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相关学者的论著中。
1.政治学界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
在政治学界，仅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直接论及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而更多的学者则是在研究民主及选举民主问题时间接论及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这些国外政治学者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个体视角（即选民与候选人视角）和组织视角（即国家、政府与政党视角）两种路径。
（1）个体视角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研究
一些国外政治学者在研究选民和候选人是否参选或投票以及如何参选或投票时，指出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对选民和候选人参选行为或投票行为的客观影响性。比如，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中分析“人们为什么不介入政治，不关心政治”时指出：对于公民个体而言，“介入政治的机会成本太高，不值得一试。这些人不愿放弃眼前的确定而具体的利益或源自非政治活动的满足，去获得可能随着政治参与而来的更为遥远、不确定和抽象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认为同可以期望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时，他们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达尔还进一步指出，选举民主中投票活动“要求愈高，时间耗费愈多，代价愈大，困难愈严重，参与者的数目就愈小”。[19]而在《规模与民主》中，达尔指出“体系越大，公民参与民主选举、决策等的成本就越高。不仅如此，而且还存在当一个代议制民主中的公民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流的时间、金钱或其他资源的成本等问题又出现了。”[20]参与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佩特曼借助理性选择的理论和方法，阐释了个体投票者在作出自己关于“是否投票”的决策时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①投票人从他投票所赞成的候选人胜利所能够获得的预期收益（此项可写为B）；②他投出的那一票是“决定性的一票”的概率（P）；③他为进行投票而所需花费的成本，例如搜集信息的成本和交通费等（C）。如果投票人在计算其投票收益和投票成本后，认为收益大于成本，他就会决定投票，否则，他就会决定不去投票。[21]布莱恩·巴利指出，选民是否投票是基于成本与收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他认为，“在分析投票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民主对于每个人的价值，以及个人认为自己的选票具有维护民主机制的机会，并把这些综合起来与投票的成本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够预见民众是否会参与投票。”选举投票的“成本变化比预期收益（可以进行合理的折扣）的变化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更大。”“同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于每个个体行为者而言，与行为相关的任何成本和收益总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探讨更为复杂的情形时，坚持这一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2]
（2）组织视角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研究
一些国外学者通过组织视角直接或间接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问题。当然，在通过组织视角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的学者之中，又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分国别的概括性研究，另一类是分国别的具体性研究。
不分国别的概述性研究情况如下：科恩在《论民主》中，在具体讨论民主的设施条件时，指出“民主要求通过具体设施以便进行有效的参与。所谓设施，不是指代表制等，而是指物质意义上的设施——票箱、公文柜、议会会址与办公室等。在小的民主国家中，这种设施上的需要，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大国中就可能需要巨额开支。民主社会必须具有能力并愿意支付这种开销。……这些设施，还需要经常维修与管理。会议场所要保持完好，办事人员必须保持记录的完整；要组织、举行、检查选举。无数的琐事需要照料，一切都需要花费时间、精力与金钱。……设施条件不足，是民主国家出了严重毛病的征象，结果会很快显示出来。不知是努力不够，还是缺钱，民主的设施条件往往不够完备，而这种不足必然会降低参与的宽度与广度。”[23]要使以选举民主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得到有效运转，“必须经常为之付出代价、时间、精力，并为之担忧、冒险。”[24]
分国别的具体性研究情况如下：美国学者史蒂文森指出，在美国国会选举中“即使所有的金钱捐款和使用都是正当的，它仍然会对我们的政治产生腐蚀性的影响，因为目前政治竞选所需要的巨额金钱唤起了一个可怕的幽灵，即未来的政治将只是少数富人的事情。”[25]有学者批评美国各类选举存在高成本问题时指出，“政治已经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连输掉选举也需要花很多钱。”[26]“选举离不开媒体，国会竞选投在媒体上的广告费每年看涨。国会选举有一大部分是花在了媒体身上。”[27]密切追踪竞选经费的“责任政治中心”研究员比尔赛克在2012年时指出，美国史上最大的总统竞选花费即将出现。随着秋天的临近，两位总统候选人更将花钱如流水，不惜巨资铺天盖地做电视广告。[28]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所属“过渡与战后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在2006年发表的《登记和选举成本全球调查报告》对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瑞典、墨西哥、危地马拉、阿富汗、伊拉克、柬埔寨、海地等10个国家的登记和选举成本作出了具体说明。他们指出，在刚刚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选举登记是一个非常耗费资源的过程。另一个耗费钱财的环节是确保选票和票箱的安全。而这种安全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有关。在一个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国家，这方面的开销尤其巨大。例如，伊拉克2006年的两次选举，总成本大约是5亿美元。柬埔寨也是选举开销巨大。在1993年柬埔寨选举时，每张选票成本是45.5美元。阿富汗大选的成本是每张选票20美元。该报告还对民主巩固国家、民主转型国家、战后选举国家等三种不同类型的10个国家进行选举的经费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他们发现越稳定成熟的国家，选举的成本越低。而在一个新建或重建的不稳定不成熟的国家，实施选举民主必然会付出较大的成本。另外，该报告还指出，缺乏专门选举民主管理机构的国家、刚采取新型选举技术的国家等，往往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都较高。[29]该报告为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计算提供了模式，以帮助像即将举行大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脆弱国家做好选举预算。最后，该报告指出：建立民主是需要花钱的，选举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投入的资金及其使用方式。[30]2012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发文指出，频繁而高昂的民主选举成本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31]
2.经济学界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
与国外政治学界较少直接深入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相反，国外经济学界却给予了较多关注，最为典型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等方面的学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是基于个体视角、围绕选民投票行为来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的是广大选民（当然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参选或投票中的个体经济成本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德姆塞茨指出，选举中的“投票费用其实并不为零”。竞选胜利“依赖于某候选人或其政党投入多少人力和财力。这些资源用于使其选区的广大选民相信他及其正当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32]张五常认为，选民作为投票行为的主体，也逃脱不了作为“经济人”的一面。投票与否就往往取决于投票行为的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结果。如果投票行为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选民就会选择投票；反之，如果投票行为的成本大于投票行为的预期收益，那么具有经济理性的选民就倾向于不投票。[33]卡普兰也认为，人总会根据成本—收益计算来行事。人们在政治投票中的行为也是如此。[34]
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唐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理性投票人假说”（亦称之为“理性选民假说”）。本假说认为，决定选民是否去投票站投票的因素主要包括：自己亲自投票的重要性、对政党政纲所带来的效用预期、投票成本、投票的长期利益等。[35]唐斯认为，选举中选民要付出信息成本，而信息成本的存在将导致选民知情程度的差别，进而影响选民是否投票的行为。[36]“对于投票人而言，投谁的票主要依据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候选人的信息，至于是否收集信息，是否投票，那就取决于预期从这些活动中能获取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若收益大于成本，那就收集信息、投票，反之则不参与这类政治活动。”[37]他认为，选民是否参与政治选举取决于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分析的结果。
在唐斯研究的基础上，赖克和奥德舒克进一步研究了选民参与选举的目标函数。[38]他们认为，“选民的目标是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这个预期效用函数可以写作：R=BP-C。式中，R为单个选民预期从他的投票行动中所获得的报酬（效用）；B为单个选民从他喜欢的候选人获胜（与他不喜欢的候选人相比）中获得的收益（效用）差或净效用；P为这个选民获得B的主观概率。显然，0≤P≤1；C为这个选民的投票成本。如果R＞0，选民就会选择去投票；如果R≤0，他就选择弃权”。[39]然而，现实中选民的投票行为却显示了另一个投票悖论：明知投票没用，还是选择去投票。对于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赖克和奥德舒克解释说，这是由于参与投票的选民可以从选举中获得政治上的满足感或政治利益D，包含在D中的因素主要有：选民投票可以获得伦理上的满足感、效忠这种政治制度的满足感、实现党派偏好的满足感、决定投票和为投票收集信息并去投票站投票所获得的满足感、投票人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能力和作用得到承认的满足感等。根据以上分析，赖克和奥德舒克把R=BP-C函数式重写如下：R=BP-C+D 。他们认为，对于多数选民来说，决定R的最重要的参数是C和D。在R=BP-C+D函数式表明，选民的选举行为（R）取决于三个因素：从投票结果中获得的利益（BP），投票行动的成本（C）和投票行动的额外收益（D）。如果R≤0（或BP+D≤C），选民就不会参与投票（弃权）；相反，如果R＞0（或BP+D＞C），选民就有参加投票的刺激。这样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选民要使自己从投票中获得效用最大化，必须降低投票成本，提高投票的潜在收益和额外收益。[40]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张者和批判者在关于选民投票行为的分析中，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低对选民和候选人是否参选或投票具有重要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在有关公共决策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41]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探讨选民参选时承受经济成本的状况及其影响性，但是由于不特定多数人参与的选举“投票行为”也属于一种“公共决策”行为。因此，布坎南和塔洛克的观点也可用来解释选举民主中选民参选个体成本及其影响性问题。他们指出，“在最基本的理想中，政治是一个完全类似于市场的复杂的交易过程”。[42]“通过采用不同的选举规则，可以提高政治交易中的潜在收益，讨价还价的过程可以使交易双方最大限度地扩展交易的边界。”[43]而“最佳的选择就是平衡所谓习惯上的同意计算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外部决策成本）”，并借此使得选举效果接近于理想。
奥尔森在有关“集体行动的困境”[44]的表现、成因及其对策等问题研究中，虽然同样没有直接探讨选民参选时承受经济成本的状况及其影响性问题，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对选民参选或投票行为也具有解释力和适用性。奥尔森认为，选举这一特殊的集体决策也是通过其多种规则（最常用的是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来发挥积极功能的。当集体决策由某一个人作出时，集体决策便等同于个人决策，此时的集体决策成本极少；而当集体决策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时，每个参与者的偏好对最终的结果都有决定性意义，集体选择耗费最多，决策成本最大。随着集体决策所需同意人数的增加，参与者之间讨价还价的机会和难度也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决策成本以递增比例上升。这样，集体决策成本与所需同意人数之间存在着一种增函数关系。由于大小集团行为个体的成本与收益比值不同，“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5]，故在大集团中更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大集团中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更明显”、“集团越大，就越不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为此要扩大大集团利益的利益必须采取更多更特别的“选择性激励”。同样，在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的选举民主这一类集体行动中，若选民在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也会不参与集体投票（特别是在大规模团体中）。
缪勒认为，在选举民主政治实践中，所采取的规则（一致通过规则、多数通过规则和比例选举制等）不同，会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在此基础上，缪勒还分析了选民承担投票成本与参与选举投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既然选民参与选举投票客观上是要付出成本的，那么如何看待选民承担投票成本与参与选举投票的关系呢？缪勒指出，“如果投票有某种成本C，那么预期从选民所偏爱的候选人获胜得到的利益，的确必须大得足以使选民的计算产生某种投票的预期效用收益（PB-C＞0），选民才会去投票。”“当人们不能确知其他公民投票的成本，以及选民规模很大时，只有在来自投票的心理收益超过成本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个人才会去投票。”缪勒还提出了“最小后悔策略”的概念，并以“最小后悔策略”来解释选民为什么会去参与选举并投票。“如果一个人选择投票，且投票结果独立于这个人的投票，那么因为这个人已经蒙受了毫无用处的成本C而后悔投票。如果投票结果独立于一个人的投票，且这个人选择弃权，那么这个人没有后悔（b）；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选择投票，并且是决定性的一票，那么这个人没有后悔（c）。如果来自一个人所偏爱的候选人获胜的净收益（B）至少是投票成本C的两倍，那么当一个人的选票是决定性的时候，这个人却选择弃权，会发生这个人的最大后悔（d）。最小后悔策略是投票。”[46]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推论结果可看出，选民参与选举民主投票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投票是有成本的，因此在预期效用的意义上，只有看到自己所偏好的候选人被选中的价值——乘上你的选票在选举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性——超过净的预期成本时，选择投票才是理性的。但是，单独一张选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不论投票成本多低，总能超过预期的投票收益[47]。基于这样的原因，选民一般不会去积极参与投票。上述基于成本收益权衡考量的理论推演逻辑证明选民不会参与投票，但选举民主实践的事实却与之有相反的情况发生——有相当多的选民还是情愿“得不偿失”地去投票。对于这种情况，理性选择理论失灵了、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社会学家P.布劳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解释，他指出：第一，政治行动不仅仅依赖于利益的合理计算，有时基本上是人们的价值和感情的表现性现象。第二，政治生活中所获取的报酬不局限于政府所提供的报酬以及选举胜利的报酬，而且还包括许多直接来自政治参与的报酬。一个人前来投票，尽管从经济上看是不划算的，但可能他本人对民主生活有很强的诉求，或者有公民责任感，又或者寻求在投票站露面时的自豪感，这对于他而言就是一种“社会报酬”。社会报酬本质上仍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逻辑，只不过把收益从物质扩大到精神和价值领域。[48]琼斯和胡德森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从投票成本的角度对公共选择的投票理论进行了修正，使得公共选择的投票理论能够解释投票行为。琼斯和胡德森认为，对于投票人来说，评价政治候选人的政策陈述和个人人格的成本（搜寻成本或信息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因此，投票人不可能评价关于候选人的政策和人格的所有潜在的“信号”。恰恰相反，理性的投票人极有可能会利用一个“最优”数量的“信号”来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和选择。在这些信号中，政党身份是一个低成本和精确的信息来源。政党就是政治市场上的“政治企业”，它降低了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费用。[49]
公共选择理论的批判者格林和沙皮罗1994年对公共选择理论[50]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一书中，他们在回顾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的基本观点基础上，开始对公共选择理论主张者的基本观点展开批判。比如，他们指出“虽然赖克和奥德舒克检测了某些调查数据，但是他们既没有评估投票成本，也没有试图将这些成本与人们在投票中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而得到的心理满足进行权衡。其结果是，涉及成本和权利之间的平衡的论述几乎是一种同义反复。赖克和奥德舒克使人们确信的是什么？像公民职责这样选择性的收益是否足以抵消投票成本？简言之，如果投票的收益少于投票的成本，人们是不会去投票的。事实上，他们指出了这样的事实，重要的选举人投票参与引导他们去首先揭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免得投票参与被当作是‘暧昧的和不明确的非理性领域’。仅仅通过约定投票行动令人满足而不需成本，这些作者就把投票悖论与免费入场音乐会的悖论或在公共海滩溜旱冰的悖论归纳为相同地位的逻辑来解决投票悖论的问题。”“总之，对选民投票参与的决定因素有兴趣的读者从这一理性选择传统的经验性研究中获得的启发是很少的。”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对投票成本的系统的经验性评估和解答为什么会冲击那些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们”。[51]
3.国外研究现状简评
上述国外研究者从一定视角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进行了现状考察、问题挖掘及其成因探讨。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前沿性、针对性和深刻性，但是仍然存在一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有：
第一，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理论尚缺乏专门的研究。首先，是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界定。在国外学者的论著中，大多数人都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而不予界定就直接使用，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理论研究的不严谨和不周延。一些学者仅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等同于选举经费、选举资金、选举费用等，一谈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往往就以花费了多少钱来衡量。实际上，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不仅包括可直接用金钱数量来衡量的财力耗费，而且还包括可用金钱数量来间接衡量的人力和物力的耗费。因为人力和物力都是宝贵的资源，在选举民主活动中也要注重具有经济属性的人力和物力之节省。其次，是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构成内容、基本特点、影响因素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进行专门的归纳和分析。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理论研究还较为缺乏。
第二，对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根本成因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在国外学界，虽然有学者对一些国家或地区选举民主活动中的经济成本之现状、成因做过个案性（如对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经费开支的研究）和国别性（如对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瑞典、墨西哥、危地马拉、阿富汗、伊拉克、柬埔寨、海地等10个不同类型国家登记和选举成本的调查报告）的比较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并没有形成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即便是有少量学者在对西方国家选举民主实践绩效进行反思的为数甚少的论文中，也仅是以例证的方式对其实施选举的经济成本之现状、问题和成因作出了一些论述，但是这样的研究还显得不够系统和深入。也就是说，国外学者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零碎和分散的。
第三，对应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高增长问题的对策探讨还较为薄弱。对于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呈现普遍高增长的客观趋势，一些学者持批判或指责的态度，认为正是这种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增长而低绩效的制度设计，导致了今天西方国民对本国选举的厌倦冷漠和“信任危机”，为此应彻底改造现行的选举民主制度，从而来救赎西方民主。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维护或改良的态度，认为这种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增长而低绩效的现实问题之所以产生，并不完全在于制度设计的局限，而在于现实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可以通过完善现行选举制度、改革选举经费筹集和监控体制、采用先进选举民主技术等方法来加以应对。尽管上述两大应对策略都有其一定合理性和可适用性，但是客观而言仍然并不是系统而全面的对策探讨。
第四，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研究的视角还有待完善。通过上述的梳理，我们可发现：无论是在国外政治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学者们似乎更偏好于针对选民“是否参选或投票”以及“如何参选或投票”等行为，从个体视角来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普遍体现为从个体视角探讨经济成本对选民参选行为的影响性），而从组织视角来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成果还很少。上述学者们还钟情于从微观角度，局部性和个别性地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而较少从宏观角度，整体性和全局性地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这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背景决定了的，但更多的是反映出了他们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视角不周全。从组织视角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亚于个体视角来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之，国外学者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还是初步而零散的。正是这种初步和零散研究，才为笔者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拓展或创新空间。
（二）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简称专家学者，下同）给予了关注，这具体体现在他们的论著和工作报告中。当然，在国内专家学者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中，既有学理式的研究，也有考察式的研究；既有基于中国现实的研究，也有基于外国现实的研究；既有个体视角的研究，也有组织视角的研究。尽管国内专家学者有着如上的研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研究大多不是直接性的，而较多是间接性的。
1.国内研究的具体成果
国内专家学者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基本理论的研究
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是否客观存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到底是什么（内涵和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国内相关学者作了一些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阐释。
首先，是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客观存在性的研究。一些国内专家学者在对中外民主及选举民主问题的相关研究中，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在具体探究我国村委会选举、居委会选举、人大代表选举、党内民主选举等各级各类选举中，农民或居民个体“是否参选或投票”、“为什么会出现参选冷漠”等问题时，从个体视角间接论及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比如，毛寿龙指出，选举中的投票费用其实并不为零，选举投票的成本除了金钱成本外，还包括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52]胡荣指出，选举民主中“在一个较大规模的选区中，由于投票所获回报是如此之低，以致很小的成本都会使选民弃权”。[53]倪星指出，选举是一项成本很高的制度，为了平等地参与选举，人们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钱财去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决定取舍。[54]肖立辉指出，是否投票是村民根据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来决定的。如果村民认为投票成本大于投票收益，他就没有动力去参与投票，从而对选举持一种冷漠态度。[55]另外，张富良、王水珍、刘成斌、张亚勇、冯涛、刘良训等一大批学者通过对本世纪近十年农村选举的实证调研或经验观察，也得出了和上述学者类似的观点。[56]而一些学者通过对相关地区居委会选举案例的调研分析，也指出城市居委会选举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及其对城市选民参选冷漠与否的影响性。比如，陈伟东和姚亮认为，居民去投票主要是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考量，当投票的成本大于利益时，就不会去投票；投票的成本小于利益时，就会去投票。[57]熊易寒指出，社区居民出现的参选冷漠现象，既是由社区利益结构所决定的，也是由社区选举制度安排所强化的，更是由其背后客观存在的参选成本与参选收益不对称导致的。[58]
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外不同国家、政府和政党对各类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承受性和负效应问题时，从组织视角直接或间接论及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王浦劬等人就指出，由于“直接民主方式的运行需要巨大的社会、财政、时间、物力成本”，因此在民主的实际运行中，出于成本节约的考虑，经常采取的方式是间接民主（选举民主）方式。[59]张树华指出，以选举为基石的民主“有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土壤、文化、成本与质量。”[60]方绍伟认为，不仅选举民主是有“操作费用”的，而且选举民主制度及其改变并不是中性和无费用的。[61]陈潭指出，“民主需要成本”。“中国要搞民主，也有一个能否承担起民主的成本问题。一是社会动荡的成本；二是时间延误的成本；三是经济耗费的成本。”[62]何俊志指出，“人们在享用民主政体的成果之时，必须要做好承担民主成本的准备”。他还指出，对于选举民主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来说，“应该认识到，一方面必须要为民主选举付出成本，另一方面必须要寻找有效的途径来尽量避免选举的负效应。”[63]唐钧以“民主代价论”来间接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他指出，要得到民主这个“好东西”，“不付出代价可能是不行的。……即使在基层开展民主选举，其可能经历的也都一样，也许这是一个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必须付出的‘学费’。”[64]选举民主在运作时，也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对于此点，陈卫东和吴猛在对城市社区选举问题的调研中指出，从各地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试点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成本过高的问题。选举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过高成为制约许多地方进一步推进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改革的瓶颈。[65]任中平等人指出，“目前的公推直选成本仍处于高位运行，一个乡镇进行一次公推直选，至少需花费好几万，耗费时间往往几个月，呈现出周期较长、投入较大、成本较高的特点。这也成为公推直选始终处于试点而难以广泛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66]甘信奎在论述“发展党内民主应注意控制选举成本，防止增加群众负担”时，也指出了基层党内民主选举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及其负面影响性。[67]另外，还有学者在指出我国台湾和西方相关国家选举成本过高的问题时，客观上也说明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譬如台湾学者朱云汉等指出，台湾地区那种变形与扭曲的选举竞争文化引发的恶质化政党竞争，“让民主竞争变成一场成本高昂的社会内耗游戏”。[68]王绍光在批判西方选举民主是“金钱政治”或“钱主”时，间接指出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客观存在性。[69]孙逊指出，“美国总统竞选是一个堆砌美元的游戏。总统候选人要想赢得选举的胜利，靠的是两票：选票和钞票。选票决定胜负，钞票则是决定胜负的基础。”[70]赵可金和孙鸿指出，“在当今西方，政治市场化的发展使得选举营销成为一项十分昂贵的事业……选举期间，竞选活动看上去精彩纷呈，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免费的，竞选工程实际上是一种堆积金钱的游戏”。[71]周晓苹指出“要想竞选成功，第一件事就是经费。请高参、雇用工作人员、做广告、发宣传材料、做纪念章等，没有钱是不行的。”[72]
其次，是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是什么”（内涵和特点）的研究。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涵，国内专家学者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尽管如此，但是还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外延构成情况来间接论及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涵。专家学者们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涵阐释，大致体现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选举经费（即金钱、资金或费用等“钱衡成本”）来指代“选举民主经济成本”。[73]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专家学者以金钱或经费来诠释和考察“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却并没有明显界定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涵是什么。另一种观点则是以选举经费的开支和选举人力物力的消耗等综合外延构成来诠释“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涵。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不仅包括经费的开支，还包括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即其应是人力成本、物力成本与财力成本的总和。[74]而关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特点，国内专家学者则根本没有涉及。
（2）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基本现状的研究
一些国内专家学者在对中外选举民主问题的相关研究中，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基本现状的问题。这些研究主要体现为：
首先，一些专家学者从组织视角探讨了域外国家各类选举经费开支状况及存在问题。一方面，一些学者概括性地指出了域外国家选举民主经费高涨的事实。比如，何俊志就指出，只要对西方选举发展史稍作观察就会发现，“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选举所耗费的金钱在超速增加。金钱的增加不但带来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还极其容易导致金钱左右政治而形成‘金权’政治”[75]。孙哲认为，在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等选举中，候选人花费大量的金钱不断在全国或地方的报纸上刊登，或在电视台专门的选民“市场”节目上播出商业性的政治广告。从直接邮寄宣传品，到购买电视时间，代价惊人，必须加以很好的控制和商业运作才能事半功倍。选举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金钱，而且随着个人电脑逐渐代替打字机，选举策划的成本不降反升。[76]王绍光指出，在美国各类选举中金钱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选举中所耗费的金钱也在超速增加。[77]王志森指出，“在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中，竞选人必须为建立竞选团队筹集大笔资金，同时要付大笔钱来购买广播、电视时段，要花钱进行民意测验、选情分析，要支付各种其他社交费用，结果使选战成本越来越高。”[78]另一方面，张毅、任言实、李道揆、与非、程慧、田雁、白平浩、王绍光、孙立平、龚小霞、郭纪、张鹜远、王晓江、王明进等学者和一些报刊网络等媒体还以具体数据说明了美国各类选举中的经费增长情况（第四章有具体说明）。[79]当然，不仅美国各类选举经费看涨，而且其他国家的选举经费也不断上涨。比如，《印度时报》2004年5月8日就报道指出，最近37年内仅印度政府花在选举上的费用，就上涨了720倍。即便扣除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等因素，选举费用也比30多年前多了60多倍。而且，各党派及其候选人所花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80]而“日本式民主的成本，不仅需要国家支出较大的费用，个人的支出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当政治家需要有政治理念，也需要有相当丰厚的财政后盾。”[81]韩国2010年6月2日举行四年一次的全国地方选举（包括道、特别市、广域市级和市、郡、区自治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地方自治区域的教育监和教育议员及地方议会议员）。根据其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本次地方选举费用高达8300亿韩元（约合46.6亿人民币），预计这将使本次地方选举成为有史以来费用最高的一次选举。[82]一些学者指出，西方国家“高成本选举问题严重”[83]，因高昂成本而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84]。这些负效应既体现在对选举政治本身的影响上，也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比如汪习根就指出，“近似天文数字的资费无形中把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阻挡在选举民主的高墙之外，使选举民主沦为富人的专利。”[85]王绍光认为，高昂经费支撑的西式选举民主，还造成了“金钱政治”、“权钱交易”和“黑金政治”现象的加剧。[86]高成本的选举民主引发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激起了西方国家广大民众开始将矛头指向本国的选举政治体制，呼吁“将金钱踢出选举”。[87]蔡立辉等人更是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近年之所以会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其高昂的选举民主成本。[88]
其次，一些专家学者在具体研究我国村委会、居委会、人代会、党内民主等各级各类选举之时，在相关论著或调研报告中，主要从组织视角研究了当代中国各级各类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变化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在村委会选举方面：房宁指出，竞争性选举存在“高额成本，社会负担沉重”问题，“即使在我国基层民主实践中选举成本也相当可观。”他还对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人财物力成本进行了推算后，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村委会选举所花费的竞选费用也大有上升之势。[89]冯长福专门针对农村选举的成本状况进行研究。他指出目前农村选举花费在选民误工补贴、选举工作人员补贴和印发宣传资料及选票等方面的费用越来越高。“选举成本增高，对于多数村来说，是一笔较重的经济负担，一些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或者收入很少的村，因此背上债务。”[90]湖北省民政厅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组成的10个调研组，于2007年10月15—25日对湖北省10个县（市、区）的35个乡镇的68个重点村以问卷调查和典型访谈的形式，对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进行了调研。通过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偏高的村委会选举成本给村委会换届选举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一般需40天左右，这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选举成本比较高。由于选举程序的复杂，一次换届选举，村里所承担的费用少则上千元，多则上万元。选举经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进行。”[91]福建省民政厅课题组对该省村民自治状况进行调研后指出：一方面，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太短，村委会选举过于频繁，选举资源浪费较严重，选举成本逐年增加。“每次选举，都要让村委会干部忙碌一两个月，开支一笔钱，少则几千，多则数万不等。……毋庸置疑，目前，我省仍有部分村经济较薄弱，频繁的选举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负担。而且，选举活动多了，牵扯着村干部的精力，也影响发展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增大，坚持“两个过半”会增加选举的难度，加大选举的成本。[92]张红军也以温州地区2007—2008年村级选举为例，分析指出了该地区村级选举所付出的人财物力成本过高，进而使一些村不堪重负，甚至有的经济贫困村举债选举。[93]史卫民等人跨长时间维度（1980—2008年）的专题报告更是全面系统地分析和估算了全国各地村委会选举的人力成本与财力成本开支状况。他们也认为各地村委会选举中的人力和财力成本付出是巨大的，甚至在一些地方（如河南、江西、内蒙古）“选举成本过高”成为了干扰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取得实际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就全国而言不是较普遍的问题，但是对部分省份（尤其是西部省份）应是亟须解决的问题。”[94]在居委会选举方面：詹成付、史卫民、吴猛等专家学者作了较为翔实的估计或推算，不仅提供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数据，而且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95]在人大选举方面：刘智、史卫民、雷兢璇、蔡定剑等人通过充分的实证调研和统计分析指出，中国人大选举中的人财物力成本开支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的负担。[96]“尽管没有明显的经费支出，巨大的人力支出会影响其他工作，所以各地不赞成频繁的选举。”[97]云南省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关于2002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经费开支的调研报告，不仅指出了选举经费的过重，而且还指出了选举经费的不足等问题。[98]符春生和袁东二人对2004年《宪法》修订后的某市县乡换届选举经费支出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他们在估算的基础上，同样指出了一次县乡换届选举经费巨大而沉重的问题。[99]袁达毅认为，县乡两级直接换届选举所需经费数额巨大，而这两级财政又无力承担，结果导致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所需经费大部分不能到位、加重基层单位负担的问题。[100]在党内民主选举方面：袁建伟认为，相对于过去选任一个同样职位的干部，公推直选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后者。由此，关于公推直选成本的问题为不同身份的人们所共同关注。[101]上海大学仇立平在2007年的论著中，就曾指出上海市崇明县绿华镇“这样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乡镇里，用于‘公推直选’的直接支出就约占镇年收入的3.8%。”[102]任中平和李俊等人指出，在四川省相关地区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中，发现选举过程中同程度地出现了成本增加和经费紧张的问题。他们以巴中市平昌县、绵阳市安县清泉镇和遂宁船山区等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为例，对其耗费的人财物力成本进行了实证调研和统计分析。[103]卓泽渊、李向东等人指出，作为党内民主重大创新的公推直选，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就实行公推直选来说，必须要组织各种会议，进行组织动员，使用选举会场，实施安全保障，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成本过高也是公推直选的重大问题之一，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认可必要成本，争取最大效益。[104]也就是说，如果选举成本过高，则可能会成为制约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工作的瓶颈。
（3）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现状成因的研究
一些国内专家学者在对中外选举民主问题的相关研究中，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现状的成因问题。这些研究主要体现为：
一是思想认识的原因。不少学者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出，在实施选举民主上缺乏成本意识或者缺乏正确的成本意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选举民主人财物力成本的递增。比如，赵应文就指出，扩大党内直接选举范围，也要考虑到成本和效率的问题，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采取“左”的做法，为了民主而民主。[105]卓泽渊、李向东等人指出，作为党内民主重大创新的公推直选，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成本过高也是公推直选的重大问题之一，如何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降低公推直选的成本，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问题。[106]雷鼎鸣指出，“我们支持民主制时并不等于可完全漠视它的成本。我相信更正确的态度是想方设法减低民主的负面因素，从而改善民主制度的成本效益”。[107]
二是选举规模的原因。金太军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村委会选举大都尚处于起步或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选举成本相对要大一些，如大量的宣传动员和培训费用，以及一些地方或基层领导人为追求‘轰动效应’或形象工程而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做的表面文章（形式主义成本）。”[108]程竹汝认为，“以社会竞争和冲突为基础的选举体制，其社会代价与社会规模是成正比的。社会规模越大，这种体制运作的代价就越高，体制运作所需的制度性的、技术性环节就越多，而每一环节都会在实际上影响这一体制的实际社会效果。”[109]“人口规模越大时，往往选举的组织成本会提高，有可能对投票率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在我国基层民主实践中选举成本也相当可观。”“从考虑选举的社会成本的角度，投票人的规模又不宜过大。如果投票人的规模过大，不仅选举的组织成本巨大，也难以保障投票人的素质，从而也会降低选举质量。”[110]蔡定剑指出，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如若大规模采取特定数量的代表联合提名，则需要选举组织者投入较大的人财物去应对其带来的“负面问题”、付出更多的控制成本。[111]
三是制度不全的原因。林尚立指出，若把选举当作一场运动来发动，选举民主的动员成本则会高昂。由于“双过半”的制度设计，在当今的农村出现大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委会成员组成复杂的情况下，组织动员的成本必然增加。[112]邓聿文指出，“民主制度的不够健全，增大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基层民主选举中，民众的民主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后，由于民主选举制度不到位，程序安排不合理，造成了一定的无序、混乱，未能体现民意，实行民主的真正目的难以达到。民主制度中的细节问题，对民主的成本与效益也有重大影响。”[113]高元庆指出，影响民主成本高低的因素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及城乡差别，制度因素，社会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等。[114]琚兆成指出，由于“投票成本自负”与“投票损益均摊”的客观存在，这就为操纵和影响选举进而造成了不必要、不合理成本的问题。“多数通过”的制度设计留出了“搭方便车”的空间，被操纵投票在多数情况下可说是投票者的理性选择。[115]有人指出，为什么很多调查反映当代中国村民选举并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过高。现阶段在农村选举中，虽然有了组织法，但还缺少程序法。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缺陷，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交易成本”，比如贿选、家族势力、打击报复等问题。[116]刘春明指出，在研究城市农民工选举权保障问题时指出，选举本身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当流动选民增加时，选举则越发复杂，保障农民工选举权就显得异常困难。而选举制度设计的缺陷、户籍制度的制约等则容易导致城市农民工回乡参选成本过高、选举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117]张健指出，由于选举经费管理与监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了选举经费的递增和使用混乱等问题出现。[118]
四是程序不良的原因。王林生指出，程序设置与选举民主运作成本有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程序设计得愈繁复，工作的可靠性就愈高，但需要支付的运作成本也就愈大。”[119]陈静和杨爱华指出，村民投票选举成本很大的原因何在呢？这既包括选举和政治参与本身的原因，也包括选举组织程序、组织过程、组织技术存在问题等原因。[120]张红军指出，在村委会选举中，过于繁琐的程序设置导致了选举成本投入过大。这种成本一方面是投入的人力大，另一方面是投入的财力大。为此一些村不堪重负，甚至有的经济贫困村举债选举。[121]田改伟和孙彩红认为，在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选举中，存在“选举程序繁琐导致选举成本高”的问题[122]。公推直选可以说是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与实践。但这种选举方式的程序较为复杂，为搞好选举增加了党员和党组织的成本，如果不简化程序，不解决选举成本的问题，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后使党员失去政治热情。[123]作为党内民主创新形式的公推直选，部分地区选举程序烦琐，成本过高，财政负担过重。[124]
五是技术方面的原因。不少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无论是在国外各类选举民主活动中，还是在国内各级各类选举民主活动中，由于没有采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即笔者所讲的器物形态选举民主技术）于选举，或者是由于选举程序技术等（即笔者所讲的经验形态选举民主技术）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导致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趋高。反之，若采取先进的选举民主技术的国家或地区，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则可能较低。比如，王时浩就指出，在韩国选举中，由于采取了电子投票技术和电子计票技术，就不仅降低了选民和选举组织者的人财物力消耗和节省了时间，而且还提高了选举民主活动的效率，增加了投计票的准确度和速度。[125]冯炬和冯小炯也有同样的认识。他们指出，电子计票技术的使用，不仅减少了选举组织者的劳动力成本（如雇用投票员计票员，纸票和投票箱的制造、贮存、运输成本），而且还大大减少选举民主活动在物力成本和金钱成本上的付出量。[126]何俊志指出，参与提名候选人的人数多少也会影响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低。比如：他具体指出，意大利需要500人签名才能成为众议院候选人，而参议院需要300人签名。美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也有类似的高比例的选民签名门槛设置。这种规定增大了相应的选举成本。[127]乔晓阳和张春生指出，我国推行的“双过半”规则和“另行选举”制度，也导致了选举组织者为此必须做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付出大量的人财物力成本。[128]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虽采取先进技术于选举活动中，但是由于人为造成的技术异化问题出现，并不一定能降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付出。比如张鹜远和王晓江等人就指出，奥巴马将网络攻略成功运用到总统竞选营销中，是其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获胜的一大“法宝”。但是，借助网络开展总统竞选营销活动，必然需要付出高昂的营运成本。[129]
（4）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控制对策的研究
一些国内学者在探讨如何控制民主或选举民主的成本问题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对待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控制的对策问题。
首先，从提高认识方面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控制的问题。马文运指出，在政治体制转型中要特别注意包括选举民主在内的民主实践形式的成本投入控制问题。[130]刘军宁指出，“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民主，非常重要。”[131]雷鼎鸣指出，“对民主分析时，必须考虑到它的成本与效益”，发展完善民主可能有经济代价，“我相信更正确的态度是想方设法减低民主的负面因素，从而改善民主制度的成本效益”。虽然雷鼎鸣是针对香港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情况而论的民主成本控制意识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也值得我们思考。[132]有学者指出，“民主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想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亟须建立民主成本的理念，或许可以少付些学费。”[133]丁成荣指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不能不进行成本核算，不能超过本国的经济能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和发展，也遵循着成本—收益的规律。……人们应设想出许多降低成本的方法。”[134]高元庆提出，“控制民主成本的对策主要包括树立民主成本意识，推进宪政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建立民主成本的分析、评价、监督与责任机制，发展民间组织。”[135]曾瑜华指出，作为党内民主创新形式的公推直选实行有限的竞选活动，相对于传统党内干部选拔任命制实行的“等额选举”而言，不仅其效率可能会有所降低，而且选举成本还会有所增加。因此，就要考虑“控制选举成本”问题。[136]
其次，从制度建设方面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控制的问题。蔡定剑指出，“当然在民主选举中也要尽量降低成本，找到适合一个国家的一种低成本的选举制度安排。”[137]胡荣指出，选举组织者通过给每个参与者发10元补贴虽然降低了村民参与选举的成本，但是也存在增大选举组织者成本的问题。为此，政府首先应考虑建立一项村民选举经费专款；同时，考虑如何合理地管理私下流动的选举费用。[138]金太军教授指出，对于当前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较高的现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积极引导，通过制度或政策创新，……以减少村委会选举的成本，扩展其应有收益。”[139]杨雪云指出，由于任何制度的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降低实施制度所需要的社会成本。“组合竞选”作为一种选举制度其认同度和生命力都要大大超出“海选”。这集中体现在“组合竞选”的制度设计本身具备的纠错机制，为事前纠正班子的不合理成分提供了可能，节约了选举偏差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140]琚兆成认为农村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应该在“选择成本”与“外部成本”之间作出科学的权衡，尽量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的满意度。设计合适的选举通过率，以最低成本实现最优选举。在一些经济资源较少、村情相对简单的村，可以设计为较低的多数通过率，如过半或60%左右的通过率即可。对于经济资源较多、选情较复杂的村，可选择较高通过率的方案，让争议的各方都有一定的表决权，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少数派的利益被“搭便车”的多数派侵占，有效地降低外部成本，减少或避免选举中的上访、闹事等选举事件。[141]王林生指出，“在乡镇长的公推直选工作中，应该认真考虑公选程序与运作成本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公选程序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而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的做法。”[142]郝继明指出，要注重完善公推直选的运行环节，解决成本过高的问题。一定要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尽量节约成本。具体措施为：一是要把公推直选的程序、时间尽可能地固定下来，使公推直选工作经常化、常态化，免得每次都兴师动众、手忙脚乱。二是要实行联合公推、联合直选。把不同性质、不同职位的公推直选放在一起同时进行，以减少各种会议的次数。三是要实行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统筹直选，统一规划部署、统一时间安排、统一程序要求、统一发布公告、统一命题考试、统一评阅试卷，分级确定直选职位、分级制定实施办法、分级接受报名与资格审查、分级组织面试、分级进行考察、分级决定任用。必要的时候推到全国，就像国家公务员考试那样，实现约化的效益。四是要及时把公推直选中有培养前途的落选干部纳入后备干部库管理，并根据他们的专业、特长和潜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减少公推直选工作的频率，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143]吴洁认为，对于党内民主选举成本控制，也应加强选举经费预算制度控制。只有通过严格的选举资金预算管理，才能有效控制党内民主选举经济成本，杜绝贿选行为对党内公平竞争选举产生的负面影响。[144]黄金荣认为，选举民主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选民承担过重的救济成本。为此，应建立健全选举民主监管制度。[145]王绍光教授指出，美国等西方各国政府为应对超速增加的选举经费，限制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了大量的法律来规范选举经费的收支，另一方面还通过各种途径以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来尽量减少社会力量利用金钱来左右选举。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有效约束选举活动中金钱泛滥的制度建设。[146]蔡立辉等人认为，要有效解决西方选举民主实践中的高成本问题，必须从完善选举民主中的游戏规则、变革传统的选举民主制度等方面来着手。[147]
第三，从技术创新应用方面探讨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控制的问题。其一，是一些国内专家学者在探讨控制民主或选举民主的成本问题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从经验形态的选举民主技术（选举程序、选举方式、选举方法等）来控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比如，王本文提出了合理控制公推竞选成本的几项具体措施：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公推竞选地域范围；二是要上下联动，开展规模化公推竞选工作；三是要对公推竞选成果进行深度开发，重点是对落选中的优秀人员进行合理使用和安排。[148]彭同军指出，在2005年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匡河乡文斗河村的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通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传统的选举办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实行了一些新的选举办法和措施（具体包括第一是选择在多数选民的“家门口”设立投票站，第二是提前进行正式候选人演讲、答问），既方便了选民投票，也提高了参选率和降低了选举成本。[149]仝志辉指出，正是由于村级选举推行的高成本，实践才不断创新出简化选举制度、减少选举成本的办法。如选民一次登记长期有效、无候选人选举、简单多数当选、村委会成员聘任或代理制度等。[150]杨炳珑等人指出，2005年浙江省杭州市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实行的“自荐海选模式”，既保证了直接民主选举，体现了选民的意愿，又尽可能地方便了村民，节约了时间，降低了选举成本。[151]对于如何应对村委会选举成本偏高的问题，湖北省民政厅的马建平提出了改革和简化选举程序的建议。比如：一是改“登记选民”为“选民登记”；二是改“两票制选举”为“一票制”与“两票制选举”并存；三是改“选举大会中演讲”为“选举大会前演讲”；四是改“两委分选”为“两委统选”；等等，可以降低选举成本。[152]唐鸣教授指出，在200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16个省（区、市）已试点的“无提名候选人选举”办法，有助于降低选民参与成本。[153]福建省民政厅课题组指出，基于村委会任期短而导致选举成本增加和坚持“两个过半”等原因导致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过高的情况，该课题组建议对村委会选举活动予以整合，简化选举过程，改村委会一届任期三年为五年，同时建议参选应坚持自愿原则，以获得参选人的多数票才能当选，这样既体现了民主，又降低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154]李子明指出，要在确保程序技术设计科学、充分扩大民主、保证工作质量的基础上，适度简化工作步骤，适当降低选举成本，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必须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重要环节：一是最好结合换届进行；二是尽可能简化部分程序；三是可以考虑分区进行直选。[155]张军廷和刘增发指出，在200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河北省栾城县通过减少预选提名候选人环节、放宽村委会委员当选的票数规定等改革，实施“自荐直选”方式，不仅提高了选举的成功率，而且降低了选举成本。通过实行“自荐直选”的选举方式，以及在村委会主任产生的前提下放宽村委会委员当选所得票数两项改革创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减少了选举程序，缩短了选举时间，加快了选举进度，节约了选举经费，节约了选举成本。[156]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也在工作报告中，肯定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行“自荐直选”模式，顺应了新形势下农民的政治诉求，有利于扩大基层民主，有利于降低选举工作成本和提高选举工作效率。[157]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公推直选’与村两委联动选举”，有效地降低了选举成本。[158]徐付群指出，改革选民登记方式，实行自动登记到以自愿登记为主的混合型登记，也有助于选举成本的降低。特别是“自愿登记”，“有利于降低选举成本、提高效率”。[159]唐鸣教授等人指出，近年来在我国村委会选举中不少地方创制了“下加”计票方法，该方法尽管在目前存在一定的机制设计不完善之处、存在公平与效率的一定矛盾性，可是此方法有利于集中选票、提高选举成功率、降低选举成本。[160]
其二，是一些国内专家学者在探讨控制民主或选举民主的成本问题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从器物形态的选举民主技术（电子投票技术、电子计票技术、网络投票技术等）来控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根据民政部《关于做好2005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161]的要求，各地在选举民主实践中通过借鉴和应用科学技术来控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相关学者进行了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比如，针对目前我国选举过程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力成本问题，有学者提出利用因特网的快速高效廉价等优势，逐步试点推行“网上选举”。逐步试点推行“网上选举”，会使得选举民主不仅比现在的选举方式效率更高，而且成本更低。通过网络系统直接提交选票，实现选票的无纸化操作，可以节省很多纸张，有利于避免每年制作选票带来的资源浪费，是一种真正的、生态的，具有人文关怀的低成本选举。逐步试点推行“网上选举”，不仅可以节省选举民主的人财物等经济成本，还可以降低选举民主的政治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162]肖立辉教授对于上海周家渡30个居委会2009年换届选举用上电子计票机作出评价，认为电子计票从选举成本降低的角度来看，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163]陶文昭认为，电子信息技术不仅可以降低选举民主的时间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选举政治在宣传、组织、投票等上的经济成本。[164]而电子计票技术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少选举组织者的劳动力成本（如雇佣投票员计票员，选票和投票箱的制造、贮存、运输成本），而且还大大减少选举民主活动在物力成本和金钱成本上的付出量。[165]
2.国内研究现状简评
在国内专家学者的论著中，直接或间接地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取得了一些具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有：
第一，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概念的内涵界定缺乏专门明确的研究。在国内专家学者的论著中，大多数人都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作为一个约定俗成、人所共知的概念而不予界定就直接使用，这常常造成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上的混乱。一些专家学者将选举经费、选举资金、选举费用等概念直接等同于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一谈选举民主的经济成本，往往就以花费了多少钱来衡量。实际上，选举民主的经济成本，不仅包括金钱的耗费问题，而且还包括人力和物力的耗费。因为人力和物力都是宝贵的资源，在选举民主活动中也要注重人力和物力的节省。
第二，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国内学界，虽然有专家学者对一些国家或地区选举民主活动中的经济成本之现状、成因做过个案性（如对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经费开支的研究）和国别性的比较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内人大选举、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中的经济成本之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做过相关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并没有形成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目前仅有中国社科院的史卫民、刘智和袁达毅等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比较专门系统的研究，但除此之外还很少）。即便是有少数学者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现状研究得较为专深，但是也存在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中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影响因素）研究不够全面系统深入的现象。
第三，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如何有效控制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既然选举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那么唯有做真做实选举民主，才可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质量得以保证。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有效控制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客观理性地研究，自然是搞好选举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重要课题。然而，在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人数和问世成果都很少。近年来，在国内虽有部分学者力图从制度建设、技术革新等方面来研究控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对策，但是这样的研究毕竟还是不够全面系统的。
第四，在有关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的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定不科学性。这个问题在国内研究者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对各类选举中的成本付出状况是定性研究多而定量研究少、个别性研究多而整体性研究少。在国内研究者中，不少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是由于学科背景，或是由于偏好使然，或是由于思想顾虑等），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思辩性、定性化的研究多，而对其进行实证性、定量化的研究少。另外，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似，同样存在从局部性、个别性等微观角度来探讨选举民主活动成本问题多，而较少从整体性、全局性等宏观角度来探讨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虽然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有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是孤立零散的研究成果多，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少；重复性研究成果多，创新性研究成果少。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当然，国内外这种研究现状恰好为笔者提出了“好契机”。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笔者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或借鉴，另一方面正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不足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创新或拓展的空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空间，才使得笔者的本选题具有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