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末清初华北地区民间宗教活动概况

明清时代的华北是民间宗教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八卦教就产生在山东省单县。在八卦教问世的清代康熙初年，华北地区已经存在着多种民间教派。像任何一个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物一样，八卦教的产生既适应了时代和群众的要求，也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八卦教是民间宗教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是明末清初宗教运动的一个发展。可以说，没有明末清初民间宗教这个母体，没有汹涌澎湃的民间宗教运动，没有历代积淀的各类丰富的宗教思想资料，时代就不会造就出一个八卦教。八卦教并不像某些学者所云，仅仅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八卦教实质是多种民间教派孕育滋生的结果，这一点随着本书的不断扩展，将会逐渐明了。

明代中末叶，是中国民间宗教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新的教门、新的支派和宗教预言家、组织者大量涌现的时代。然而腐败的明朝统治者对当时宗教发展的状况仅有一种笼统的认识，而缺乏细致、具体的了解，更谈不上追根溯源、条分缕析。明代这种民间宗教演变是从明成化、正德间开始的，到嘉靖一朝，得到急剧发展，万历一朝则达到鼎盛时期。万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上书言事：

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1]

他建议朝廷下令“严行访拿”，并刊布榜文，将禁止左道条款向百姓“晓谕”。然而，数十年过去了，到万历末期，民间宗教活动愈演愈烈，已到了不可遏止的状况：

……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醵钱会一名、涅槃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净空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令严为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乞敕下臣部，行文五城厂卫，严令禁戢，立刻解散。^[2]

这段议论，焦虑重重，足见民间宗教的流布已经成为明末重大的社会问题。即便如此，朝廷竟没有一个人对民间宗教有一个明晰了解，仍然把一切教门都归之于白莲教，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严办。

明末民间宗教如此兴旺发达，固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但统治阶级对宗教本身的放任乃至笃诚信仰，无疑给民间宗教的兴起开启了大门。有明历代皇帝几乎都笃信宗教，非佛即道，或佛道相兼。明中叶之正德皇帝不但佞佛，且信番僧，而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更是迷恋宗教的典型。据史料记载：世宗初登基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先征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大加宠信”；继招陶仲文，陶得宠二十年。嘉靖二十年以后，帝“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多次自封道号，屡收仙方、道书、秘籍，前后达千余种。他信奉符箓派，对丹鼎派并不排斥，内丹、外丹兼收并蓄，最后还是死于丹方之手。世宗在位几半世纪，崇信道教有增无已，影响波及整个社会生活。上至朝廷，下至民间，无不受其风熏染。道士地位骤然提高，达官显宦多师事道士，以问道家故事。廷臣需撰青词，青词是否称旨，往往决定身家荣辱。^[3]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民间求道访真，参师拜友，自造经书，自创教门，妄称祖师之风，因之大兴。接下来又是神宗在位几半世纪，佞佛之风又甚嚣尘上，不可遏止。世宗时“妖僧流道”动辄在京师“聚集数以万众”，而万历初年，皇太后又屡允僧人“于戒坛设法度众”以至“游食之徒，街填巷溢”^[4]。这种风习至万历末年更趋炽烈：

（万历四十七年）……四方饥民就食来京者不知几千万。游食僧道十百成群，名为炼魔，踪迹诡秘，莫可究诘。……白莲、红封等教各立新奇名色，妖言惑众，实繁有徒。^[5]

而这些民间宗教，往往混迹于佛、道，“四方各有教首，谬称佛祖，罗致门徒，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视聚听。且以进香为名，踵接于路，无论舆仗擅龙凤，为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鼓喧天，……以为缁衣、黄冠之流者正酝酿之以成绿林、黄巾之变者也”^[6]。

这种惊心动魄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末年整个社会信仰宗教的浓厚风习，以及民间宗教乘机发展的情状。统治阶级以为信仰宗教可以永葆福寿，定国安邦，哪里知道，他们自己酿了一杯苦酒，终须自尝。

上面这些史料，仅是明末民间宗教状况的宏观描叙，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对当时各教派的源流和特点作出详尽的恰如其分的评判，因此只能将各教派笼统地归之于白莲教。其实这些教派，有些属于白莲教的衍生物，有些是白莲教和其他教门融合的产物，有些则属于白莲教系统以外的全新教派。对此我们只有通过简略的介绍才能明了。