，以思想的逻辑批判思想的观念。

社会史立足于某个解释原则之普遍认定的求解和应用，它往往以某个历史时段解释原则的形成，以及这些解释原则如何获得共识性作为理论前提。对于社会史来说，存在的合法性是第一位的，它要表述的，就是历史中的合法性，因而是现实的存在。概念史则立足于自身逻辑的演绎。它不仅要考虑构成解释原则的概念能否解释历史或现实的存在，更要追求自身的合理性问题，因此，社会史对社会的种种形态和现象的认定，是以其合法性的追溯为核心，而概念史在概念的理性演绎中，则以合理性的求证为核心。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社会史强调的是解释原则的共识和认同，而概念史则以社会史的解释原则之反思和批判、以社会史的存在之讨伐为内容。

无论是“表述”一个社会的社会史，还是“反思”一个社会的概念史，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成因，因而也有着各自的不同。但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驻足于一个时代的概念史，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驿站，因而往往重合于这个时代的社会史。海德格尔把概念史与社会史之间的重合，称为“思想的移居”。一个能够形成思想移居问题的理论，一定涵盖着人类精神最为执着的追求。一个能够产生思想移居的时代，一定是一个思想变革的伟大时代。

与人类文明共生的自由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涵盖了人类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基本旨趣。以自由为主题的思想移居所创造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它刻画了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发展与进步。因此，无论是自由的社会史之表述，还是自由的概念史衍生，都将在思想的移居中开垦出属于人类的自由之路，并且在人类自由之旅的行进中，朝向自由本身。

当我们在思想移居的旅途中展开自由的基本步伐时，概念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将由于一个全新历史平台的确立而转变为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方法论。它的工作，不是要将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中的自由历程做简单描述，也不是以“思”的方式对自由历史做一般的理性分析，而是要在一个时代变革的历史关节点上，重新整理人类精神的时空秩序，在以变求变的思绪中，完成实践旗帜下对自由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